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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燕老曾经有过一番见解，即：护军姜维没有权力【命令】杨仪，故“姜维令杨仪”必有误，可能姜维原作“魏延”，军师、镇西大将军魏延命令杨仪就通顺许多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对燕老的说法也不置可否，至少从官制高低而论，逻辑尚能自洽。
不过，我也发现，“令”也未必就是命令，而且《汉晋春秋》为东晋凿齿所著，凿齿必亦借鉴《三国志》原文。凿齿曾在《襄阳记》和《汉晋春秋》借吴主孙权之口，说魏杨二人皆“牧竖小人”，只怕他也主要承袭《三国志魏延传》的观点，认为杨仪等人才是受遗命退军之人，而非《魏略》所说魏延。至少凿齿认为魏延绝对不像《魏略》说得那样无辜，和杨仪一样都是不能容人之辈。
那么，《汉晋春秋》的这个说法是否就没有其它价值了吗？其实还是有的。

1、令未必为命令。
令亦作“使、让”，有时下对上亦可用“令”，但不含命令的意思。
《魏书》：“王（曹丕）得降书以示朝曰：“前欲有【令吾】讨鲜卑者，吾不从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讨卢水胡者，吾不听，今又降。”
《吴书》：“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马：“此草深，卒有惊急，马不及萦策，但牵之，执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请在前行。””
曹丕说过去群臣中有人“令”我讨鲜卑，还有虞翻“令”孙策下马，这都是下对上的“令”，这当然不是命令，而是让、使。
不管怎么说曹丕、孙策为人君，犹能用“令”，何况姜维中护军，也只比杨仪低一二级，姜维“令”杨仪其实就是使、让杨仪去做某事的意思。这个翻译也是通顺的。

2、《汉晋春秋》到底反映了什么信息？
凿齿没有记载魏延的行踪，单单说姜维让杨仪反旗鸣鼓，可见他也认同魏延已经率军南下了，也就是没有和杨仪等人在一起，因此军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将可以主持军事。
这和《三国志魏延传》已经产生了冲突：“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
案《魏延传》是魏延率先断后，姜维其次断后。这种安排是因为恐怕魏延不从命，军便自发后则姜维就可代替魏延行断后之事了。
然而，为什么《汉晋春秋》中姜维竟然和杨仪同处一营呢？明明是魏延原本为“断后将”，但是陈寿既已说魏延拒绝杨仪，先行南下，那么姜维理应成为断后的人，即姜维应该和杨仪分开行事。
有人说，是不是姜维跑回杨仪大本营去告知杨仪有关魏军的动向，然后让杨仪反旗鸣鼓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这种逻辑，姜维已经不是单纯在进行断后工作了，而是私自撤军，这和所谓“遗令”的内容依然是有冲突的。
这说明姜维没有执行所谓的“次之”遗令，更说明《三国志》中诸葛亮遗令是有问题的。

3、《汉晋春秋》作者凿齿是如何理解“令延断后，姜维次之”的。
凿齿很可能是查访到了一些新的资料（除《三国志》、《魏略》外的新说法），他发现《三国志魏延传》的退军命令确实有问题，至少以诸葛亮之智，尚不至分化魏杨二人——故意撇开魏延——让矛盾变得公开化，难以收场。
凿齿发现“姜维次之”确实是有据可循的，那就是如果魏延不在的情况下，善于军事的姜维有权力对退军事宜进行处理，也就是“反旗鸣鼓”。而杨仪亦从其言。
就是说，凿齿认为当年退军的真相很可能是诸葛亮确实下过一道退军的命令，原本是让魏延负责主要军事指挥，而杨仪、费祎胁从进行诸营部署。至于姜维算是魏延的副贰，算是次一级的军事指挥。但是魏延与杨仪不和，也许是想要继续北伐，杨仪不从，总之魏延还是先南下发丧了。
这样的话，失去军中主要指挥大将魏延，姜维“次之”就是自动顶替魏延的作用，献计献策让杨仪假装要进攻魏军，因此司马懿也未敢轻举妄动。

由此可见，凿齿对于《三国志魏延传》真实度也有所质疑，因为《魏延传》中最大的问题依然是那道遗令，长期以来一直被人视作是魏延单方面不遵守，事实上凿齿发现姜维也同样没有遵守。遗憾的是他没有解释当时魏延南下去做了什么，或许他也认为魏延是南下阻击杨仪的（再不然是《魏略》的先南下发丧之说）。但这不重要了。
总结：或许在东晋时，有些传闻是诸葛亮让武将魏延与副手姜维共同指挥军事大局，府属长史杨仪、司马费祎（作为协调魏杨二人关系的中间人）作为中军调度行营进退。结果魏延因为与杨仪的关系恶化，导致二人分开，而姜维顶替了魏延的作用。这才是“魏延断后、姜维次之”的真实涵义，而《三国志》为了将罪责推诿给魏延，所以也进行了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