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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与晃宿相爱，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须臾，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斤。’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蜀记》）
这段记载留给后世颇为深刻的印象，今人大都是认为徐晃性格刚正，对河东乡党兼老友的关羽丝毫不念旧情，当着他本人的面公布悬赏金额，实在是公私分明。这个观点固然没错，然而在这里我也想抛出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徐晃的“赏金千斤”到底是东汉朝廷的悬赏（公费），还是他本人的私募？

荆轲曾经分别对燕太子丹、樊於期提到秦国的悬赏是“金千斤，邑万家”；在史书中都是以对话的形式完成，并非司马迁直接用第三视角概述，这与项羽自称己首值“千金，邑万户”颇有类似之处。此外，从春秋末的楚国开始就有了金爵并赏的先例[1]，依然是通过人与人的交谈中才得知此事，如伍子胥被楚人追捕时，渡江，有一渔夫救了他，说道：“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2]”（《史记伍子胥传》）。因此，我个人怀疑在秦汉时，这种千金悬赏令的背后，就已全部开始有了额外的附赠奖励，那就是封侯增邑；千金是指世俗的富贵，封侯是社会等级的提升，二者显、隐互补，并不重复。秦灭魏后，“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馀五百金”（《史记张耳传》），也并没有提到任何邑户的封赏，但是以理度之可能是有的，并且根据黄金数目判断，张耳的悬赏邑户也应比陈馀多一倍左右。到此为止，以上这一切依然只是推测，没有直接的证据。
[1]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高辛氏帝喾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后槃瓠乃杀吴将军。又同传载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率群虎为害四郡（黔、蜀、汉、巴），“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华阳国志》《巴志五》云‘金帛’）”，于是夷人廖仲等人射杀白虎。案此二事神话色彩浓厚，《后汉书》载槃瓠为武陵蛮之祖，杀虎夷人为板楯蛮之始，帝喾“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秦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盖为蛮夷欲夸耀先祖亦本为华夏世系的一支而作。
[2]所谓“执珪”为楚国“上爵”，按“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史记楚世家》）方能至此。

购募的种类繁多，公私也可以同时进行。西汉中期，胶东国“岁数不登，盗贼并起”，张敞赴任胶东相，临行前他对宣帝请求：“治剧郡非赏罚无以劝善惩恶，吏追捕有功效者，愿得壹切比三辅尤异”，宣帝同意。就任后，他“明设购赏，开群盗令相捕斩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汉书张敞传》），这套奖惩措施效果卓著，不久后胶东就太平了。其中张敞的“明设购赏”就是鼓励盗贼们自相戡乱，立功者就可以免除己罪，这个显然是动用了自己治理郡国的行政权，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私募行为；上书有功的掾吏给尚书，调他们出任县令，这又是朝廷的特别赏赐，可以称得上是公家的一种购募。类似的事情，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43）也有发生，春，卷县妖人维汜弟子单臣、傅镇反于河南原武，太中大夫臧宫率兵攻之不下，“帝召公卿诸侯王问方略，皆曰‘宜重其购赏’”（《后汉书光武帝纪》）。如此观之，在诸多权贵眼中，或许只要朝廷、地方颁布重金悬赏，就可以直接解决很多州郡间的叛乱问题。

