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源流论》——徐灵胎自叙医，小道也，精义也，重任也，贱工也。古者大人之学，将以治天下国家，使无一夫不被其泽，甚者天地位而万物育，斯学者之极功也。若夫日救一人，月治数病，顾此失彼，虽数十里之近，不能兼及。况乎不可治者，有非使能起死者而使之生，其道不已小乎？虽然，古圣人之治病也，通於天地之故，究乎性命之源，经络、脏腑、气血、骨脉，洞然如见，然後察其受病之由，用药以驱除而调剂之。其中自有玄机妙悟，不可得而言喻者，盖与造化相维，其义不亦精乎？道小，则有志之士有所不屑为，义精，则无识之突有所不能窥也。人之所系，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圣贤豪杰，可以旋转乾坤，而不能保无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听之医者，而生杀唯命矣。夫一人系天下之重，而天下所系之人，其命由悬於医者。下而一国一家所系之人更无论矣，其任不亦重乎？而独是其人者，又非有爵禄道德之尊，父兄师保之重。既非世之所隆，而其人之自视，亦不过为衣服口食之计。虽以一介之微，呼之而立，至其业不甚贱乎？任重，则托之者必得传人；工贱，则业之者必无奇士。所以势出於相违，而道因之易坠也。余少时颇有志於穷经，而骨肉数人疾病连年，死亡略尽。於是博览方书，寝食俱废。如是数年，虽无生死骨肉之方，实有寻本溯源之学。九折臂而成医，至今尤信。而窃慨唐宋以来，无儒者为之振兴，视为下业，逡巡失传（逡，音ㄑㄩㄣ，「退」之意。逡巡，「後退」之意），至理已失，良法并亡，惄然伤怀（惄，音「逆」，饥饿之意），恐自今以往，不复有生人之术。不揣庸妄，用敷厥言，倘有所补所全者，或不仅一人一世已乎？乾隆丁丑年七月洄溪徐大椿书於五山之半松书屋卷上卷上经络脏腑元气存亡论养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无死。斯言妄也，何则？人生自免乳哺以後，始而孩，既而长，既而壮，日胜一日。何以四十以後，饮食奉养如昔，而日且就衰？或者曰：嗜欲戕之也。则绝嗜欲，可以无死乎？或者曰：劳动贼之也。则戒劳动，可以无死乎？或者曰：思虑扰之也。则屏思虑，可以无死乎？果能绝嗜欲，戒劳动，减思虑，免於疾病夭札则有之。其老而眊眊而死，犹然也。况乎四十以前，未尝无嗜欲、劳苦、思虑，然而日生日长。四十以後，虽无嗜欲、劳苦、思虑，然而日减日消，此其故何欤？盖人之生也，顾夏虫而却笑，以为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实犹是耳。当其受生之时，已有定分焉。所谓定分者，元气也。视之不见，求之不得，附於气血之内，宰乎气血之先。其成形之时，已有定数。譬如置薪於火，始然尚微，渐久则烈，薪力既尽，而火熄矣。其有久暂之殊者，则薪之坚脆异质也。故终身无病者，待元气之自尽而死，此所谓终其天年者也。至於疾病之人，若元气不伤，虽病甚不死，元气或伤虽病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伤元气而病者，此不可冶者也；有因病而伤元气者，此不可不预防者也。亦有因误冶而伤及元气者，亦有元气虽伤未甚，尚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诊病决死生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则百不失一矣。至所谓元气者，何所寄耶？