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岷江导语】发生在1983年的“二王”案，距今已经过去２０多年了，曾经风云一时，把大江南北闹的天翻地覆的“二王”，究竟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呢？俗语说道，是药品三分毒，凡新闻五分假，有些东西可能已经被掩埋在历史的长河中了。比如“二王”在当时的中国大地，简直是惊天动地的事件，那时我们就怀着好奇的心态关注此事。当时的小道消息可多了（注意，当时的社会没有现在开放，新闻来源只有一家——新华社！）有些传说不能见诸文字。大家还是读读正规渠道的报道，自我判别吧！
     其实“二王”算不上真正的“悍匪”，他们本来只是溜门撬锁的蟊贼，只为这点事，抓住了充其量也就关进去喝个十年八年，出来不耽误娶妻生子，发财致富。错就错在，他们拥有了不该他们拥有的东西---枪!正是因为有了枪，所有的性质都变了，小偷变成了杀人犯，十几条鲜活的生命断送在他们手中。
     围绕着一对亡命之徒，在社会上引起多么多的议论、猜想和传说啊！什么王宗玮是部队的校枪员，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呀；什么“二王”是因生活所迫，第一次作案呀；专杀干部不害群众呀；什么他们仗义疏财，杀富济贫呀……等等，离奇古怪，不一而足。头顶庄严国徽的公安战线的同志们，在长达七个多月的日子里，心情不好受，吞咽下许多不被理解的痛苦，在挫折中挺进。他们在这起新中国成立后空前未有的特大暴力性案件中，与残暴、狡猾的敌人，一次次地作着艰苦的殊死搏斗。 

     吴永春返回来，望一望俱乐部。看到一个大个子青年在门前站着。大个子刚才穿的是黄军装上衣，现在穿的是蓝上衣。那端着的肩膀和插在裤兜里的手，以及不合身的短小上衣，使吴永春认定还是那个可疑人！他搞的更衣术，使吴永春更加生疑。
     周化民决定堵截大个子，进行查问。吴永春找来年轻的汽车司机毕继兵，几个人迎着大个子走去。大个子的眼神一阵慌乱，想躲身避开向他走来的这伙人，但是来不及了。吴永春命令他：“走！”他们把他带进门诊大楼的一楼外科诊室。这个诊室大约有三十平方米，人们把大个子圈起来，盘问他：“你在医院溜溜窜窜干什么？”
     “我……给我姥姥看病，医生说两点钟给看，我等着。”
     周化民仔细地打量一下高个子，他体瘦、扁身板，有点驼背。冬瓜长脸，肤色煞白，细眯眼睛单眼皮，两边眼角往下拉着。说话轻声细语，像是文弱书生。一露稀疏的黑尖牙齿，又给人一种恐怖感。
     周化民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
     “汽车制造厂的。”
     “把工作证拿出来！”
     大个子思忖一下，然后将左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右手仍在裤兜里纹丝不动。他慢慢掏出一个保密厂的入厂通行证，把它交给周化民。通行证上没有工厂名头，只有姓名、年龄、职务、车间等栏目，上写：王宗玮，二十六岁，工人，六车间。这时房间里陆续进来几个军医院的人，盘问在继续……
     吴永春惦记着那个失踪的小个子，他转身走出大楼，钻进停放在俱乐部门前的一辆吉普车里，透过车窗，视线可以扫尽大院的三面。他静静地坐在车座上，睁大警惕的眼睛，像一位等待猎物走入视野的猎人。
     不一会儿，迎面来了一个身着空军服的骑车人，红帽徽、红领章。吴永春以为他是内部人，没有引起注意。奇怪的是这人竟在院子里绕起圈子，并且一劲地左探右望。吴永春警惕起来，骤然明白：骑车人是那个换了上衣的小个子！吴永春从车里蹦出，闯上前，一下子将小个子拦腰抱住。这突然的袭击，吓得小个子将自行车摔在地上，挣扎着喊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我抓你！老实说，你是哪儿的？”
     小个子像被大钳子夹住，想挣也挣不脱，故作镇静地说：“我是医院的。”
