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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俱已述完《三国志》中《魏延传》、《杨仪传》的互文现象，并以充足的证据论证杨仪不可能投魏国，只能是就魏延的逻辑链。
那么还有一个旁证，虽然它本身的史料不可信，但是却也言之凿凿的下定魏杨不会谋反的结论。

这就是凿齿《汉晋春秋》和《襄阳记》都记载的一件轶事。
襄阳记曰：董恢字休绪，襄阳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费祎使吴。孙权尝大醉问祎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於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诸君愦愦，曾不知防虑於此，岂所谓贻厥孙谋乎？”祎愕然四顾视，不能即答。恢目祎曰：“可速言仪、延之不协起於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今方扫除强贼，混一区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舟楫，非长计也。”权大笑乐。诸葛亮闻之，以为知言。
不再翻译。裴松之明确说《汉晋春秋》也记载过这则故事，但是主人公却不同，而且【本传云“恢年少官微”，若已为丞相府属，出作巴郡，则官不微矣】。裴松之认为凿齿“不审”，实则这个故事根本就是假的，具体原因我这里暂不解释，已单独写成文稿，若日后有机会与读者见面再说。

可速言仪、延之不协起於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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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齿为什么要编撰这么一段对话？其实用意就是后世有人讥讽魏延、杨仪或有叛蜀之嫌，凿齿深以为不然。他知道魏杨都是私愤内斗，最终魏延“不便背叛”，没有叛蜀，而杨仪“举军以就魏氏”是欲投魏延，故二人皆非叛臣。仅借董恢或某人之口说出而已。

董恢跟随费祎出使东吴，是225年的事。而杨仪是227年底才随诸葛亮到汉中，才有机会跟魏延共事发生矛盾。225年的孙权是不可能预见此后魏延杨仪会怎么样的。这只能证明是魏延杨仪死后，费祎想脱掉干系，编了一个谎言故事，通过孙权的口证明魏延杨仪都不是好人，所发生的事都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