五脏有五脏之真精，此元气之分体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经》所谓丹田，《难经》所谓命门，《内经》所谓七节之旁，中有小心，阴阳阖辟存乎此，呼吸出入系乎此。无火而能令百体皆温，无水而能令五脏皆润。此中一线未绝，则生气一线未亡，皆赖此也。若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盖元气虽自有所在，然实与脏腑相连属者也。寒热攻补不得其道，则实其实而虚其虚，必有一脏大受其害。邪入於中，而精不能续，则元气无所附而伤矣。故人之一身，无处不宜谨护，而药不可轻试也。若夫预防之道，惟上工能虑在病前，不使其势已横而莫救，使元气克全，则自能托邪於外。若邪盛为害，则乘元气未动，与之背城而一决，勿使後事生悔，此神而明之之术也。若欲与造化争权，而令天下之人终不死，则无是理矣。

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论病之分经络脏腑，夫人知之。於是天下遂有因经络脏腑之说，而拘泥附会，又或误认穿凿，并有借此神其说以欺人者。盖治病之法多端，有必求经络脏腑者，有不必求经络脏腑者。盖人之气血无所不通，而药性之寒热温凉有毒无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於人身，其功能亦无所不到，岂有其药止入某经之理？即如参耆之类，无所不补；砒鸩之类，无所不毒，并不专於一处也。所以古人有现成通治之方，如紫金锭、至宝丹之类，所治之病甚多，皆有奇效。盖通气者无气不通，解毒者无毒不解，消痰者无痰不消，其中不过略有专宜耳。至张洁古辈，则每药注定云独入某经，皆属附会之谈，不足徵也。曰：然则用药竟不必分经络脏腑耶？曰：此不然也。盖人之病，各有所现之处，而药之治病，必有专长之功。如柴胡治寒热往来，能愈少阳之病；桂枝治畏寒发热，能愈太阳之病；葛根治肢体大热，能愈阳明之病。盖其止寒热，已畏寒，除大热，此乃柴胡、桂枝、葛根专长之事。因其能治何经之病，後人即指为何经之药，孰知其功能实不仅入少阳、太阳、阳明也。显然者尚如此，馀则更无影响矣。故以某药为能治某经之病则可，以某药为独治某经则不可；谓某经之病当用某药则可，谓某药不复入他经则不可。故不知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泛，必无捷效。执经络而用药，其失也泥，反能致害。总之，变化不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肾藏精论精藏於肾，人尽知之。至精何以生？何以藏？何以出？则人不知也。夫精即肾中之脂膏也，有长存者，有日生者。肾中有藏精之处，充满不缺，如井中之水，日夜充盈，此长存者也；其欲动交媾所出之精，及有病而滑脱之精，乃日生者也。其精旋去旋生，不去亦不生，犹井中之水，日日汲之，不见其亏，终年不汲，不见其溢。《易》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其理然也。曰：然则纵欲可无害乎？曰：是又不然。盖天下之理，总归自然，有肾气盛者，多欲无伤；肾气衰者，自当节养。《左传》云：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若纵欲不节，如浅狭之井，汲之无度，则枯竭矣。曰：然则强壮之人而绝欲则何如？曰：此亦无咎无誉，惟肾气略坚实耳。但必浮火不动，阴阳相守则可耳。若浮火日动而强制之，则反有害。盖精因火动而离其位，则必有头眩、目赤、身痒、腰疼、遗洩、偏坠等症，甚者或发癰疽，此强制之害也。故精之为物，欲动则生，不动则不生，能自然不动则有益。