     医院里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吴永春了如指掌，哪有这么个东西！吴永春突然看到小个子手拎的黑提兜里露出条装的凤凰烟和一个钳子把，立即联想到这个小子可能到小卖部作案。恰好军医院教导员刘福山走进大门连同赶来的炊事员老王，一齐将小个子拽到门诊大楼。进了大门，一阵吵吵嚷嚷，惊动了在外科诊室盘问大个子的人们，大家蜂拥而出，都奔小个子来。大个子也乘机溜到门口，目睹小个子被抓的情景，一直看到人们把小个子推进外科诊室隔壁的住院处办公室里去。这时周化民把愣在门口的大个子推回外科诊室。房间里只剩下周化民和大个子两人。面对面地站着，讯问在继续……
住院处人多起来。医生孙维金、司机毕继兵、助理员户文成和工人李作舟等人都赶到。刘教导员将小个子用曲别针临时别在领子上的领章拽下来，再把拎包打开，往桌子上一倒，除三条凤凰牌香烟、一把钳子，还有一千多元现金、三十包味素，以及作案用的锥子等，散落在桌面上。小卖部的人员赶来认定，这些钱和物品是从小卖部偷盗出来的。刘福山示意搜身，吴永春和毕继兵扭住小个子胳膊，搜他的上衣口袋，刘教导员摸他的前胸，突然像是摸到什么。吴永春见刘教导员脸色骤变。随即又将两道威严的目光射向小个子。这是事态严重的信号！这时，小个子突然像只被抹了脖子的鸡，垂下头来，全身颤抖，一边叫唤，一边抽疯，“哎哟”一声，直愣愣地往前倒下去！


     像似对小个子惨叫的回应：从外科诊室里突然传出几声震天动地的“砰砰”枪声，住院处里的人们，一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愣住了！卢文成快步闯出住院处，要想探个究竟。一出门，正遇见大个子手拿五四手枪，匆忙地在外科办公室门口换完枪梭，随即凶恶地举起枪，向卢文成射出子弹，将卢助理员击倒。
     刘教导员准确地判断出枪是坏人放的，便喊道：“坏人行凶，赶快对付！”说着，他一个箭步蹿到房门旁边，操起一人高的挂滴流瓶用的铁架子，隐蔽起来，孙大夫急忙抓起电话筒，“刷刷”地拨动号码盘，向保卫部门报告情况。
     大个子猛地推门进来，他站在门口，首先向正在打电话的孙大夫开枪。两人相距几米，枪声响过，电话筒从孙维金同志手里脱落，他倒在地上。隐蔽在房门后的刘教导员目睹战友被歹徒杀死，怒不可遏，向眼前的仇敌砸去。还没等铁架子砸落下来，大个子发现了他，斜侧身子向刘教导员开枪。两人近在咫尺，刘福山同志被击中要害，他怒视着杀人凶手，慢慢地倒在血泊之中。
     在这极其紧张的形势下，吴永春和毕继兵始终抓住小个子不放。由于小个子被揪在前边，面对着大个子，大个子的子弹不便于射击。平日幽默、乐观的新参军不久的毕继兵，乘这暂时的寂静，机智地撤出身子，向身后寻找拼斗的武器。大个子朝他连射几枪，罪恶的凶手，将一名可爱的青年战士打死。最后面对残暴敌人的，就剩下吴永春一人了。他当时只怀有一线希望：敌人的子弹总会打完的，那时拼尽全身力气，生擒两个凶手，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所以，他不是在等死，而是要夺取胜利，他紧紧地抱住小个子，两只粗胳膊勒紧小个子的肚皮，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大个子举着枪，几次瞄准，不敢开枪，怕打在同伙身上。吴永春把小个子当作挡箭牌，抱着他猛地向大个子靠近，狠狠地踢出一脚，踢在大个子的左胳膊肘上，吓得大个子后退了几步。吴永春把脸躲在小个子的脑袋后面，瞪着一双喷火的眼睛，继续向大个子靠近。大个子端着枪，绕着圈儿，紧张地寻找着开枪的时机。吴永春绕着圈儿，冷静地与敌人周旋。空气如死了一般寂静，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大个子突然得手，“砰”地开了一枪，吴永春只觉得在巨大的震撼中一阵眩晕，他无力地松开抱着小个子的两只手，仰倒在地上。但是，他的神志还清醒，他听见两个人站在他身边说话：
