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汉室倾危、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东汉末年，孙权猝然受命统御东吴，以固据江南、图谋天下的远大抱负，正确处理富国与强兵、政治与军事、守成与进取、安内与拓外、进攻与防御、联盟与对抗等诸方面关系，集众力用众智，领导吴国实现了发展壮大，对三国鼎立格局的形成和确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结束社会混乱，促进中华民族融合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赤壁抗曹。公元191—208年，曹操先后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各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地区。随后，曹操的目标转向了南方的地方军事集团：荆州刘表、江东孙权和归顺于刘表的刘备。公元208年八月，随着刘表病逝，其子刘琮降曹，围绕荆州之争，曹操、孙权二方势力的矛盾冲突白热化。曹操先得了荆州的政治中心襄阳城，又于当阳长坂大胜刘备，占据了江陵，加之收编了刘琮的水军，在军事上占据了较大优势，随即率兵自江陵顺江东下直逼东吴。面对曹军大举进犯，孙权听取周瑜、鲁肃的建议，力排江东政权内部迎曹派的异议，下定决心收降刘备抗击曹操。命“瑜(周瑜)、普(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渡江西上与曹操对阵。是年十一月，吴军在赤壁和乌林以诈降火攻大破曹军。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此役确立了孙权在南方主导位置，曹操一时难以南下，三国鼎立局面初步形成。

(三)智取荆州。赤壁之战后，孙权为了巩固孙、刘之间关系，帮助刘备发展势力以共同抗曹，同意刘备暂时借有荆州辖地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一部分。但随着时间推移，孙、刘关系渐生嫌隙。刘备势力强大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拒绝了孙权提出的共同取蜀的主张，先于江陵周围水陆要冲作出军事部署阻止吴军西上，曾对孙权部将孙瑜说：“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后又独自出兵攻蜀。刘备相继夺取益州后，在地理上同荆州联成一片，从长江上游对东吴安全构成了威胁，加上前期刘备人蜀后的表现。当孙权得知此消息后，立即令诸葛瑾向刘备讨回荆州诸郡。刘备拒绝归还，说：“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孙权认为“这是借而不还，而用空话搪塞拖延时间。”于是设置了荆州南部三个郡的太守，结果关羽把这些人全都撵走。孙权大怒，就派遣吕蒙指挥鲜于丹、徐忠、孙规等领兵二万，攻取长沙、零陵、桂陽三郡，派鲁肃领一万人马驻守巴丘，用以防御关羽。孙权进驻陆口，为各路军队的指挥、调度。吕蒙军队一到，长沙、桂陽二郡全部归服，只有零陵太守郝普不愿归降。正好刘备率五万兵来到公安，派关羽领兵三万挺进益陽与万余兵的鲁肃、甘宁对峙，甘宁仅一千三百兵就吓得关羽不敢涉水，堆起木柴围建军营防守，此处湘水地名曰“关羽濑”，双方展开了外交谈判“单刀聚会”。事态紧急，孙权于是召回吕蒙等人回援鲁肃。吕蒙派人诱降郝普，郝普投降东吴，吕蒙得到三郡的将领、太守后，领兵东还，与孙皎、潘璋归并鲁肃军队共同前进，在益陽抗击关羽。还未交战，适逢曹操进军汉中，刘备害怕丢失益州，便派使者向孙权求和。孙权派诸葛瑾回访，同意结好为盟，于是把已拿下的零陵还给刘备，暂时支援刘备回守益州抗曹。暂时平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陽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公元219年春天，孙权进兵攻打合肥，以策应刘备夺取汉中，吸引魏军退出汉中。夏天，刘备争夺汉中打了两年之久，终于占有汉中，并派刘封、孟达、李严等前往攻占上庸等地，在沔阳自立汉中王。秋天，命关羽前往襄樊讨伐曹魏。此前，孙权为进一步巩固双方关系紧密，派遣使者为儿子向关羽求娶女儿联姻和索回荆州诸郡，关羽尽然大骂使者，拒绝请求，孙权大怒。再一次感受到欺骗，“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认为夺回荆州是现实需要。于是，孙权派人向曹操请盟，先缓和魏、吴对抗局势，集中精力解决荆州问题。孙权听取吕蒙策略，将“假称病笃”的吕蒙召回，安排“才堪负重”“未有远名”的陆逊代替吕蒙驻守陆口，从而减轻镇守荆州的关羽的戒心。陆逊到任后，又用吹捧和仰慕的卑言恳词进一步麻痹关羽，使得关羽放心从荆州调走大量兵力去攻取曹魏的襄樊。随后，孙权“潜军而上，使陆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等地，并擒杀了关羽。就这样，孙权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夺回了荆州。荆州一役，既解除了上游刘蜀的威胁，又使孙吴获取了大量土地和人口，实现了鲁肃“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战略规划。