强制则有害，过用则衰竭，任其自然而无所勉强，则保精之法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乃长生之诀也。一脏一腑先绝论人之死，大约因元气存亡而决。故患病者，元气已伤即变危殆。盖元气脱，则五脏六腑皆无气矣。竟有元气深固，其根不摇，而内中有一脏一腑先绝者。如心绝则昏昧不知世事，肝绝则喜怒无节，肾绝则阳道痿缩，脾绝则食入不化，肺绝则气促声哑。六腑之绝，而失其所司亦然，其绝之象，亦必有显然可见之处。大约其气尚存，而神志精华不用事耳，必明医乃能决之。又诸脏腑之中，惟肺绝则死期尤促。盖肺为脏腑之华盖，脏腑赖其气以养，故此脏绝则脏腑皆无禀受矣，其馀则视其绝之甚与不甚。又观其别脏之盛衰何如，更观其後天之饮食何如，以此定其吉凶，则修短之期可决矣。然大段亦无过一年者，此皆得之目睹，非臆说也。君火相火论近世之论心火谓之君火，肾火谓之相火，此说未安。盖心属火而位居於上，又纯阳而为一身之主，名曰君火，无异议也。若肾中之火，则与心相远，乃水中之火也，与心火不类，名为相火，似属非宜。盖阴阳互藏其宅，心固有火，而肾中亦有火。心火为火中之火，肾火为水中之火。肾火守於下，心火守於上，而三焦为火之道路，能引二火相交。心火动则肾中之浮火亦随之，肾火动而心中之浮火亦随之；亦有心火动而肾火不动，其患独在心，亦有肾火动而心火不动，其害独在肾。故治火之法，必先审其何火，而後用药有定品。治心火以苦寒，治肾火以咸寒。若二脏之阴不足以配火，则又宜取二脏之阴药补之。若肾火飞越，又有回阳之法，反宜用温热，与治心火回然不同。故五脏皆有火，而心肾二脏为易动，故治法宜详究也。若夫相火之说，则心胞之火能令人怔忡，面赤烦躁眩晕，此则在君火之旁，名为相火，似为确切，试以《内经》参之，自有真见也。

诊脉决死生论生死於人大矣！而能於两手方寸之地微末之动，即能决其生死，何其近於诬也。然古人往往百不失一者何哉？其大要则以胃气为本。盖人之所以生，本乎饮食。灵枢云：谷入於胃，乃传之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寸口属肺经，为百脉之所会。故其来也，有生气以行乎其间，融和调畅，得中土之精英。此为有胃气得者生，失者死，其大较也。其次则推天运之顺逆，人气与天气相应。如春气属木，脉宜弦；夏气属火，脉宜洪之类，反是则与天气不应。又其次则审脏气之生克。如脾病畏弦，木克土也；肺病畏洪，火克金也，反是则与脏气无害。又其次则辨病脉之从违，病之与脉，各有宜与不宜。如脱血之後，脉宜静细，而反洪大，则气亦外脱矣；热寒之症，脉宜洪数，而反细弱，则真元将陷矣。至於真脏之脉，乃因胃气已绝，不营五脏。所以何脏有病，则何脏之脉独现，凡此皆《内经》、《难经》等书言之，明白详尽。学者苟潜心观玩，洞然易晓，此其可决者也。至云诊脉即可以知何病，又云：人之死生，无不能先知，则又非也。盖脉之变迁无定，或有卒中之邪，未即通於经络，而脉一时未变者；或病轻而不能现於脉者；或有沉痼之疾，久而与气血相并，一时难辨其轻重者；或有依经传变，流动无常，不可执一时之脉，而定其是非者。况病之名有万，而脉之象不过数十种，且一病而数十种之脉无不可见，何能诊脉而即知其何病？此皆推测偶中，以此欺人也。若夫真脏之脉，临死而终不现者，则何以决之？是必以望闻问三者，合而参观之，亦百不失一矣。故以脉为可凭，而脉亦有时不足凭；以脉为不可凭，而又凿凿乎其可凭。总在医者熟通经学，更深思自得，则无所不验矣。若世俗无稽之说，皆不足听也。症脉轻重论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轻重死生之别，医者何由知之？皆必问其症，切其脉而後知之。然症脉各有不同，有现症极明而脉中不见者，有脉中甚明而症中不见者。其中有宜从症者，有宜从脉者，必有一定之故。