     小个子说：“这小子没死，妈的，他最坏，再给他一枪！”
     “砰”地又是一声枪响！
     吴永春感到喉头一阵麻木，但是神志仍然清醒。
     小个子说：“快把钱收起来！”
     桌面上响起“刷刷”的搂东西的响声。
     大个子说：“糟了，我的入厂通行证没有了！”
     小个子说：“那怎么办？能找到吗？”
     大个子说：“快走！”
     随着一阵脚步声，两个人跑出门去。
     过了一会儿，吴永春挣扎着爬起来，低头一看，他脸上，身上满是鲜血，一颗子弹穿透他的两颊，一颗子弹从脖子射进。这个在解放军大熔炉里锻炼了十多年的老兵，有一颗赤诚忠心，有一副钢筋铁骨。他用帽子堵住漏气的喉管，起了三起，终于坚强地站了起来，步履艰难地走出寂静的大楼。到门口，他浑身颤抖，支持不住，跌倒在地上，但他不顾血流如注，拼尽力气嘶哑地呼喊：“快抓贼呀！快抓凶手呀！”
俱乐部里的电影突然中断演出，人们拥出俱乐部大门，惊慌地向发生血案的现场涌来……
     这时时钟的指针指在下午一点的字码上。


     下午1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接到报案电话。局长和刑警队政委、队长带着刑警和武警，乘摩托车和汽车，分两批一溜风地先后于1点25分和35分到达现场。
     下午2点10分：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立即派出追击小组，沿路访问群众，追捕凶手。
     几分钟之后，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的领导也都赶赴现场。
     这天是大年三十，仅在一个小时之内，省、市、区公安部门的各级领导，带领数支侦破分队和技术人员，从广阔的市区汇聚到现场，反映出沈阳市的公安干警，有着枕戈待旦的气势。
     公安人员勘察现场，从两个房间和走廊里，共发现13枚五四手枪的弹壳。这些射出的子弹头，使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四位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们每个人在与养育他们的温暖大地最后辞别的时刻，都与他们未曾遇到过的人间恶魔，作了殊死的英勇斗争。他们最后的威武英姿，连同他们平日在救死扶伤岗位上表露出的和蔼、可亲的面容，和谐地统一成为一个丰满的形象，常记在亲人、战友、同志和患者们的心上。
     吴永春、卢文成、李作舟三位同志身受枪伤，在病房里紧急抢救。
     清理现场时，拾到大个子扔下的一个黄挎包，包里有一把钳子和一把螺丝刀。
     这时小卖部工作人员苏桂荣向清理现场的公安人员报告说，她看到大个子罪犯被讯问时，曾交出一个工厂通行证，可能还在军医院同志的手里。这个线索对于认定凶手是谁，十分重要。但是当时在现场的人员已经死的死、伤的伤，几经周折，费去几十分钟，才在李作舟手里找到。这是一张长方形的蓝色纸证，在“通行证”三个字下面，贴着一张面色阴沉的人头照片，旁边写着王宗玮。公安人员让苏桂荣看照片：回忆一下她所看到的大个子，同照片上的人头是不是一个人？苏桂荣屏住呼吸，瞪大眼睛，仔细端详一阵，然后肯定地说声：“像他！”
     下午3点30分：终于确认犯罪分子之一就是王宗玮；另一个犯罪分子，很可能是王宗玮的二哥，刑满释放分子王宗（王方）。当即派人去车站、交通要道阻截。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对这种恶性杀人案件，本应该首先大力追捕堵截，但由于按部就班地查证，贻误了宝贵的战机，30分钟前，“二王”已趁隙蹿上了南下的列车。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作案后，急匆匆逃走。没法挽回的失误：入厂通行证丢下了！通行证上，照片、姓名，一应俱在。想隐匿，也藏身不住了。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脸色煞白，气喘吁吁，仓仓皇皇跑回家来。王宗玮的对象也在。王宗玮进门就向他母亲说：“我和宗（王方）出事了，快找衣服，晚了，公安局就抓来了！”
