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米小旭的电话 我返身拿起电话话筒。 “喂。”我说。 “请问是欧阳宁秀家吗？”一个不亚于我的年龄的女声。 “我是欧阳宁秀，你是谁？”我最近没接触过对方的声音。 “欧阳！真的是你吗？你绝对猜不出我是谁！”对方的口气既激动又亲切。 “苗姐？”我猜。苗姐是六年前我因卵巢囊肿住院时的病友。反正不是我掏电话费，我愿意奉陪对方聊天。我家打电话你一看就知道是打出去的还是接进来的。像报火警那样简洁的，准是我们打出去的电话。死聊的，全是从外边打进来的。什么时候该死的电信实行固定电话双向收费了，什么时候我们家接电话就也像报火警了。对于没钱的家庭，安电话等于让电信局在你的心脏上连了一根电线，将你的血液直接输送到电信局。据说咱们这儿的电话收费之贵在全世界排名第一，而人均收入却全球排名倒数前20名。依我说，就是这么穷的。电信经营者把计次费调得贼高，等用户都舍不得打电话后，经营者再打月租费的主意，这不是弱智是什么？ “不是。再猜一次。”对方使用的肯定不是家庭电话，要么就特有钱，还得不吝啬，特有钱的人也有舍不得打电话的。 “小乔？”我再猜。小乔已经46岁了，是当年和我一起插队的难友，回城后在一家商场当售货员。 “我一开始就说了，你肯定猜不出。果不其然。我是米小旭！你不会忘记我吧？” “米小旭？怎么会是你？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真的是你？米小旭！”我惊声尖叫。米小旭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自从小学毕业分手后，从未谋面。 “我怎么不能知道你的电话？只要你活着，我就能打听到你的电话。没想到是我吧？”米小旭还像小时候一样，性格张扬。 “有三十多年没见了吧？”我说。米小旭的一个电话，让我年轻了三十岁。 “整整三十五年！我算过了。我家还有小学毕业分手时你送给我的笔记本，注意，是纸的笔记本，不是笔记本电脑。” “我也得有啊！”我笑。 “你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道：小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那时都这么写赠言。”我感慨。 “你现在怎么样？在做什么？” “下岗了。原先是工人。” “什么下岗，不就是失业嘛！我也失业了。更好，自己挣大钱。有孩子了？” “今年考大学。你的孩子多大了？”我问。 “我没孩子。是他的毛病。我不在乎。这年头，指不上孩子。” “这倒是。当年，咱们班女生中，是你第一个来月经的。你上着上着课突然大喊椅子上有钉子，扎破了你的屁股，流了好多血。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傻得真够可以的，用今天的话说，真是傻那个。之前怎么就没人告诉我？连我妈都不跟我打个招呼，让我出这份洋相！你看你，三十多年了还记得！我要有女儿，她六岁时我就告诉她。我也真是，全班第一个来月经，到现在还没孩子，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没办法。”米小旭格格笑起来，她还像上小学时那样爱笑。 “你说你下岗后在挣大钱，怎么挣？告诉我，我都快揭不开锅了。”我说。失业后，我尝试过多种挣钱的方法，包括卖煎饼，都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是每个行当都人满为患，卖的比买的还多。 “炒股呀！我已经挣了三千多块钱了！”米小旭说。 “炒股？那是有钱人干的事吧？”我自然想起了华尔街。我从垃圾箱里拯救过一本描述美国华尔街的书，因此我对股市略知一二。1929年美国股灾，死了多少人。 “没钱一样炒！我就是三万元起的家。我的一个股票已经连续涨停两天了，爽呀！你也炒股吧，在咱们这儿炒股，和赌博差不多。中国人最爱赌博，这在全世界都有名。知道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吗？” “听说过。”我不知道炒股和美国赌城有什么关系。 “拉斯维加斯最有名的赌博地点是凯撒宫。在凯撒宫，除了英语广播，你猜还有什么语种的广播？”