审之既真，则病情不能逃，否则不为症所误，必为脉所误矣。故宜从症者，虽脉极顺而症危，亦断其必死；宜从脉者，虽症极险而脉和，亦决其必生。如脱血之人，形如死状，危在顷刻，而六脉有根则不死，此宜从脉不从症也。如痰厥之人，六脉或促或绝，痰降则愈，此宜从症不从脉也。阴虚咳嗽，饮食起居如常，而六脉细数，久则必死，此宜从脉不宜从症也。噎膈反胃，脉如常人，久则胃绝而脉骤变，百无一生，此又宜从症不从脉也。如此之类甚多，不可枚举。总之，脉与症分观之，则吉凶两不可凭；合观之，则某症忌某脉，某脉忌某症，其吉凶乃可定矣。又如肺病忌脉数，肺属金，数为火，火刑金也，馀可类推，皆不外五行生克之理。今人不按其症，而徒讲乎脉，则讲之愈密，失之愈远。若脉之全体，则《内经》诸书详言之矣。脉症与病相反论症者，病之发现者也。病热则症热，病寒则症寒，此一定之理。然症竟有与病相反者，最易误治，此不可不知者也。如冒寒之病，反身热而恶热；伤暑之病，反身寒而恶寒；本伤食也，而易饥能食；本伤饮也，而反大渴口乾。此等之病，尤当细考，一或有误，而从症用药，即死生判矣。此其中盖有故焉，或一时病势未定。如伤寒本当发热，其时尚未发热，将来必至於发热，此先後之不同也；或内外异情，如外虽寒而内仍热是也；或有名无实，如欲食好饮，及至少进即止，饮食之後又不易化是也；或有别症相杂，误认此症为彼症是也；或此人旧有他病，新病方发，旧病亦现是也。至於脉之相反，亦各不同。或其人本体之脉与常人不同；或轻病未现於脉；或痰气阻塞，营气不利，脉象乖其所之；或一时为邪所闭，脉似危险，气通即复；或其人本有他症，仍其旧症之脉。凡此之类，非一端所能尽，总宜潜心体认，审其真实，然後不为脉症所惑。否则徒执一之见，用药愈真，而愈误矣。然苟非辨症极精，脉理素明，鲜有不惑者也。中风论

病情传变论病有一定之传变，有无定之传变。一定之传变，如伤寒太阳传阳明，及金匮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之类。又如痞病变臌，血虚变浮肿之类，医者可豫知而防之也。无定之传变，或其人本体先有受伤之处；或天时不和，又感时行之气；或调理失宜，更生他病，则无病不可变，医者不能豫知而为防者也。总之，人有一病，皆当加意谨慎，否则病後增病，则正虚而感益重，轻病亦变危矣。至於既传之後，则标本缓急，先後分合，用药必两处兼顾，而又不杂不乱，则诸病亦可渐次平复。否则新病日增，无所底止矣。至於药误之传变，又复多端；或过於寒凉而成寒中之病；或过服温燥而成热中之病；或过於攻伐而元气大虚；或过於滋润而脾气不实，不可胜举。近日害人最深者，大病之後，邪未全退，又不察病气所伤何处，即用附子、肉桂、熟地、麦冬、人参、白术、五味、萸肉之类，将邪火尽行补濇。始若相安，久之气逆痰升，胀满昏沉，如中风之状，邪气与元气相并，诸药无效而死。医家病家，犹以为病後大虚所致，而不知乃邪气固结而然也。余见甚多，不可不深戒。病同人异论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梁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於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後轻重缓急大小先後之法因之而定。《内经》言之极详，即针灸及外科之治法尽然，故凡治病者，皆当如是审察也病症不同论凡病之总者，谓之病。而一病必有数症，如太阳伤风，是病也；其恶风身热自汗头痛，是症也。合之而成其为太阳病，此乃太阳病之症也。若太阳病，而又兼泄泻不寐心烦痞闷，则又为太阳病之兼症矣。如疟病也，往来寒热呕吐畏风口苦，是症也。合之而成为疟，此乃疟之本症也。