     正准备欢欢喜喜过除夕的王家，顿刻炸了“庙”！王宗玮的母亲惊慌地问：“上哪去？”
     王宗玮心急如焚，无意回答：“不用管了，东西南北中。”
     王家户主王家林，看到儿子的衣兜里插着枪，已经知道事态的严重！他和妻子都是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的教师。作为人民教师，在这亲人与大义尖锐地矛盾着的时候，应该做出怎样的抉择？按理说，不该太令人失望；然而这一对夫妻，不但令人失望，而且为虎作伥，公开地包庇犯罪儿子！
     王家在香港、美国有亲属，常有海外书信来往。王宗玮准备南逃越海，所以他急忙拉开抽屉，取出写有香港和美国通讯地址的信件，把它们视为护身符一样揣起来。王家林明白儿子的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他不但不劝阻，反而拿出一块手表给了王宗玮，帮助两个儿子逃避法网。尤为甚者，这两名家庭长者，当公安人员在王宗（王方）、王宗玮离家后，赶到王家时，王家林夫妇隐瞒两个儿子犯罪后回家的事实，拖延时间，掩护儿子潜逃。在别人报告了事情经过之后，他们才不得不在第二日低头默认。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与家人狼狈告别，王宗玮有气无力地自欺欺人说：“我们出去半个月就回来。”
     王家林妻子知道儿子一去难以回来，便哭起来，说：“带点钱吧！”
     王宗玮的对象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气愤地说：“你们坑了我！”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匆匆离家，约在十分钟后，有人看见他们向文官屯火车站方向奔去……  
三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二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两个罪犯怎样走向杀人犯罪的深渊，又怎样逃避打击，也是人们急于想知道底细的一个谜。其实，事情并不玄妙，也算不得复杂。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的父母，多年来在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当教师。在三个男孩子中，王宗（王方）和王宗玮是老二、老三。历史的和现今的许多事实证明，“二王”的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不注重思想品德教育，并常常护短、溺爱，从小养成好懒馋滑恶习的王宗（王方），念小学时候就混迹在扒手之中，在闹市里掏包行窃，开始了撬门砸锁的生涯。1974年和1975年，他曾两次被收审。1979年他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当药剂员期间，又因盗窃被捕，判刑三年。这次行凶作案的日子，是他新婚后的第三天！
     过去王宗（王方）犯案，他的母亲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当她得知儿子要被捕法办的时候，她扔下学生不教，带者王宗（王方）北逃，将犯罪儿子隐匿在亲属家里，儿子被缉拿归案了，这位“人民教师”受到公安部门的拘留处分。有这样的家长，在这个家庭里长出“二王”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说老三王宗玮，1976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0年复员，同年8月份分配到东北机器制造厂六车间当工人，在厂工作二年多，他举止文雅，说话和气。红榜题名居然有他一个。难怪发事那天，公安局找到六车间党支部书记，提到王宗玮是杀人重大嫌疑犯时，他愣住了！可见王宗玮已学会了一套伪装的伎俩呢。