此后，胡敬的知名度与日俱增，如今他在经济学界已成为一言九鼎级的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桂冠已经戴了不少年头。不是所有人都有幸和名人当过小学同学，每次从媒体上看到胡敬，我都有自豪感。这里还包含了我对自己的眼光的肯定，我相信当时在我们班上所有女生中，将胡敬定为白马王子的人不会很多，胡敬的长相并不出众。 我很想见小学同学，特别是胡敬。在从米小旭口中获悉此次聚餐无需凑份子后，我决定参加这次同学聚会。 然而我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我家一旦有点儿闲钱，都用来给曲航买衣服了，曲航身高增加得比较快。我穿衣服的原则是，可以旧可以破，但不可以小和脏，尤其是不可以小。我的这个原则和我家的经济实力不相符，曲航的身高几乎每个月都在变化，就算给他买较大的预留衣服，过不了一年，他穿着就像马甲了。我进入四十五岁后，尽管营养不良，身体却依然固执地明显开始向横向发展，我的衣服都瘦了，能系上扣子的已经不多。在我和儿子之间，当然给他换装先于给我换装，特别是我失业后，我在家里的换装地位已经排在了曲斌后边。 除了衣服，容貌也是我参加小学同学聚会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我看镜子里的我。一张饱经沧桑的脸，皮肤上不平的地方已经多于平展的地方。不笑还好，一笑眼睛立刻被皱纹围剿封杀。我一直奇怪这件事，怎么高兴和皱纹的联系如此密切呢？你随便看一张逾四十岁的脸笑时的模样，如果你脑子里没生出“乐极生悲”这四个字，只能说明你的观察力和表述力欠佳。 我对着镜子使用双手隔着皮摸自己脸上的骨头，从脑门经过眼眶和嘴一直摸到下巴，我摸的确实是一颗骷髅，不信你现在放下书也摸，绝对能感觉到你是在顶着一颗骷髅活。十几颗小学曾是同学的骷髅要在下周聚会，其中我这颗还在为骷髅外的包皮上的皱纹感到遗憾。我觉得挺好笑。 我的头发几乎都白了，现在之所以黑，是染的。曲航多次劝我不要染发了，儿子说染发剂毒性很大，他上化学课时老师讲过染发剂的化学成分，全是和人不共戴天的死敌。曲斌也说我不用染发了，他说你又不是官场上的人，怕白发给竞争对手以老迈横秋的口实。儿子说就算是官场的人，有白发也未必是坏事，比如美国那个叫克林顿的人当总统时才四十多岁，人家就顶着一头白发满世界跑，据说还是有意染白的。把白头发染得跟上足鞋油的黑皮鞋似的，不能说明这个人年轻，只能说明其自信不足，不敢向世人彰显真实的自己。连头发都要弄虚作假，别的就可想而知了。我尝试着两个月没染发，曲航和曲斌都说感觉特好，曲航还说头发越白，越反衬得脸年轻。但当我外出买菜时，邻居们不这么说，她们大惊小怪地说你怎么不染发了这显得多老呀这样下去你老公迟早会当陈世美。我看她们个个都是染发族，几乎每个人的发根部都有尺寸不一的齐刷刷的黑白分明国界，那是新长出尚未来得及就地正法的白发。我抗得住她们一次两次声讨我，但我抗不住她们不厌其烦地说我，当我的不染发成为她们每天的重要话题后，我投降了。自从我恢复染发后，她们每天的话题就转到别人头上了。 我从镜子里看到我的发根大约有十毫米的白发，我决定在下周五晚上染发。这样参加同学聚会时，我的头发基本上能保持全黑。 晚上吃饭时，我告诉家人，上午我接到了小学同学的电话，下周六中午，我要去参加同学聚会，我特别说了聚餐不是凑份子。 “胡敬去吗？”丈夫一边吃自制的萝卜丝咸菜一边问我。 家人都为我曾经和胡敬是小学同学感到自豪。 “去。大概有十多人。”我说。 儿子说：“说不定他们中能有人给你找个工作。” “没准。”我说。 “妈，你穿什么衣服去？”上高中的儿子竟然能想到母亲参加聚会的着装，我挺感动，也挺悲哀。 “就穿那件淡蓝色的外套。”我说。 “那件衣服你穿上就跟被五花大绑似的。”曲航说。 “这是我最肥的衣服了。”我说。 “这个周末你不是要给我买衣服吗，我不要了，妈，你买吧。”曲航说。 “你买，你的上衣已经快露出裤腰带了。”我说。 “要不把我的衣服改改？”曲斌提议。 “这主意不错。”我说。 晚上，我找出丈夫早年的上衣，从中挑选了一件，一试穿，竟然博得了丈夫和儿子的喝彩。 “妈穿上爸的衣服很酷呀！”曲航说，“像韩国人。” “穿这件衣服去，不错。”曲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