若疟而兼头痛胀满嗽逆便闭，则又为疟疾之兼症矣。若疟而又下痢数十行，则又不得谓之兼症，谓之兼病。盖疟为一病，痢又为一病，而二病又各有本症，各有兼症，不可胜举。以此类推，则病之与症，其分并何啻千万？不可不求其端而分其绪也。而治之法，或当合治，或当分治，或当先治，或当後治，或当专治，或当不治。尤在视其轻重缓急，而次第奏功。一或倒行逆施，杂乱无纪，则病变百出，虽良工不能挽回矣。病同因别论凡人之所苦谓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谓之因。如同一身热也，有风有寒有痰有食，有阴虚火升，有郁怒忧思，劳怯虫疰，此谓之因。知其因，则不得专以寒凉治热病矣。盖热同而所以致热者不同，则药亦迥异。凡病之因不同，而治各别者尽然，则一病而治法多端矣。而病又非止一症，必有兼症焉。如身热而腹痛，则腹痛又为一症。而腹痛之因又复不同，有与身热相合者，有与身热各别者。如感寒而身热，其腹亦因寒而痛，此相合者也；如身热为寒，其腹痛又为伤食，则各别者也。又必审其食为何食，则以何药消之。其立方之法，必切中二者之病源，而後定方，则一药而两病俱安矣。若不问其本病之何因，及兼病之何因，而徒曰某病以某方治之。其偶中者，则投之或愈，再以治他人，则不但不愈，而反增病。必自疑曰：何以治彼效，而治此不效，并前此之何以愈亦不知之。则幸中者甚少，而误治者甚多，终身治病而终身不悟，历症愈多而愈惑矣。亡阴亡阳论经云：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血属阴，是汗多乃亡阴也。故止汗之法，必用凉心敛肺之药何也？心主血，汗为心之液，故当清心火。汗必从皮毛出，肺主皮毛，故又当敛肺气，此正治也。惟汗出太甚，则阴气上竭，而肾中龙雷之火随水而上。若以寒凉折之，其火愈炽。惟用大剂参附，佐以咸降之品，如童便、牡蛎之类，冷饮一〔木宛〕，直达下焦，引其真阳下降，则龙雷之火反乎其位，而汗随止。此与亡阴之汗，真大相悬绝。故亡阴亡阳，其治法截然，而转机在顷刻。当阳气之未动也，以阴药止汗，及阳气之既动也，以阳药止汗。而龙骨牡蛎、黄耆、五味收涩之药，则两方皆可随宜用之。医者能於亡阴亡阳之交，分其界限，则用药无误矣。其亡阴亡阳之辨法何如？亡阴之汗，身畏热，手足温，肌热汗亦热而味咸，口渴喜凉饮，气粗，脉洪实，此其验也。亡阳之汗，身反恶寒，手足冷，肌凉汗冷，而味淡微粘，口不渴而喜热饮，气微，脉浮数而空，此其验也。至於寻常之正汗、热汗、邪汗、自汗，又不在二者之列，此理知者绝少，即此汗之一端，而聚讼纷纷，毫无定见，误治甚多也。注：〔木宛〕，组合字，音“碗”，为“小盂”之义。

病有不愈不死虽愈必死论能愈病之非难，知病之必愈必不愈为难。夫人之得病，非皆死症也。庸医治之，非必皆与病相反也。外感内伤，皆有现症，约略治之，自能向愈，况病情轻者，虽不服药亦能渐痊，即病势危迫，医者苟无大误，邪气渐退，亦自能向安，故愈病非医者之能事也。惟不论轻重之疾，一见即能决其死生难易，百无一失，此则学问之极功，而非浅尝者所能知也。夫病轻而预知其愈，病重而预知其死，此犹为易知者。惟病象甚轻，而能决其必死，病势甚重，而能断其必生，乃为难耳。更有病已愈而不久必死者。盖邪气虽去，而其人之元气与病俱亡，一时虽若粗安，真气不可复续。如两虎相角，其一虽胜，而力已脱尽，虽良工亦不能救也。又有病必不愈而人亦不死者。盖邪气盛而元气坚固，邪气与元气相并，大攻则恐伤其正，小攻则病不为动，如油入面，一合则不可复分，而又不至於伤生。此二者，皆人之所不知者也，其大端则病气入脏腑者，病与人俱尽者为多，病在经络骨脉者，病与人俱存者为多，此乃内外轻重之别也。斯二者，方其病之始形，必有可徵之端，良工知之，自有防微之法。既不使之与病俱亡，亦不使之终身不愈。