     说他伪装，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1976年初冬时节，沈阳市大北监狱某驻军值班室的三支手枪被盗，盗枪者就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这次“二王”在广昌山丛中最后使用的两支枪，就是当年大北监狱所丢失的手枪。那年侦查盗枪者时，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窜进监狱值班室院子里的一高一矮的穿棉猴的两个青年，文字材料中记载下的体貌特征，就是今日的“二王”。可见，王宗玮在参军以前就是盗窃枪支的重大罪犯，他是混进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里的一个歹徒。他在部队三年多，以打篮球为专业。再有一项悄悄吸引着他注意力的事，是偷藏子弹。他在1978年6月写给王宗（王方）的一封信中秘密报告：“已弄到七六二子弹一百发。”他在部队听说王宗（王方）被捕了，惊慌地从内蒙古跑回沈阳，怕是与枪事有关。回来一看，只是盗窃财物事发，才放心地回去。复员时，他不仅带着大批子弹回来，而且还在行李卷里偷藏着五颗手榴弹。从衡阳夺获的手榴弹，经过对验印号，就是他原在部队的武器。这个于1974年，也就是在他17岁的时候，就成为王宗（王方）行窃同伙的王宗玮，除其品质与王宗（王方）同样恶劣之外，略高二哥一筹的是，胆子更大，心更狠，更狡猾。他复员后，潜伏着、期待着，并尽力制造麻痹别人的假象，积累掩护自己的资本。
     王宗（王方）刑满释放后，这哥俩迅速粘连一起，狼狈为奸。据已得到的材料证实，在发案前的一些日子里他们的犯罪活动最为频繁。他们研究了偷盗对象、偷盗手段，备好了化装衣着、行窃工具和在暴露的情况下掩护逃脱的枪支。他们偷盗的对象是各军医院的小卖部，这是因为王宗（王方）在医院工作多年；王宗玮熟悉部队生活，行窃起来，是轻车熟路。在大年三十中午作案的前几天，他们已绕作案四次了。农历二十九那天中午，“二王”窜到陆军医院行窃。王宗（王方）撬门入室，正欲拿钱，被赶来的女营业员一把抓住，正要扭送他的时候，走进来一个大个子“军人”，他严肃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营业员告诉他捉到小偷时，这“军人”抓住王宗（王方），向营业员说：“交我处理！”营业员信任地把小偷交给“军人”。“军人”把小偷带走后，营业员发现他俩骑着一辆自行车逃跑了！这冒充军人者，就是王宗玮。“二王”制定了一套化装作案、掩护逃脱的战术，很容易欺骗一些轻信的善良人。


     占有金钱的欲望，追求物质享受的恶念，驱使他们乔装打扮，亡命冒险。  
     北京，公安部大楼里的刑侦局值班室。
     从“二王”在西里坪跳车起，这里便不断地与湖南省公安厅、衡阳市公安局密切联系，几位局长和主管追捕“二王”的值班人员，把大地图铺在地上，用彩笔把“二王”的行踪描绘在上面。“二王”于2月18日下午离开茶山坳以后，去向不明，地图上的行踪线断了。下一步怎样进行围捕？公安部的指挥所，要拿出作战方案。汇聚在这个简朴的值班室里的同志们，凭着几十年与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经验和对物证、情报的分析，判断“二王”原计划是乘四十七次列车到广州，然后妄图越海出逃。车上的遭遇，打乱了他们的行动计划。衡阳遇险，致使他们无目的地逃窜。他们知道处处布下天罗地网，不敢继续南去，北返也不安全。近一段时间内，他们可能流窜在衡阳、长沙、武汉一带。公安部立即派出追捕“二王”工作组，到湖南、湖北参加追捕。