(四)夷陵退蜀。荆州被夺、关羽被杀，宣告孙、刘联盟破裂。孙权虽获胜，却树敌于刘备，吴、蜀之战势所难免。为了避免两面作战，孙权不惜向曹操“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向曹丕“使命称藩”，以缓和曹魏，换取信任。曹魏乐见吴、蜀相争，同时不在魏、吴边境示兵，鼓励孙权将吴兵主力调往荆州备战抗蜀。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建元章武。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以为关羽报仇的名义，同年六月调动军队，七月正式率十余万兵大举伐吴。面对蜀军的战略进攻，孙权命右护军、镇西将军、娄侯陆逊为假节、大都督，驻守夷陵(今湖北宜都北)，统率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部共5万人抗敌。吴军避开蜀军锋芒，主动后撤、引敌深入，将其带入了兵力难以展开的数百里长的山地。两军对峙，陆逊坚守不出，从第二年222年正月一直相持到六月，蜀军师老兵疲，陆逊乘机用火攻连破蜀军40余营，刘备大败，将领杜路、刘宁等投降。刘备逃到马鞍山上，列阵布军防守。陆逊督促各军四面收围紧逼，蜀军土崩瓦解，死者数以万计。刘备乘黑夜逃走，只有驿站里的人自动挑担兵卒扔下的铠甲、铙钹，在隘口烧化以阻断吴追兵的道路，刘备才得以逃入白帝城。蜀军船只军器、水军步兵的物资，一下子全都丢失殆尽，兵卒尸体随水漂流，拥塞江面而下，几乎全军覆没。夷陵一战，蜀国元气大伤。从此，魏、吴、蜀三国正式进入鼎立阶段。

公元226年，大秦（古罗马）商贾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派遣人引荐给孙权，孙权询问大秦国风土习俗如何？秦论皆对答如流。当时诸葛恪正在讨伐丹阳叛乱，获取黝、歙短人，秦论见到后说：“大秦还没有这类人”。孙权以男女各十人，差遣会稽官吏刘咸赐予秦论，刘咸转达王意，于是秦论返回本国后将此事上报国王。

