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el 6
雨王
楼主
作者：水亦栎内容摘要： 本文比较了甘阳和刘小枫对斯特劳斯的不同解读，尤其是通过对甘阳的《斯特劳斯政治哲学选刊导言》一文的写作艺术的分析，揭示出甘阳通过“双重保守主义”显白教诲以表 达复兴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进而主张无论甘阳对斯特劳斯的政治解读还是刘小枫对斯特劳斯的哲学解读，都包含了对中国文明之现代命运的哲学思考。 By comparing different reading Leo Strauss by Gan Yang and Liu Xiaofeng, especially by analyzing art of writing used by Gan Yang i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Leo Straus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Gan Yang keeps renaissa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esoteric teaching behind the political liberalism and cultural conservatism as exoteric teaching, and either political reading by Gan Yang or philosophical reading by Liu Xiaofeng is based upon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the fat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modernity. 就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 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之中醒悟过来， 因为我在里面迷失了
正确的
道路。…… 踏进人生迷误的森林去的青年不能走正确的路， 除非有一个已经走过这条路的长辈指点给他看。 ——但丁，《神曲》 一、 思想的两种风格 熟悉甘阳先生的可能都知道，他属于述而不作的那一类思想者。当然这不是说他不写作，而是说他差不多到了惜墨如金的地步。如今，除了短评集《将错就错》，甘阳公开的文字就剩下零星的学术论文、几篇序言和一些论战文章了。但是，就是在这些单篇文章里，甘阳的学识和眼见却让人不能不佩服。当众多的作家们越来越关心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而变成学者的时候，甘阳却从来没有囿于某一个体制化的知识领域，相反，他关心的一直是一些根本的问题，是那些专业知识很少审查的前问题，是那些专业知识所依赖的整全知识。正是在这些领域，甘阳显示出自己的远见卓识。 早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作为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之一，甘阳对整个文化比较热潮的一个高屋建瓴的把握就体现在为卡西尔的《语言与神话》一书写的序言“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一文中。当别人醉心于哲学、文学、诗歌、艺术、法律和建筑等等领域的具体文化比较时，他清点了“文化热”所依凭的西方思想脉络中的“文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事实上，当90年代中后期大陆学界开始大谈解释学的时候，可能没有人注意到这些问题已经在甘阳这篇十年前的序言中清理过了。所不同的是，甘阳谈解释学可不是堕入否定客观真理的文化相对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这正是90年代中后期大陆学界的整体图像)，而是希望将中国的传统思想作为一种解释学上的“前见”纳入到现代的思考之中，从而恢复中国传统思想的生命。[1]显然，甘阳后来放弃了这条恢复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道路”。 十几年过去了，大陆知识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俨然取代了人文学科而成为显学。但是，社会科学所秉持的“价值自由”将社会科学自身撕裂了，由此形成了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界占山为王、诸侯格局、“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局面。其时，这位当年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仿佛也变成军阀混战中的一支，从“乡土中国”到所谓的“自由左派”都能看到甘阳的影子，只不过我们看到的都是“走下神坛”的甘阳。尽管如此，他的思考依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一点与80年代知识界的另一位领军人物刘小枫先生形成了截然的对比。 从《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文化基督教到《沉重的肉身》和《社会理论绪论》、再到斯特劳斯和斯密特，刘小枫把握中国文明之命运的心路历程清晰可见。而同样将中国文明的命运作为思考中心，甘阳在放弃了解释学的哲学道路之后，是彻底的绝望还是独辟蹊径，人们不得而知。如果你能理解80年代的甘阳，那么看他90年代陷入各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似乎不敢相信他们就是一个人，以至于有人说甘阳在海外十几年的书算是白读了。不过，《将错就错》在大陆的出版恰恰显示了他读书的功底，不仅是知识的渊博，更重要的是眼光的老辣。 从甘阳的一贯做法来看，他很少从正面表述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他习惯于寻找甚至等待某个“时机”(chance)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这种时机除了论战、时评就是作序。论战要看论战的主题和对手，时评要看事件的重要性，而作序是要看著作本身。就论战而言，无论是乡土中国问题、中央地方关系问题，还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问题，似乎都没有给他提供一个足够的问题域来展开自己的思想；就时评而言，北大改革似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但依然未能全面展开；就作序而言，无论是邹傥的《中国革命的再阐释》，还是韦伯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都没有提供一个恰当的问题意识，尽管他表露出为邹傥的著作写作长序的愿望，而亲自动手翻译韦伯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也似乎暗示了他的思考。我相信，甘阳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时机。终于机会到了，在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甘阳以罕见的篇幅作了一篇长序，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因此，这篇序言与其作为“列奥·斯特劳斯政治哲学选刊”的“导言”来读，不如当作理解甘阳思考的中国问题的导言来读。