     事态不出北京指挥部所料，“二王”在衡阳茶山坳消失在三天之后，突然在武汉市区里出现！
     公安部刑侦局从各地汇报的情况中理出了线索：3月3日晚上7点多钟，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位实习女医生，到她工作的理疗室去取咸菜。她用钥匙开开门，房里漆黑。她刚要去拉灯，突然一只男人的大手堵住她的嘴。另一个男人打开灯，两个人一齐向她嘴里堵毛巾，其中一个问她：“是谁让你来的？”
     女医生拼力挣扎，把小个子手上包扎的纱布扯掉，咬破他的手。于是两个人把女医生拖进里间的激光室，按倒在地下，其中一个掏出手枪，用枪柄狠狠地向女医生砸去。一阵疼痛，一阵昏沉，她失去了反抗能力。这两个家伙匆匆忙忙地跑掉。几分钟之后，医生挣扎着爬起来，到楼下向值班人员报告，值班人员向市公安局报案。公安局迅速派出侦查人员来到第四医院，勘察现场。发现二犯进入理疗室后，把门从里锁上，从柜子里拿出两条毛毯，放在一号、二号两张床上，并铺上枕头。在室内八张床中，这两张床紧靠靠窗户，是有意选择易于逃脱的地点，清理现场时，在地上发现几层染血的纱布和血迹，拾到一块击碎的手枪护手胶木。
     公安部追捕“二王”工作组得到消息，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对已获得的指纹和血迹进行分析化验，确认指纹、血迹正是王宗（王方）的，“二王”就隐藏在武汉市。
     武汉重镇，自古以来就是水陆交通的汇聚点，长江、汉水，缓缓流去，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在这几百万人口的繁华的大都市里，如何能找到两个隐蔽着的坏人呢？
     武汉岱山检查站，坐落在黄孝河岸上的岱山桥头，检查站站长王云带领民警和民兵，每天工作在简陋的工作室里和开阔的公路边上，他们日日夜夜瞪大警惕的眼睛，擒捉一个个盗窃分子，截获一批批被盗的物资。仅1982年，检查站就在这小房前，破获偷盗自行车案146起，偷盗汽车案4起，堵截被盗耕牛12头。在与盗窃分子作斗争的时候，民警、民兵个个英勇：他们曾与犯罪分子滚打在山坡上，他们曾与汽车大盗驱车较量在公路上……岱山检查站以出色的成绩荣获武汉市公安系统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王云开罢后湖会议，25日上午便来检查站传达。他虽然年过半百，但在工作中和年轻人一样沐雨栉风，昼夜值班。他不仅把自己的年华全部献给人民公安事业，还眼见小儿子穿上警服，戴上国徽，分外高兴。邻居们都知道，王云像个老战士那样，严格地要求儿子。
     这天在检查站值勤的是青年民警李信岩，他年仅25岁，从部队复员后，在市人民警察学校学习，结业后，于1982年春天，来到检查站。这个魁梧、英俊的公安战士，能武又善文，他写下的日记，常有些内心情感的抒发。


     半个世纪过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红旗更加艳丽，山区广昌一天天富裕起来，农民的日子像拔节的甘蔗，纯朴的山区人民，想不到在他们这块肥沃、幸福的家乡土地上，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发生扰乱他们正常生活节奏的事情。
     打破这种和平景象的事情，突然发生了！9月13日的早晨八点钟，两个幽灵似的人物，顶着一片阴云，一前一后骑着两辆旧自行车，进入广昌城区，想找吃的。
     8点刚过，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刘建平走出机关大门，英俊的小刘手里提个兜子，去联系制作欢迎复员军人回乡的红布横额。他28岁，人机敏，眼神快，他向对面的向阳土产商店一望，只见在商店门口的马路边，有一个头顶旧草帽，戴副大墨镜的人。这人的两条长腿跨在自行车上，左脚尖点地，右脚踏着脚蹬，摆出随时准备蹬车疾走的架式。他身材很高，故意蜷曲着身子，像个大虾米似的伏在车把上，并且有意把草帽压着眉毛，掩饰自己的真面貌。
