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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7-28/153620776323.shtml
2010年07月28日15:36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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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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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广州市政协向广州电视台提交建议，要求大幅提高普语在广州电视台的播出比例，降低粤语播音比重，引发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凡响。这触发了近年来一直盘踞在广州人对本土文化消失的深厚焦虑。六、七月的广州，从大众媒体到网络世界，“保卫粤语”的声浪，如七月骄阳，持续高涨。
在多元共存的诉求下，为保育古老、长期独立发展的粤语，捍卫粤语连接的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年轻的广州人投入了理性、持续的热情，并得到了来自以香港为首的海外粤语地区的广泛支持，乃至触发了其他城市对本地文化与方言处境的话题。
与广州年轻一代蓬勃的捍卫粤语行动不同，早在2005年，上海就发出“保护上海话”的浪潮。但同样是方言，在不同城市价值观以及讨论空间之下，却有各自的故事。
2010年08月03日 15点0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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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共存的诉求下，为保育古老、长期独立发展的粤语，捍卫粤语连接的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年轻的广州人投入了理性、持续的热情，并得到了来自以香港为首的海外粤语地区的广泛支持，乃至触发了其他城市对本地文化与方言处境的话题。
与广州年轻一代蓬勃的捍卫粤语行动不同，早在2005年，上海就发出“保护上海话”的浪潮。但同样是方言，在不同城市价值观以及讨论空间之下，却有各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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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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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愿意学一点上海话
在香港生活多年的闾丘露薇，已经习惯了在英语、粤语、普通话乃至上海话之间的切换。“在凤凰卫视，出去采访说普通话多些，同事之间，主要说英语、粤语，有时遇到老乡，则会闲说两句上海话。”
当闾丘露薇从香港回到上海的时候，她下意识地用上海话开腔，有时得到的却是茫然的回应，双方不得不切回“普语[注：原文“国语”一词不妥，改“普语”]频道”。
“在那一刹那，我会怀疑是不是在外面呆久了，我的上海话已不那么标准。”但实际上，她发现如今上海的年轻人说上海话已经越来越少，甚至有些小孩子都不怎么会说上海话了。
说什么语言，视谈话对象而定，这几乎已成为流动性广泛的现代社会中的一条生活准则。“在公共场合一般说普通话，在有外地人在场的公共场合一定说普通话”，也是大多上海人遵行的原则。
自上世纪50年代国家倡导“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以来，孩子们在学校里说普通话，父母家人在家中也配合着说普通话，甚至舌头已不活络的老人也用“搭僵”(上海话，意为僵硬、糟糕)的普通话哄儿孙辈。“到头来，他们已经不习惯说上海话了。”钱乃荣说。
五星体育的上海话节目主持人、80后小乐也承认：“现在能连续说五分钟上海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像他这样从小开始对上海滑稽戏痴迷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已属异类。
“但是，‘团团门’事件点燃了上海人语言自豪感的灰烬。”小乐这么认为。
去年年底，上海电台直播的动感101《音乐早餐》节目收到一条听众短信：“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主持人晓君当即回应：“请团成一个团，以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你讨厌的人的周围。”
主持人晓君的这番言论，被网友标签为“骂人不带脏字凸显素质低劣”，也让上海话所搜刮的屈辱感，再次沦为众所攻击的对象。“方言的使用是顺其自然的事，如果掺杂过多文化心态，反而会影响正常的人际沟通。”闾丘露薇说。
尽管自2005年始，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 “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市教委发起了“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上海市语委也策划了“上海方言地图”的绘制。在这方面先行的专家如钱乃荣，则积十年之功编出一本《上海话大辞典》，2008年更鼓捣出一套上海话拼音输入系统。但是在钱乃荣看来，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更紧迫的是上海话长久以来的使用失范，“是上海人使上海话走向衰落。”