2005年12月27日 15点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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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
道路。…… 踏进人生迷误的森林去的青年不能走正确的路， 除非有一个已经走过这条路的长辈指点给他看。 ——但丁，《神曲》 一、 思想的两种风格 熟悉甘阳先生的可能都知道，他属于述而不作的那一类思想者。当然这不是说他不写作，而是说他差不多到了惜墨如金的地步。如今，除了短评集《将错就错》，甘阳公开的文字就剩下零星的学术论文、几篇序言和一些论战文章了。但是，就是在这些单篇文章里，甘阳的学识和眼见却让人不能不佩服。当众多的作家们越来越关心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而变成学者的时候，甘阳却从来没有囿于某一个体制化的知识领域，相反，他关心的一直是一些根本的问题，是那些专业知识很少审查的前问题，是那些专业知识所依赖的整全知识。正是在这些领域，甘阳显示出自己的远见卓识。 早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作为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之一，甘阳对整个文化比较热潮的一个高屋建瓴的把握就体现在为卡西尔的《语言与神话》一书写的序言“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一文中。当别人醉心于哲学、文学、诗歌、艺术、法律和建筑等等领域的具体文化比较时，他清点了“文化热”所依凭的西方思想脉络中的“文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事实上，当90年代中后期大陆学界开始大谈解释学的时候，可能没有人注意到这些问题已经在甘阳这篇十年前的序言中清理过了。所不同的是，甘阳谈解释学可不是堕入否定客观真理的文化相对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这正是90年代中后期大陆学界的整体图像)，而是希望将中国的传统思想作为一种解释学上的“前见”纳入到现代的思考之中，从而恢复中国传统思想的生命。[1]显然，甘阳后来放弃了这条恢复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道路”。 十几年过去了，大陆知识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9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俨然取代了人文学科而成为显学。但是，社会科学所秉持的“价值自由”将社会科学自身撕裂了，由此形成了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界占山为王、诸侯格局、“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局面。其时，这位当年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仿佛也变成军阀混战中的一支，从“乡土中国”到所谓的“自由左派”都能看到甘阳的影子，只不过我们看到的都是“走下神坛”的甘阳。尽管如此，他的思考依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一点与80年代知识界的另一位领军人物刘小枫先生形成了截然的对比。 从《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文化基督教到《沉重的肉身》和《社会理论绪论》、再到斯特劳斯和斯密特，刘小枫把握中国文明之命运的心路历程清晰可见。而同样将中国文明的命运作为思考中心，甘阳在放弃了解释学的哲学道路之后，是彻底的绝望还是独辟蹊径，人们不得而知。如果你能理解80年代的甘阳，那么看他90年代陷入各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似乎不敢相信他们就是一个人，以至于有人说甘阳在海外十几年的书算是白读了。不过，《将错就错》在大陆的出版恰恰显示了他读书的功底，不仅是知识的渊博，更重要的是眼光的老辣。 从甘阳的一贯做法来看，他很少从正面表述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他习惯于寻找甚至等待某个“时机”(chance)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这种时机除了论战、时评就是作序。论战要看论战的主题和对手，时评要看事件的重要性，而作序是要看著作本身。就论战而言，无论是乡土中国问题、中央地方关系问题，还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问题，似乎都没有给他提供一个足够的问题域来展开自己的思想；就时评而言，北大改革似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但依然未能全面展开；就作序而言，无论是邹傥的《中国革命的再阐释》，还是韦伯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都没有提供一个恰当的问题意识，尽管他表露出为邹傥的著作写作长序的愿望，而亲自动手翻译韦伯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也似乎暗示了他的思考。我相信，甘阳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时机。终于机会到了，在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甘阳以罕见的篇幅作了一篇长序，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因此，这篇序言与其作为“列奥·斯特劳斯政治哲学选刊”的“导言”来读，不如当作理解甘阳思考的中国问题的导言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