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喂那啥    

对于中国而言，1911年至1941年间的中德两国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战争之前。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着。国丶民党通过北伐，在1928年从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从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20年代的中德合作
朱家骅，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曾为最初的中德接触贡献良多。

凡尔赛
和约限制了德国的工业出口，军队被限制在十万人以内，军工生产被大量削减。但即使如此，条约并不能改变德国在军事创新上的领导地位，许多工业企业仍然保存着设备和技术以生产军事硬件。因此为了绕过条约的限制，这些工业企业开始与国外合作，例如苏联和阿根廷，合法地生产武器并出售给国外。
在袁世凯死后，北洋政丶府跨台，全国陷入内战，各地军阀都企图取得优势。因此许多德国军火企业开始寻求重建与中国的商业联系，以便进入这个广阔的军火市场。


马克斯·鲍尔（Max Bauer）和蒋介石（1929）
在广州的国丶民党政丶府同样在寻求德国的支援，曾在德国留学的朱家骅为此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926年至1944年间几乎所有中德合约都经过他手。除了德国的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令德国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选。首先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国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对中国没有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兴趣，例如1925-26年的排外行动主要是对准英国。另外不像苏联，苏联曾经帮助国丶民党重组并与共丶产党合作，德国对中国没有政丶治上的兴趣，双方的政丶府不会有正面冲突。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介石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因此中国认为德国将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首选支援。[5]
1926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鲍尔来华评估投资可能性，次年鲍尔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1928年鲍尔返回德国并促成了一些为中国的“重建”的工业接触，同时开始为在南京的蒋介石招募一些长期顾问。不管怎么说，鲍尔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许多德国工业企业对于中国不稳定的政丶治局面仍抱疑虑，另外鲍尔本身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除以外，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能直接对军工企业投资也是极大的限制。鲍尔再次回到中国，七个月后罹患天花去世，葬于上海。[6] 鲍尔在中国的短时间工作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他向国丶民党政丶府提出了对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他同时建议裁减军队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锐的军队，并支持中国敞开市场以刺激德国的生产和出口。


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他在德国接受了军事训练
对孙中山先生而言，或许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20世纪30年代中德合作时期更符合他“国际性协作”发展现代化中国的理想。一战让德国失去了它在中国的殖民地，德国并不关心中国的政治，它需要的是中国的原材料。那个时代中外关系大都是其他国家对中国怀有某种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德合作则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合作。中国迫切的需要发展工业以便抵御日本随时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此外，德国从一战失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以及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也让一部分中国人看到了统一中国洗刷近代耻辱的希望。总的来说，虽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并不算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战中损失殆尽。但是这段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国丶民党在内战失败后将中央政丶府移到台湾。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许多政丶府要员、军官、教授和研究人员都曾经在德国受训，其中也包括蒋介石自己的儿子，蒋纬国。可以这样说，战后台湾的飞速发展与1936年中德合作时期制定的3年计划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引文出处
[1] Chen, Yin-Ching, Civil Law Development: China and Taiwan page 8.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Spring 2002, Volume 2. [23]
[2] Ibid., page 9.
[3] Ellis, Howard S. French and German Investments in China page 12. Honolulu, 1929
[4] China Year Book, 1929–1930 page 751–53. North 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30.
[5] Sun Yat-se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page 298. China Cultural Service, Taipei, 1953.
[6] L'Allemagne et la Chine, Journée Industrielle, Issue Dec. 1931, Paris, 1931.
[7] Chu Tzu-shuang. Kuomintang Industrial Policy Chungking, 1943.
[8] Fischer, Martin. Vierzig Jahre deutsche Chinapolitik. Hamburg, 1962
[9] Ed. Wheeler-Bennet, J.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 London, 1939
[10] Kirby, William.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age 1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ISBN 0804712093)
[11] Ibid., page 9.
[12] Ibid., page 61.
[13] Ibid., page 78.
[14] Ibid., page 106.
[15] Ibid., page 120.
[16] Ibid., page 211.
[17] Ibid., page 242.
[18] Ibid., page 244.
[19] Ibid., page 250.
[20] Liu, F.F.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age 9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21] Ibid., page 94.
[22] Ibid., page 101


由于德国的相助,为ROC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教育 工业 制造 军事体系 而且是不带任何政治企图的公平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