对于这一波粤语保护浪潮，钱乃荣对比上海话，认为“虽然广东的方言更为芜杂，但是他们有香港的标尺，广州话就可以向着那一套约定俗成的规范靠拢。”现在钱乃荣每周在本地报纸上专辟沪语写作版，推广上海话。
这种从官方、学者自上而下的“方言挽救”法，在李大伟看来，并不契合上海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上海话是带有工具理性的，工作语言和社交语言的分离是上海话发展的大势所趋，就像香港人那样，上班不得已说英语，生活中见缝插针地说粤语。”
立志坚持上海话主持风格的小乐，一边庆幸自己“上海话的语言思维保持得很好”，一边不禁质疑，身在上海的外来者为了在外企打拼乃至出国，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考托福、雅思，为什么不愿意学一点上海话，以融入上海的本地文化呢？
对此，另一个声音也在网络上喧嚣尘上，“在上海这个不会说上海话完全混得下去，不会说英语却万万不行的城市，不说上海话又能怎么样？”
（南都周刊）
2010年08月03日 15点0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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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生活多年的闾丘露薇，已经习惯了在英语、粤语、普通话乃至上海话之间的切换。“在凤凰卫视，出去采访说普通话多些，同事之间，主要说英语、粤语，有时遇到老乡，则会闲说两句上海话。”
当闾丘露薇从香港回到上海的时候，她下意识地用上海话开腔，有时得到的却是茫然的回应，双方不得不切回“普语[注：原文“国语”一词不妥，改“普语”]频道”。
“在那一刹那，我会怀疑是不是在外面呆久了，我的上海话已不那么标准。”但实际上，她发现如今上海的年轻人说上海话已经越来越少，甚至有些小孩子都不怎么会说上海话了。
说什么语言，视谈话对象而定，这几乎已成为流动性广泛的现代社会中的一条生活准则。“在公共场合一般说普通话，在有外地人在场的公共场合一定说普通话”，也是大多上海人遵行的原则。
自上世纪50年代国家倡导“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以来，孩子们在学校里说普通话，父母家人在家中也配合着说普通话，甚至舌头已不活络的老人也用“搭僵”(上海话，意为僵硬、糟糕)的普通话哄儿孙辈。“到头来，他们已经不习惯说上海话了。”钱乃荣说。
五星体育的上海话节目主持人、80后小乐也承认：“现在能连续说五分钟上海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像他这样从小开始对上海滑稽戏痴迷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已属异类。
“但是，‘团团门’事件点燃了上海人语言自豪感的灰烬。”小乐这么认为。
去年年底，上海电台直播的动感101《音乐早餐》节目收到一条听众短信：“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主持人晓君当即回应：“请团成一个团，以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你讨厌的人的周围。”
主持人晓君的这番言论，被网友标签为“骂人不带脏字凸显素质低劣”，也让上海话所搜刮的屈辱感，再次沦为众所攻击的对象。“方言的使用是顺其自然的事，如果掺杂过多文化心态，反而会影响正常的人际沟通。”闾丘露薇说。
尽管自2005年始，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 “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市教委发起了“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上海市语委也策划了“上海方言地图”的绘制。在这方面先行的专家如钱乃荣，则积十年之功编出一本《上海话大辞典》，2008年更鼓捣出一套上海话拼音输入系统。但是在钱乃荣看来，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更紧迫的是上海话长久以来的使用失范，“是上海人使上海话走向衰落。”
对于这一波粤语保护浪潮，钱乃荣对比上海话，认为“虽然广东的方言更为芜杂，但是他们有香港的标尺，广州话就可以向着那一套约定俗成的规范靠拢。”现在钱乃荣每周在本地报纸上专辟沪语写作版，推广上海话。
这种从官方、学者自上而下的“方言挽救”法，在李大伟看来，并不契合上海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上海话是带有工具理性的，工作语言和社交语言的分离是上海话发展的大势所趋，就像香港人那样，上班不得已说英语，生活中见缝插针地说粤语。”
立志坚持上海话主持风格的小乐，一边庆幸自己“上海话的语言思维保持得很好”，一边不禁质疑，身在上海的外来者为了在外企打拼乃至出国，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考托福、雅思，为什么不愿意学一点上海话，以融入上海的本地文化呢？
对此，另一个声音也在网络上喧嚣尘上，“在上海这个不会说上海话完全混得下去，不会说英语却万万不行的城市，不说上海话又能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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