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位教授朋友对我说，中国公共理性话语危机已经严重到了非采取行动不可的程度。他想编一本给大学生用的写作课本，训练他们基本的逻辑说理能力。公共说理是公共文明的成就，也是形成良好社会关系、民主政治秩序的根本条件。只有说理的社会才是正派、宽容的社会。公共话语逻辑和说理不只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是需要从小培养的。一个人一旦错过了易于培养思想和话语习惯的形成期，即使后来有机会获得相关知识，也很难真正成为习惯。


说理的习惯如何养成呢?不妨以美国现有的公共说理教育为例，大致说一说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中，公共说理教育其实从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开始，只是对低年龄的学生没有明确提出“说理教育”的说法。例如，《加州公立学校幼儿园至12年级阅读和语言艺术(教学)纲要》对小学五个年级的“说理”有具体的要求：小学一年级：“重述简单说理和叙述段落中的主要观点。”二年级“重述文本中的事实和细节，说清和组织要说的意见。”三年级“在说理文中区别主要观点和支持这些观点的细节。”四年级“区别说理文本中的‘原因’与‘结果’、‘事实’和‘看法’之不同。”五年级“分辨文本中的‘事实’、‘得到证明的推论’、和‘看法’(尚有待证明的观点)”。而五年级第一次明确“说理评估”（expository critique）的要求。


高中对学生的“说理评估”能力要求比初中有所提高。高中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九到十年级，“说理评估”要求在说理中必须有对方意识，懂得说理是“对话”，不是“独语”。说理文写作除了形式逻辑，还要讲究结构逻辑（例如，文章不同部分的顺序、逻辑过渡）、能够预先估计和避免读者可能会有的误解。此外，还要求学生注意概说和论据之间的关系、正确理解论据（不望文生义、不曲解、不断章取义）、弄清不同文本的结构、语气、读者（如学术刊物、报纸评论、政治演说等等)。
高中第二阶段是十一到十二年级。这个阶段的“说理评估”对象是“公共文件”（public documents），例如：政府的文告、政策说明、政党文宣、公共服务部门的宗旨、规章、条例、商贸和招聘信息等等。当然，一切发表了的东西，只要议及公共话题都是公共文件，这也就涵盖了很大一部分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既然都是公共文本，就必须接受公众的“说理评估”。凡是印成铅字的，并不一定就在道理上说得通，这是反复进行的“说理评估”要告诉学生的基本道理。
公共说理写作在许多大学里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的必修课。与中小学时期写作仅是英文课一部分不同，大学里开设有专门的写作课。许多大学写作课有一学年的内容，第一学期注重于基本写作技巧，如描写、叙述、比较、说服、辩诘、评述。第二学期则完全是“说理写作”(expository writing)，说理写作又称“分析与研究”。大学生修各种课程，基本上都要写“论文”。“说理写作”是为了帮助学生提高普遍论述能力，不仅是专业写作，而且也是社会生活中的公共说理。
总之，在美国学校里，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有一个持续的说理教育过程。从小学四年级算起，光必修课就有10年。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初中3年，这个时期的学生，教育可塑性最强，有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能很快将学到的知识吸纳并转化成为习惯。美国之所以能有比较高的公民素质、国民独立思考能力和公民社会理性，除了这个国家的民主传统之外，重视公民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就是搞基础教育的,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是很好的,没话说的.

中国人会讲啥道理？看看上海人行道上停车就知道了：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咧等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