二、独树一帜的军事思想
东吴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本质上是一部战争史。孙权既是开国帝王，也是吴军统帅。吴军南征北战，打了许多光耀史册的大胜仗，其中有的是孙权亲征，有的是他择将而征，但无一不是在他的军事思想指导下所取的。他的军事思想不同于曹操、刘备、诸葛亮，有着自身鲜明的特色，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在国家安危上，主张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公元221年八月，孙权下令诸将日：“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㈤意思是告诫大家荆州虽然夺取了，但要提高警惕，加强武备，随时应对蜀国发动战争报复。孙权的忧患意识不可谓不强，即使在形势好的情况下，也始终在考虑如何更好地维护东吴的安全。赤壁之战大胜曹军后，孙权丝毫没有懈怠，而是积极谋划，多方准备，以应对曹操犯吴。内政上，他调派将领贺齐、蒋钦、陆逊，对丹阳、豫章两郡内越民的武装暴动进行了平定，保持了辖内的社会稳定。北伐上，加强深化与刘备的主次关系，默认刘备领荆州牧，同意刘备借有荆州江南诸郡(南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一部分，并“进妹固好”，以招揽刘备共同抗曹。军事上，安排周瑜、程普、鲁肃、吕范等大将分别为南郡、江夏、汉昌、彭泽太守，确保西线无虞；同时，还在濡须水口立坞，提前预置战场。孙权这些居安思危的战争准备，使东吴成功抵住了强大曹魏的进攻企图。
(二)在国防建设上，主张以民为本、富国强兵。孙权统事东吴时，所辖六郡位于长江沿岸和下游地区，生产力水平、经济文化、人口数量及都城建设等，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带。孙权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若要与曹、刘抗衡，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实力，而要兵强唯有以民为本、与民生息，东吴的经济才能得到发展，人口才能得到增长，财力和兵源方能得到保证。孙权认为农桑乃立国之本，提出“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公元203年便开始推行屯田制，并亲自驾牛扶犁，鼓励军队、百姓参加农垦；同时，孙权了解和体谅战事给民众带来的疾苦，知道国家、军队的供给依靠民众，每次大战后，都会下令宽息调赋，并提出“禁进献御，减太官膳” “用旧材瓦，修建业宫”。以身作则带头节俭。东吴的手工业特别是造船业非常发达，建造的战船是当时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此外，孙权还大兴水利，亲自规划开凿运河，这些运河平时灌溉农田、通商运输，战时航行战船、运粮调兵。这些措施使得东吴国力日盛，孙权曾与将帅大臣交谈时说： “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可见民富国强是东吴卫国制敌的坚实基础。

(三)在战略指导上，主张胸怀全局、审时度势。孙权志存高远，一生鼎足江南、图谋天下的远大抱负，曾在《告天文书》中说： “孤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统事东吴不久，鲁肃便进言“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衅”，并为东吴制定了“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竞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战略目标和规划，这些都与孙权不谋而合。这样的战略目标和规划，既符合东吴国情和地缘实际，又能为东吴力量所企及。沿着吴军南征北讨的历史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孙权正是按照先“鼎足江东”，后“据有长江”，再“建号帝王”的步骤，来确定和推进打不打、和谁打、何时打、在哪儿打等作战进程的。三国争战，是群英问斗智、斗勇、斗力的生死角逐，关系混乱纷杂，局势变幻无常。决定了打还不够，还要筹划怎么打。群雄环伺，军事行动如果不顺应大势，盲目冲动，一意孤行，很有可能导致腹背受敌，一败涂地。孙权根据东吴战略利益需要，屈身受辱，周旋于魏、蜀之间，一会化敌为友，一会又化友为敌，政治、外交策略均为谋求军事上立于不败之地而服务。曹军兵临城下，气势逼人，独力难支，则纳刘抗操；刘备霸占荆州不还，自身势力受威胁加剧，非战不得，则虚臣于曹，以集力取荆；夷陵大捷，本可趁胜追击，却适时而止，复又联蜀抗魏，让曹魏南侵无望。孙权的胸襟谋略，使得东吴在三国争战中一直处于主动，无往不利，奠定并造就了东吴的发展壮大和强盛，建立了与魏、蜀鼎立平分天下的丰功伟绩。

(四)在军队建设上，主张水军立国、据守长江。东吴境内水系发达，北据长江，南临大海，内有钱塘江、赣江、闽江、湘江、东江、北江、西江、珠江、韩江等及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大江大湖，而且大多连接成网。孙权因地制宜，坚持以“水军立国”，先后在长江沿岸设置了二十几个军镇督，并将长江防线分为三个区，从西到东依次为江陵防区、武昌防区、建业防区，根据战争需要，既可单独行动，也可联合策应。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讲到： “吴以水军立国，有船五千余艘，水军主力在长江，但航海规模也很大。”实践证明，孙权的这一建军卫国思想成效巨大，魏、吴、蜀三国战斗大多发生在长江流域，先有赤壁南郡之战、濡须之战，后有荆州之战、夷陵之战、江陵之战、洞浦之战、江夏之战、石亭之战、六安之战、柤中之战，孙权均以水军占据主导并取得大、小胜，少败，从而奠定了鼎立之势。曹魏擅长陆战，孙吴擅长水战，数次合肥之战中，孙权避免在陆地上与魏军冲突消耗，而是依托长江天险进行积极有效的防御攻守兼备。魏军几次望江而畏，曹丕曾感叹： “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④