其实，早在西汉末期到新莽代汉之后，购募似已成为一种帝国边境的常设制度，大约是由于战争支出消耗庞大，倒不如建立一种更有效的奖惩机制，冀以取得同样的效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天凤三年）王莽派遣宁始将军廉丹、庸部牧（益州改）史熊攻打句町国（益州牂牁郡句町县），连年不下，还要调配更多的资源来支撑作战。就都大尹（广汉太守）冯英抗命，他上言曰：“自越巂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属反畔以来，积且十年，郡县距击不已。续用冯茂[1]，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吏士离毒气死者什七。今丹、熊惧于自诡期会，调发诸郡兵谷，复訾民取其十四，空破梁州[2]，功终不遂。宜罢兵屯田，明设购赏[3]”。王莽后来追思冯英之忠言“亦未可厚非”。除此之外，还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相关例证，如东汉初军阀卢芳数勾结匈奴入侵，“（并州牧郭伋）难卒以力制，常严烽候，明购赏，以结寇心”（《后汉书郭伋传》）。其它边鄙州塞如幽、凉诸郡县，常常是“命将临塞，厚县购赏[4]”；好乱剧县如青、徐沿海，荆、扬蛮越，也大都是“移书开购，明用信赏[5]”。其大同小异，尽皆如此。
[1]新莽天凤元年（14），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不克，征还下狱死。
[2]胡三省曰：“莽改益州曰梁州”，笔者以为胡氏所言为非，王莽从未改益为梁。案《后汉书孝献帝纪》李贤注：“而《禹贡》无益州有梁州，然梁、益亦一地也”，又公孙述手下荆邯亦用“梁州之地”形容益州，此盖行文援引古称。
[3]班固《汉书王莽传中》
[4]范晔《后汉书臧宫传》
[5]范晔《后汉书张霸传》

这里唯一的疑问依然是悬赏的奖励究竟是多少？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史料记载不全，只能通过以小窥大的方式来进行分析。汉安帝永初五年（110）九月，汉阳人杜琦、王信与羌人通谋而反，“于是诏购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赐钱百万，羌胡斩琦者赐金百斤，银二百斤” （《后汉书西羌传》），最后是汉阳故吏杜习刺杀了杜琦，封习为讨奸侯，赐钱百万。可知汉人、胡人均可以通过立功的方式获得朝廷的赏赐，其中的差异便是民族本身。汉人生活在汉朝境内，直接封侯领钱，胡人流动性强、未入编户，以“硬通货”真金白银类为主；除了金银外，有时胡人可能还领牧畜为赏，中平元年（184）叛羌包围汉阳长史盖勋于狐槃[1]，众羌素尊敬盖勋，对他说：“金城（边章、韩遂）购君羊万头，马千匹[2]”。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许多购募即便是以物质刺激为主，包括但不限于金银、钱币、牲口等物，但是封侯也是始终存在于购募的一部分（王莽购刘秀之兄刘伯升“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3]），甚至在很多时候就是以侯爵为主。
[1]周天游《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746页）：“惠栋曰：‘晋书载记曰狐槃在天水冀县。’”
[2]袁宏《后汉纪》卷二十六
[3]范晔《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传》，刘伯升的通缉赏赐或可知全貌，购募最高标准当为官、爵、金（物）三项俱全。案裴注《三国志钟离牧传》引虞预《会稽典录》：“又揭阳县贼率曾夏等众数千人，历十馀年，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此为爵、物之例。

更始二年（24），河北“赵汉”政权皇帝王郎，“移檄购光武十万户”（《后汉书光武帝纪》），创下了历代之最；延光四年（125），阎太后对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等人许诺[1]，“能得济阴王（汉顺帝）者封万户侯，得李闰者五千户侯”（《后汉书孙程传》）；中平元年，韩遂、边章被迫从乱，凉州刺史购“约、允各千户侯”（《献帝春秋》），虽云“州购”，然而显然这也是朝廷“诏书设购赏，功责州郡”的一贯做法；初平三年（192），李傕下令至河内张杨处购求吕布，吕布为张杨谋划道：“不如卖布，可极得汜、傕爵宠”，于是张杨不害吕布，而李傕“更下大封诏书，以布为颍川太守[2]”（《英雄记》）；建安十一年（206），并州刺史高幹叛，为曹操所败，逃奔荆州的路上被上洛都尉王琰所杀，以功封侯，其妻“哭于室，以为琰富贵将更娶妾媵”（《典略》），想必在高幹逃跑时，朝廷也应是下达给州郡购募之令的。
[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十一：“显诱诗入省，谓曰：‘济阴王立，非皇太后意，玺绶在此。苟尽力效功，封侯可得。’”案此句在范书中无。
[2]兴平二年（195）十二月，献帝幸河东安邑，拜张杨安国将军，假节、开府，封晋阳侯（《三国志张杨传》、《后汉书董卓传》）。笔者以为张杨前既听从吕布之计，吕布尚遥领颍川，张杨等人也当已受封列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