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塿无松柏，熏莸不同器

乡论通俗说就是地方上的舆论，这种舆论主要包括对人物的评论与甄别有德者。清流发起的清议运动，如果没有乡论为背景是不可想象的。川胜义雄根据行政等级把汉代乡论分成三种级别。以乡、县为单位的是第一次乡论，以郡为单位的是第二次乡论。进入到中央就是第三次乡论。这被称为乡论的重层结构。后来魏司空陈群设立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在郡一级置郡中正，以吸收中央官。经过第三次乡论选拔出的豪族，我们可以称为贵族。
在本书第二编中作者分别论述了三国时期曹魏与孙吴的体制。曹魏的官僚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以东汉末清流势力为核心，这些士大夫以儒家教养为根底，以打倒蹂躏当时社会的领主化豪族为己任，通过清议聚合到一起。另一部分可以用豪侠来形容，我们如果分析一下曹操军团组成，会发现很多人基本没有任官经历，属于民间武力集团，他们大多采取在本地自保的态度，曹操与它们建立的关系不是传统上下级关系，我的意思是虽然名义上上下，但是不是单方面支配。而是质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双方互信基础上，曹操本人就是一种游侠式人物，游侠与游侠之间结合有着一种“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困”的伦理。这种信任以至于对方能把自己亲人放到你那里作为人质，曹操手下的臧霸、李典都曾经想把亲人送到邺，但是曹操拒绝了。这种主从关系，不属于单方面强制，我们会发现从东汉中期到六朝结束，质任关系是当时社会上盛行的现象。在川胜义雄的理论中门生故吏对应的是士大夫，质任对应的是豪侠，他们的原理是相似的。

孙吴政权与曹魏不同，孙坚起兵时没有在家乡，他们原本属于淮泗地区的势力，后来进入江南属于离开自己势力范围的开发。加上当时南方还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社会—山越，于是在孙吴大部分时期，采用一种开发领主制。就是允许自己手下军团的将领世袭，在屯田地区拥有收税的权力等等。相比于当时华北社会，江南更加像西欧那种封建制。一个是孙权的政策，另一个是江南的文人官僚集团没有那么强的乡论意识，抑制不了武人领主化，或者通俗来讲当时江南土著豪族不够成熟。武人领主化只有在自耕农不多的社会才容易施行，事实上除了江南的吴、会稽等地拥有乡论，有点像华北以外。其他地域很难说是华北类型的社会。

孙吴的武人领主制一直影响到东晋，在第二编第四章中川胜义雄分析了南渡之后东晋是如何在江南确立贵族制的。司马睿、王导、王敦等人最初到江南的时候，军事完全倚仗土著豪族，比如阳羡周氏、武康沈氏。尤其是在镇压310年钱璯叛乱时，利用了周玘的部曲。312年石勒南下，司马睿靠的是纪瞻的乡众才顺利渡过危机。连当地豪族都无法摆平，可以看到东晋初期军事实力之弱。那么司马睿等人是如何让江南豪族听命于自己，作者认为有两点，一是靠着华北优越先进的乡论意识形态，这种文化优势至少在江南发达地区的豪族那里有压制力。一个就是政治手腕，对当地军事性质强的豪族进行利用甚至离间。但是乡论原理所确定的秩序仅仅在长江下游有效，长江中游地区依然是领主制为主。在东晋，此地也是西府兵团的渊薮，众所周知西府兵团与北府兵团矛盾重重，最根本原因不在于兵团人员构成，而是能否接受乡论贵族制。王敦、陶侃、苏峻、祖约、桓宣这些人成分不同。但是都不接受在自己势力范围内搞贵族制。王敦虽然是华北人，但是他叛乱的盟友都是江南土著豪族，这些人可以看成江南土著豪族中反对乡论的势力，王敦被这些人利用了。苏峻与祖约本来属于北来流人集团，后来和下游的郗鉴分道扬镳，也是这个原因。王敦与苏峻的两次叛乱让北府兵团登上历史舞台，加上陶侃军团被拉入建康势力，造成王敦与苏峻最后失败。可以说这两战结束之后，东晋才在江南站住了脚，但是也必须承认，陶侃等人势力在长江中游是半独立性质。就是表面听命于中央，实际上沿用孙吴的领主制。在陶侃之后，西府势力落入北来贵族手里，比如庾亮、庾翼。此时包括殷浩、王羲之等贵族子弟充斥西府，让领主化根深蒂固的中游地区，稍稍偏向贵族制。但是不得不说，东晋一代，此地在体制上一直是独一无二的，整本书中东晋部分也是我认为分析的最有条理。