(五)在用人问题上，主张举贤任能、集智集力。吴是三国之中立国时间最长的一个，除了天时、地利，拥有一支数质量均高的人才团队是其原因之一。曹魏人才虽盛，但遭遇北方汉末多年混乱导致，士族派系林立较为分散；蜀国因刘备重用荆州派人士，忽略重视益州人，诸葛亮秉承遗志专权独大，人才慢慢日趋凋零，以致出现“蜀中无大将、相”。孙权则大不同，他说：“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可谓孙权在用人问题上的真实写照。首先，孙权善于识才。他先后任用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四位大都督，他们文韬武略各有所长，在成就东吴帝业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三国志》作者陈寿感叹：“(孙)权之识才，所以济大事也。”埋’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亦有评价：“四人相继，居西边三四十年，为威名将，曹操、刘备、关羽皆为所挫。虽更相汲引，而孙权委心所之，吴之所以为吴，非偶然也。”㈢其次，孙权善于用才。他能用人所长，在配备作战班子时，注重年龄、资历、才能、性格上的搭配，取长补短，各尽其能。他能集思广益，耐心听取各方面不同的意见，择善而从，充分发挥文臣武将的积极作用。第三，孙权善于聚才。三国时期，风云际会，人才辈出，欲得天下，必先得人。孙权即位之初，便多方“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不论是江东本地的还是北方外来的，不问出处，一概择贤重用，吸引了一大批英杰投奔东吴。他对部将不是简单地命令任用，而是用真诚的感情来维系共处，让部将感受到人格的尊重，真正做到了得人、得心、得力。

三、守正出奇的指挥艺术
纵览一生战绩，孙权不愧是一名杰出的军事家，他领导指挥千军万马屡克强敌，特别是在关键性战役中往往有精彩的表现，所展现出的胆识、胸怀，尤其是军事指挥艺术，在历史上留下了鲜明印记。
(一)谋定而战，决策果断。孙权注重发挥众人长处，能够广泛听取各方议论，虚心接受部属建议。但这并不代表孙权是一个缺少主见、优柔寡断的领导者。相反，他是一个行事沉稳，考虑问题周全，杀伐决策果断的军事指挥员。曹操占有荆州后向东吴大兵压境，东吴政权内部对“迎曹”还是“抗曹”意见一时难以统一。孙权在听完周瑜、鲁肃对曹军优劣势的客观分析后，即定下抗曹决心，并拔出配刀砍去奏案一角，说： “诸将吏敢有复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夷陵大胜刘备后，吴、蜀再次结盟，吴国政权内部一度出现对蜀国的猜疑和不信任，认为蜀国可能背盟通魏，建议吴国早作战争准备。孙权立场坚定，力排众议，斩钉截铁地说： “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 “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孙权愿以家族破败来担保蜀国不会对吴用兵，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决策是正确的。
(二)善用奇招，出奇制胜。孙权年少就跟随父兄征战南北，每每参与军事谋划，都令长兄孙策及诸将折服，史书记载： “每参同计谋，(孙)策甚奇之，自以为不及也。”㈤为此，孙策多次当着众人面指着孙权说： “此诸君汝之将也。”⑨孙权谋略出众，善用奇招。如智取荆州，前文提到，孙权召回“遂称病笃”的吕蒙，安排年轻历浅、名不见经传的陆逊替代吕蒙，让关羽彻底放下戒心，一俟关羽将兵力调往樊城，即命令吕蒙带兵3万，乘民用快船80余只，并挑选水性好的士兵身着白衣，打扮成商人，在船上摇橹，其他精兵则潜伏在船舱内，日夜兼行，悄悄接近关羽设在江边的哨所，全数俘获哨兵后，再让俘虏叫开城门，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荆州。又如，公元213年正月，曹军进发濡须口，战初孙权江西大营被攻破，都督公孙阳被曹操俘获。面对失利，孙权率7万兵士亲自上阵，他以甘宁为前部督，密令甘宁“夜人魏军”，吴百余精兵“拔鹿角，逾垒人营，斩得数十级”，打得曹军惊慌失措；后又以水军围攻曹军，均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几次失利后，曹操开始“坚守不出”，双方一直相持到春雨季来临，由于担心江水暴涨，曹操不得不撤军无功而返。