     多年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并担任过城关镇团支部书记的刘建平，立即对这个陌生人物产生了怀疑：今天本是阴沉欲雨天气，这人为什么那样留恋一副墨镜呢？头上没有阳光，他戴着一顶遮蔽面孔的旧草帽，又是为什么呢？说起小刘，他平日很有警觉性。他在民政局工作二年多，经常遇到登门要求救济、实则是过路行骗的人。他多次冷静地观察这种人的衣着、言语、神态，摸出了规律，然后戳穿骗钱者的假面具。这会儿，他一边冷静观察骑车人的神情，心里一边想：全国正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这个人能不能是个逃避打击的罪犯呢？为了探个究竟，小刘故意走过去。离近时，他见那人的白衬衣脏得发黄，瘦长的脸上黑乎乎的，好像涂了一层油彩。再看自行车，上边沾满泥浆，货架上驮着一个大塑料包。显然这人是一路奔波，现出一种过着不正常生活的人才有的狼狈相。当小刘避开那人，待作进一步打量的时候，从商店里走出一个与骑车人同样打扮的人。不同的是个子矮些，衬衣是蓝色的。他俩分明是同伙，但又故作陌生人。小个子走到离大个子约20米的地方，推起一辆自行车，骑上去，越过路边的大个子，独自向南奔去，随后大个子将车蹬动，距小个子约30米，两辆车成斜线，等距前行。行动如此诡秘，情景如同演戏。小刘意识到，他面临的可能是一次严峻的对敌斗争。当那小个子停在不远的邮电局门口的小摊床时，小刘机警地注意到大个子此时正停在对面路边，仍然是那样跨着车像是放哨。小刘凑到摊床前，故作买刷子，而耳朵却竭力搜听从小个子嘴巴里发出的一切细小声音。小个子压低声音说：“这个烟……”
     小刘一听，是北方人，江西人把“这个烟”发音为“格够烟”。小刘偷瞥他一眼，草帽向前压得更低，看不清相貌，只露出一个尖下巴。小刘暗下判断，这两个家伙，行动鬼祟，压着嗓门儿说话，决不是好人。他决定采取行动，立即离开摊床，向城关公安派出所奔去。走了一段路，回头看看，两个可疑人离开摊床，又在星火食品店停下。小刘乘他们毫无察党的时候，加快脚步走进派出所。
     派出所里只有所长邹志雄在家值班，他个头矮小，但很精干，一脸秀气，二目有神，刚近而立之年，满身洋溢着年轻人的生气勃勃。
     刘建平急忙报告：“邹所长，有可疑人，相当可疑！”
     邹志雄虽然年轻，但是这位多次荣获县公安系统先进单位的派出所所长，处事却相当沉着、老练。他严肃地问道：“什么根据？”
小刘把情况一五一十地一说，邹志雄严峻的两眼一闪亮，顿时振作，一身威武气势，问小刘：“人在哪里？走，看看去。”
     小刘领着邹志雄走出派出所，往街上一看，两个可疑的人已经不见了。小刘心中纳闷儿：“咦，这么一会儿，跑哪儿去了？”他跷起脚向南眺望，啊，看到了：在通向广东和福建的公路上，那个穿白上衣的大个子的身影，闪动了几下之后消失了。


邹志雄和刘细鹏两支枪的火力堵截大个子横窜公路，逃不到东边。可是恰在这时，从南开来一辆面包车，车体遮住小个子；急于逃脱厄运的大个子，以汽车作掩护，同汽车一起往前奔跑，跑出射程以外，窜过公路，与小个子会合，拼命往东逃。他们跑进一片稻田，泥水黏掉了鞋，他们光着脚渡过河水，钻入山林。      小港一战，缴获了两辆自行车，一个包，包里有八千元人民币、蚊帐、长袜、警服、军服、半导体收音机、袖珍地图和化妆油。确认他们为“二王”的物证是包里有两支枪，经过验定，其中一支，是在岱山检查站被“二王”抢走的王云的枪。      “二王”在广昌出现了！公安部向江西省公安厅提出作战要求：“尽一切努力，将‘二王’围歼在广昌，为民除害！”      一场追捕“二王”的战斗打响了！     七      广昌县公安局得到小港战报后，县公安局局长胡顺保立即调车，带领武装警察疾风般赶赴现场，分三路追击。在追击队伍里，有一个“编外”侦察员，他是县公安局的小通讯员、18岁的李周田。他一听说坏人持枪行凶，便不管领导是否准许，拿起枪，跳上车，跟着出击。到了现场，他听完邹志雄介绍情况后，就像一支首先离弦的箭，沿着他熟悉的路线追去。