此非深通经义之人，必不能穷源极流，挽回於人所不见之地也。卒死论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内中可救者，十之七八，不可救者，仅十之二三，惟一时不得良医，故皆枉死耳。夫人内外无病，饮食行动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脏腑经络本无受病之处，卒然感犯外邪，如恶风秽气鬼邪毒厉等物。闭塞气道，一时不能转动，则大气阻绝。昏闷迷惑，久而不通，则气愈聚愈塞，如系绳於颈，气绝则死矣。若医者能知其所犯何故，以法治之，通其气，驱其邪，则立愈矣。又有痰涎壅盛，阻遏气道而卒死者，通气降痰则苏，所谓痰厥之类是也。以前诸项，良医皆能治之，惟脏绝之症则不治。其人或劳心思虑，或酒食不节，或房欲过度，或恼怒不常，五脏之内，精竭神衰。惟一线真元未断，行动如常，偶有感触。其元气一时断绝，气脱神离，顷刻而死，既不可救，又不及救，此则卒死之最急，而不可治者也。至於暴遇神鬼，适逢冤谴，此又怪异之事，不在疾病之类矣。病有鬼神论人之受邪也，必有受之之处，有以召之，则应者斯至矣。夫人精神完固，则外邪不敢犯，惟其所以御之之具有亏，则侮之者斯集。凡疾病有为鬼神所凭者，其愚鲁者，以为鬼神实能祸人；其明理者，以为病情如此，必无鬼神，二者皆非也。夫鬼神，犹风寒暑湿之邪耳。卫气虚则受寒，荣气虚则受热，神气虚则受鬼。盖人之神属阳，阳衰则鬼凭之，《内经》有五脏之病，则现五色之鬼。《难经》云：脱阳者见鬼。故经穴中有鬼床、鬼室等穴。此诸穴者，皆赖神气以充塞之。若神气有亏，则鬼神得而凭之，犹之风寒之能伤人也。故治寒者壮其阳，治热者养其阴，治鬼者充其神而已。其或有因痰因思因惊者，则当求其本而治之。故明理之士，必事事穷其故，乃能无所惑而有据。否则执一端之见，而昧事理之实，均属愦愦矣。其外更有触犯鬼神之病，则祈祷可愈。至於冤谴之鬼，则有数端，有自作之孽，深仇不可解者；有祖宗贻累者；有过误害人者，其事皆凿凿可徵。似儒者所不道，然见於经史，如公子彭生、伯有之类甚多，目睹者亦不少，此则非药石祈祷所能免矣。肾虚非阴症论今之医者，以其人房劳之後，或遗精之後，感冒觉寒而发热者，谓之阴症。病者遇此，亦自谓之阴症。不问其现症何如，总用参、术、附、桂、乾姜、地黄等温热峻补之药。此可称绝倒者也。夫所谓阴症者，寒邪中於三阴经也。房後感风，岂风寒心中肾经？即使中之，亦不过散少阴之风寒，如伤寒论中少阴发热，仍用麻黄、细辛发表而已。岂有用辛热温补之法耶？若用温补，则补其风寒於肾中矣。况阴虚之人而感风寒，亦必由太阳入，仍属阳邪，其热必甚，兼以燥闷烦渴。尤宜清热散邪，岂可反用热药？若果直中三阴，则断无壮热之理。必有恶寒、倦卧、厥冷、喜热等症，方可用温散，然亦终无用滋补之法。即如伤寒差後房事不慎，又发寒热，谓之女劳复。此乃久虚之人，复患大症。依今人之见，尤宜峻补者也。而古人治之，用竹皮一升煎汤服，然则无病而房後感风，更不宜用热补矣。故凡治病之法，总视目前之现证现脉。如果六脉沉迟，表裏皆畏寒，的系三阴之寒证。即使其本领强壮，又绝欲十年，亦从阴治。若使所现脉证的系阳邪，发热烦渴，并无三阴之症。即使其人本体虚弱，又复房劳过度，亦从阳治。如伤寒论中阳明大热之证，宜用葛根、白虎等方者，瞬息之间，转入三阴，即改用温补；若阴症转阳症，亦即用凉散，此一定之法也。近世惟喻嘉言先生能知此义，有寓意草中黄长人之伤寒案可见。馀人皆不知之，其杀人可胜道哉。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论今之医者，谓吐血为虚劳之病，此大谬也。夫吐血有数种，大概咳者成劳，不咳者不成劳。间有吐时偶咳者，当其吐血之时，狼狈颇甚，吐止即痊，皆不成劳何也？