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 十八线基层科员。。交流下业务。。
首先抛砖引玉：
（1）在与证人了解相关情况时，在监督执纪中使用谈话措施，在监督执法中使用询问措施
（2）对证人在初核阶段和调查阶段均使用监委询问笔录
那么，请问：
这两句话是否矛盾?

看法条出处吧，觉得不矛盾

初核阶段一般不分执纪还是执法

其实在你暂无法判断案件将来是违纪还是违法或者（违纪违法皆有），你就使用监委的谈话措施吧！错不了

我认为立案以前还是应该通用谈话措施

规定中表示，谈话是针对被核查人和调查人的专用措施，

欢迎理性交流。。
（1）在与证人了解相关情况时，在监督执纪中使用谈话措施，在监督执法中使用询问措施
（2）对证人在初核阶段和调查阶段均使用监委询问笔录
第一句在21年的文件中出现的。第二句是最上面的网站外网可查的。当前取消了《被谈话人权力义务告知书》后，对证人使用谈话措施，面临着没有权力义务告知书可用的尴尬境地。
现实中，很多案子在接手后，都在研判是违纪或者职务违法案，如果是违纪案，就通用纪委文头，不可以使用监委措施，这是否违背了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的初衷？况且这种研判案件是违纪还是违法本就是没事找事，自己给自己套笼头。

理性讨论：
1.（1）在与证人了解相关情况时，在监督执纪中使用谈话措施，在监督执法中使用询问措施
这句话是21年最上面的文件中出现的。
问题在于：当前已经取消了“被谈话人权力义务告知书”，那么，在监督执纪中，如果证人是非党员，对其采取谈话措施，就面临着没有权利义务告知书可以出示的情况。
此外，在什么环境下可以监督执纪？在什么环境下可以监督执法？暂时没有找到任何依据。
（2）对证人在初核阶段和调查阶段均使用监委询问笔录
这句话来自最上面网站（外网可查），21年1月还是9月的一个问答中出现的。
个人认为初核阶段和调查阶段确实可以对证人直接使用询问笔录，理由如下：
一是在监督执纪中，对非党员证人采取谈话措施，没有权力义务告知书出示。
二是在研判线索时，不能过于武断的认为此线索为违纪或者违法案件，因为违纪的同时很可能牵扯到职务违法，或者简单的违纪问题（比如反映某窗口工作人员态度粗暴的线索），其证人很可能是非党员。
三是纪委监委合署办公，违纪案件中为何不能使用监委调查措施？这没有任何依据和来源。
综上，个人以为第一句欠妥。第二句当前具有普适性。

结合实际操作回答一下吧！
有一个现实情况就是：每个人对法条的理解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法律这个东西，不能扣的太死太细。
举个例子：初核时对证人也可以用谈话，由于这个知识过于细节，所以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到了案卷评查的时候，检查你案卷的人也许也不知道，就会认为你措施使用错误，过个一年半载，估计问到你的时候，你也可能比较懵，甚至都不会问你，就给你记上了。
所以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就简单点，只要是证人一律用询问，就没啥问题了，因为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

谈话措施分两类，纪委谈话与监委谈话。
规则释义中规定，纪委谈话措施的对象是相关人员，监察法释义中规定，监委谈话措施的对象是初核和调查的被核查人和被调查人。
所以，为了操作方便，初核一律用纪委谈话措施。

我们在采取谈话（广义）前，不管是采取询问，讯问或者谈话措施，都要出示权力义务告知书，
以前有《谈话对象权力义务告知书》,现在没有了，所以纪委在对非党员证人采取谈话措施，就面临么有合适的权力义务告知书可用的情况。

我们上级案管给的答复是党员违纪轻处分案件一律不用告知书，非党违法案件用告知书，严重违纪非法用告知书，需要告知书的证人用询问

对证人谈话，无论是违纪还是违法案件，均建议使用监委的询问措施，笔录和通知书均为监委单头，并出具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主要原因是：1.如果是违纪立案，初核阶段的询问笔录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是职务犯罪案件，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类型中的证人证言不包括谈话笔录，初核阶段的谈话笔录必须转化为询问笔录才能作为证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