这个工人子弟，虽然是公安战线上的新兵，但他那还稚嫩的心灵，已把公安战士为保卫人民利益与罪犯作英勇的斗争，视为是至高无上的天职。满脸稚气的小李，凭他满身的青春活力，十几分钟之后，已经把战友们拉在后面，在山路上，迎面有个骑自行车的青年急匆匆地跑来，李周田命令他：“站住！”      这青年跳下车报告说：“我的单车（自行车）被两个拿枪的人抢走了！我去报案。”      这人青年叫刘云贵，他说抢车的大个子穿着绿军裤、白衬衣、红背心；小个子穿着蓝警裤、蓝衬衣，两个人都光着脚，一人一支枪，手里拎个兜，骑着一辆车逃跑了。      李周田说声：“带路，追！”他便骑上车，带着刘云贵在山路上奔跑。跑了一阵，迎面走过来一位老农，李周田问：“看到跑过去两个人没有？”      老农说：“看见了，骑着车，拿着枪，凶着呐，有个老表在追！”      追“二王”的老表是刘云贵的父亲。这位纯朴的农民，听说强盗抢走了儿子的车，义愤填膺，手拿一把铁鱼叉，一直追了十多里。李周田趟过齐胸深的旰江河，追上了刘云贵的父亲，问道：“看到人了吗？”      老人向山上的一个小亭子一指：“他们进了亭子！”      小李听说逃犯近在眼前，又紧张，又兴奋。他急速登上山，来到小亭前，他发现地上有一滩刚淌下的水，又听到亭子里边有动静。勇敢的李周田，真称得上是孤胆英雄，他勾住枪机，一个箭步穿进亭子门里，喊一声：“不许动！”      亭里的一个人慌忙地站起，小李瞪眼细看，原来是个哑巴老头。老头用手比划，示意两个拿枪的人向山上跑了。小李请老头带了一阵路，发现了“二王”甩掉的自行车。他顺着“二王”的踪迹又翻了两座山，到了分路口。为了给后边同志指明前进的方向，他掏出红色工作证，再把身体检查表斜插里边，放在他走过的路上，作为路标。然后他又钻过一片没人的茅草和树林，在离他二百米的山坡上，他终于发现了拼命逃窜的“二王”。李周田于10点10分从小港出发，跋出涉水，追赶到12点30分钟，不停息地奔跑了20多里路，终于发现了两个恶魔的身影，他为以后围歼“二王”的胜利，做出贡献，立了功。在人民公安的肌体里，活跃着这样新生的、强健的细胞，怎能不令人欣喜，令人振奋呢！      后来的公安干警，拾到小李的工作证，按着他指示的路线奋力直追。不久他们和小李会合，此时“二王”已隐遁到旰江林场的深山密林里。这时是中午12点40分。      广昌县县委书记赵焕起在紧急召开的公社书记会议上，果断地提出：“追捕‘二王’是现在最大的政治任务，一切工作为它让路。”赵焕起和韩县长把办公地点改在县公安局的办公室里，他们站在广昌县的地图前，圈划“二王”逃跑的路线，根据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指示，向旰江林场调兵遣将，在第一批追捕“二王”的公安干警形成第一个包围圈以后，仅过3个多小时，又组成了一个方圆30公里的第二个包围圈。      “二王”被包围在广昌！这消息像电流一样快，传向四面八方，南丰县的县委书记来了，宁都县的公安局长来了，邻省福建的建宁县的县长和公安局长、武警负责人来了；石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龙一进门就像战士似的威武站定，说：“我带来一个武装班，请分配任务！”多么好的配合，多么和谐的协奏曲啊！      认定“二王”在广昌出现以后，省公安厅杨希林副厅长和王维诚处长率领干警，带着警犬，赶赴广昌指挥围捕。

scpc怎么会这样4607622

李锋治

那时人虽傻但社会公平，献身也值的。
如果现在不帮助就是“好公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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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不帮助就是“好公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