其吐血一止，则周身无病，饮食如故，而精神生矣。即使亡血之後，或阴虚内热，或筋骨疼痛，皆可服药而痊。若咳嗽则血止而病仍在，日嗽夜嗽，痰壅气升，多则三年，少则一年而死矣。盖咳嗽不止，则肾中之元气震荡不宁，肺为肾之母，母病则子亦病故也。又肺为五脏之华盖，经云：谷气入胃以传於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荣，浊者为卫。是则脏腑皆取精於肺，肺病则不能输精於脏腑，一年而脏腑皆枯，三年而脏腑竭矣。故咳嗽为真劳不治之疾也。然亦有咳嗽而不死者，其嗽亦有时稍缓，其饮食起居不甚变，又其人善於调摄。延经三年之後，起居如旧，间或一发，静养即愈，此乃百中难得一者也。更有不咳之人，血症屡发，肝竭肺伤，亦变咳嗽，久而亦死。此则不善调摄，以轻变重也。执此以决血症之死生，百不一失矣。胎产论妇科之最重者二端，堕胎与难产耳。世之治堕胎者，往往纯用滋补；治难产者，往往专於攻下，二者皆非也。盖半产之故非一端，由於虚滑者，十之一二；由於内热者，十之八九。盖胎惟赖血以养，故得胎之後，经事不行者，因冲任之血皆为胎所吸，无馀血下行也。苟血或不足，则胎枯竭而下堕矣。其血所以不足之故，皆由内热火盛，阳旺而阴亏也。故古人养胎之方，专以黄芩为主。又血之生，必由於脾胃。经云：荣卫之道，纳谷为宝。故又以白术佐之。乃世之人专以参耆补气，熟地滞胃。气旺则火盛，胃湿则不运，生化之源衰，而血益少矣。至於产育之事，乃天地化育之常，本无危险之理，险者千不得一。世之遭厄难者，乃人事之未工也。其法在乎产妇，不可令早用力。盖胎必转而後下，早用力则胎先下坠，断难舒转，於是横生倒产之害生。又用力则胞浆骤下，胎已枯涩，何由能产？此病不但产子之家不知，即收生稳妇亦有不知者。至於用药之法，则交骨不开，胎元不转，种种诸症，各有专方。其外或宜润，或宜降，或宜温，或宜凉，亦当随症施治。其大端以养血为主，盖血足则诸症自退也。至於易产强健之产妇，最多卒死。盖大脱血之後，冲任空虚，经脉娇脆。健妇不以为意，轻举妄动，用力稍重，冲脉断裂，气冒血崩，死在顷刻。尤忌举手上头，如是死者，吾见极多。不知者以为奇异，实理之常，生产之家不可不知也。病有不必服药论天下之病，竟有不宜服药者，如黄疸之类是也。黄疸之症，仲景原有煎方，然轻者用之俱效，而重者俱不效何也？盖疸之重者，其胁中有囊以裹黄水，其囊并无出路。药只在囊外，不入囊中，所服之药，非补邪即伤正，故反有害。若轻病则囊尚未成，服药有效。至囊成之後，则百无一效。必须用轻透之方，或破其囊，或消其水。另有秘方传授，非泛然煎丸之所能治也。痰饮之病亦有囊，常药亦不能愈。外此如吐血久痞等疾，得药之益者甚少，受药误者甚多。如无至稳必效之方，不过以身试药，则宁以不服药为中医矣。方药离合论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得天地之气，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变易血气以除疾病，此药之力也。然草木之性，与人殊体，入人肠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圣人为之制方以调剂之，或用以专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辅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有大权焉，此方之妙也。若夫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譬之作书之法，用笔已工，而配合颠倒，与夫字形俱备，而点画不成者，皆不得谓之能书。故善医者，分观之，而无药弗切於病情；合观之，而无方不本於古法。然後用而弗效，则病之故也，非医之罪也。而不然者，即偶或取效，隐害必多，则亦同於杀人而已矣。至於方之大小奇偶之法，则《内经》详言之，兹不复赘云