贵族制经历魏晋的辉煌时期，在刘宋开始走下坡路。本书的第三编中四个章就是用来论述贵族制变质与崩溃的。贵族制的没落最根本原因是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新兴阶级，我们只要看看宋齐梁陈的开国君主都是什么出身就能明白。刘裕本来是北府兵团（桓修的中军参军，职位不高），他祖父父亲虽然都是官员，但是也不是高官，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寒族。此外川胜义雄整理了刘裕集团中其他人物的家世，同样以寒族为绝大多数。萧道成虽然号称萧何二十四世孙，但是东晋南渡之后，他们家是布衣素族，有意思的是，萧道成也做过中兵参军（雍州刺史萧思话左军中兵参军），侧面也说明他们家以武将为主。萧衍可能另类一些，可以说是文武通吃型的，担任过雍州刺史，抵御北魏。也是竟陵八友之一。竟陵八友中有真正的贵族，但是萧衍是南齐皇室，南齐出身并不是贵族。萧衍是宋齐梁陈诸帝中和贵族走的比较近的皇帝而已。陈霸先家世也属于寒族，早年甚至做过油库吏。虽然是陈寔后代，但是我们看是否是贵族，不能看先祖。贵族必须是在一地长时间保持郡望与门第的。比如陈郡谢氏、琅邪王氏在南北朝一直强盛，这叫贵族。宋齐梁陈四朝出身都是武人，那么贵族势必要被削弱。贵族制崩溃是从丢失军事支配权开始的，刘宋时期，掌握军府的长官是王族或非贵族的寒族。我前面说过刘宋出自武人，王族其实等同于寒族。在东晋时期被压制的武人寒族吴兴沈氏，在刘宋时期发达了，就很好理解。所以宏观来看宋齐梁陈四朝，是贵族下降与寒族上升的趋势。

川胜义雄这本书精彩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局限于指出这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而是从政治、经济领域进行分析。从经济来看，南朝货币经济开始取代自然经济，这促使了商人阶层的壮大，加上货币紊乱，宋齐梁陈的货币混乱，一直没有解决，导致很多农民转入商人行列，当然是最低层的商人。唐长孺曾经说过南朝，很多商人依附于贵族，这是最初阶段的现象，因为依附于贵族，可以获得很多特权，可以免税，可以获得良币。这在币值不稳定的南朝是一大诱惑。所以不少商人，宁愿贿赂贵族变成门客，这样就是以贵族名义作生意。加上南朝贵族往往把比如说庄园委托给商人，造成在商业之下，利益大部分都归入商人阶层。后来寒族势力上升，商人转而投靠寒族甚至王族。看一看梁与陈正史中那么多恩幸就能明白了。货币经济的发达，促成了贵族在经济领域衰落，川胜义雄的论述在这里很精彩。到了梁末侯景之乱，那只不过是给贵族制最后一击。到了南陈时期，贵族就仅仅是一个文化符号，陈郡谢氏谢安的墓在南陈被始兴王发掘，当时谢家尚有朝中高官的情况下，可想而知贵族当时的地位。川胜义雄作为日本人，他用京都公卿来形容（相对于幕府），贵族已经没有实权。

其实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人物年代就可以看出来，世说中绝大多数人物处于东汉末到东晋末时间段。编成于刘宋时期，临川王刘义庆。但是地球人都知道，这书不是刘义庆写的，鲁迅早年论断可谓智慧。而是刘义庆手下幕内文人所作。世说中赞扬刘宋时期一共五人（后来有人增补了几个，但是对于论旨无伤大雅），分别是谢灵运、郗超、桓玄、王羲之夫人、殷仲文。但是五人中只有谢灵运是主角，所以从时代来看，世说的作者认为代表贵族精神的贵族在东晋末就不多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东汉末产生了贵族制的源头，就是乡论。经过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让贵族制在中古中国确立，刘宋时期从制度看是贵族制鼎盛时期，但是此时贵族已经走下坡路。其后的三朝中寒族势力抬头，新兴阶级产生与货币经济的发展让贵族制没落。中国之所以没有经历西欧的封建制，是因为乡论作为民望的代表，抑制了领主化倾向。但是历史并不是全然一体的，在华北即使是乡论盛行，曹操最初的豪侠集团中依然有着实际的领主，只不过后来自行解散了，孙吴的江南是纯正的领主制，以至于影响到东晋时期政权的二重性。但是这些毕竟是局部，中古中国可以用豪族共同体一词来形容，社会基于人格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结合，而不是皇权那种垂直体系。贵族享有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自由的时代。这就是贵族制的本质。川胜义雄这本书以超硬的社会学理论来研究历史，最后从东汉到南朝横贯从贵族制起源写到终末，可谓气势磅礴。在此基础上能做到行文布局，层层推进。是一本研究南朝的优秀学术著作。

这本书应该是今年阅读历史类中前三，看接下来能不能有书把这本挤出前三了。川胜义雄在日本学术界地位和国内唐长孺相当，所以我就不用多说什么推荐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