(三)用将不疑，大胆放权。三国中，曹操用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刘备用人重亲疏且刚愎自用，相比之下，孙权用人则是量才录用且用之不疑。甘宁曾是其杀父仇人黄祖的部下，投奔孙权后，孙权不计前嫌， “同于旧臣”，非常器重他，后甘宁屡建奇功。诸葛瑾是诸葛亮同父异母的兄弟，在吴蜀关系紧张时期，有人进言称他“假以请和为辞，欲背吴人蜀”，孙权不为所动，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事实最终证明孙权对诸葛瑾的信任是正确的。士为知己者死，孙权对部属的信任，赢得了部将的忠心爱戴和舍死效命。合肥之战中，孙权轻敌，被曹将张辽突袭。为了护卫孙权突围，凌统率手下300人拼死力战，最后这300人全部战死，凌统也多处身受重伤。对看准的人才，孙权敢于委以重任，鲁肃和陆逊受任大都督时，都很年轻，资历也不丰厚，孙权既授职也授权，不但给予大力支持，还从不掣肘，言听计行，放手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
(四)善于权变，用兵灵活。孙权通读经史，领兵东吴后，更是抓紧研习《孙子》《六韬》等，正如他自己评价的，“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④。同时，孙权还把兵法理论很好地应用到军事实践中来。他用兵轻重分明，江夏太守黄祖因“射杀”孙坚成为孙氏世仇，孙权前后共发动三次征讨黄祖的战争。第一次征讨正当全力攻城、有望捉住黄祖的时候，豫章、丹阳等多郡山越发生“暴动”，严重威胁到政权稳固，他权衡利弊轻重，认为平定山越比捉拿黄祖更紧迫，便毫不犹豫地带兵回吴。他用兵虚实难辨，公元224年八月，曹丕第三次兴兵伐吴，到达广陵(今江苏扬州)准备渡江，孙权得知后，判断正值秋汛，曹丕难有作为，于是没有带兵应对，而是令人“植木衣苇，为疑城假楼，自石头至于江乘，连绵相接数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舰于江”㈢。曹丕看到东吴防守如此严密，只得退兵。他用兵因人而定，曹丕死后，其子曹教继位，孙权认为丕不如操、毅不如丕，于是决定改变防守态势，主动寻机与曹魏大战，命鄱阳太守周鲂用假降书信引诱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出兵，孙权指挥陆逊为假黄钺大都督中部军，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以伏兵在石亭至夹石大胜曹休，斩获万馀人，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军资器械略尽。这一战，给蜀国以极大鼓舞，促使诸葛亮第二次伐魏。

(五)科法严峻，军纪严明。在魏、吴、蜀三国中，吴国的科律刑法相对较多而且严厉。这是因为孙权十九岁统事东吴，虽然得到张昭、周瑜等的大力辅佐，但威信并不是很高。为此，孙权制定和实行了一套完备齐全的法律条令，用以约束将领控制军队，限制江东豪强宗帅的胡作非为。孙权明确，文臣武将一旦触犯法律将严惩不贷，“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违犯，有罪无赦。以杀止杀，行之一人，其后必绝”㈢。如，公元245年秋， “将军马茂等图逆，夷三族”㈤；战功显赫的大将蒋钦的次子蒋休，因罪被夺去爵位和职务，大将甘宁的儿子也因犯罪被流放到会稽服劳役。濡须之战时，曹操远远看见孙权舟船军队严明整肃，也不得不钦佩地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叹。依靠了严峻的科法治军，孙权的军队纪律严明，民众拥护，战力较强。

权吧也来一份

绝对是哪个公众号搬过来的，吹过头了，孙权固然是那个时代的翘楚，但真没这贴描述的那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