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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田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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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中国历史研究院微博
乐是夏商周早期国家实现礼治天下的重要手段。关于三代国家治理中的乐礼渊源演进关系向来有“损益论”和“变革论”两种对垒性学术观点,尤其自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殷周文化剧变说后,以“周乐戒商”为代表的夏商周乐文化变革论愈加流行。从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等多重资料来看,三代乐礼无论在乐制、乐仪还是乐义层面都呈现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损益式特征,而集三代大成的周代乐礼就是在扬弃前代特别是晚商乐礼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因此,从最能直观反映中国早期礼乐文明的金石乐器这一音乐考古视角考察夏商周乐礼的演进,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乐在三代早期国家治理中的独特功能,也可借此透视礼乐文化在三代之际的独特演进路径。
2022年08月19日 13点0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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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是夏商周早期国家实现礼治天下的重要手段。关于三代国家治理中的乐礼渊源演进关系向来有“损益论”和“变革论”两种对垒性学术观点,尤其自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殷周文化剧变说后,以“周乐戒商”为代表的夏商周乐文化变革论愈加流行。从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等多重资料来看,三代乐礼无论在乐制、乐仪还是乐义层面都呈现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损益式特征,而集三代大成的周代乐礼就是在扬弃前代特别是晚商乐礼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因此,从最能直观反映中国早期礼乐文明的金石乐器这一音乐考古视角考察夏商周乐礼的演进,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乐在三代早期国家治理中的独特功能,也可借此透视礼乐文化在三代之际的独特演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