古方加减论古人制方之义，微妙精详，不可思议。盖其审察病情，辨别经络，参考药性，斟酌轻重，其於所治之病，不爽毫发。故不必有奇品异术，而沈痼艰险之疾，投之辄有神效，此汉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胜穷，若必每病制一方，是曷有尽期乎？故古人即有加减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现之症或不同，则不必更立一方。即於是方之内，因其现症之异而为之加减。如伤寒论中治太阳病用桂枝汤，若见项背强者，则用桂枝加葛根汤；喘者则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下後脉促胸满者，桂枝去白芍汤；更恶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汤，此犹以药为加减者也。若桂枝麻黄各半汤，则以两方为加减矣。若发奔豚者，用桂枝为加桂枝汤，则又以药之轻重为加减矣。然一二味加减，虽不易本方之名，而必明著其加减之药。若桂枝汤倍用芍药而加饴糖，则又不名桂枝加饴糖汤，而为建中汤。其药虽同，而义已别，则立名亦异。古法之严如此，後之医者不识此义，而又欲托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则即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则即曰小柴胡汤，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参也；用猪苓、泽泻，即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专在桂枝也。去其要药，杂以他药，而仍以某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则归咎於病，或则归咎於药，以为古方不可治今病。嗟乎！即使果识其病而用古方，支离零乱，岂有效乎？遂相戒以为古方难用，不知全失古方之精义，故与病毫无益而反有害也。然则当何如？曰：能识病情与古方合者，则全用之；有别症，则据古法加减之；如不尽合，则依古方之法，将古方所用之药而去取损益之。必使无一药之不对症，自然不倍於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方剂古今论後世之方，已不知几亿万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昔者圣人之制方也，推药理之本原，识药性之专能，察气味之从逆，审脏腑之好恶，合君臣之配耦，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经络。其思远，其义精，味不过三四，而其用变化不穷。圣人之智，真与天地同体，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圣相传，无敢失坠。至张仲景先生，复申明用法，设为问难，注明主治之症。其伤寒论金匮要略，集千圣之大成，以承先而启後，万世不能出其范围，此谓之古方与《内经》并垂不朽。其前後名家，如仓公、扁鹊、华陀、孙思邈诸人，各有师承，而渊源又与仲景微别，然犹自成一家，但不能与灵素本草一线相传为宗枝正脉耳。既而积习相仍，每著一书，必自撰方千百。唐时诸公，用药虽博，已乏化机。至於宋人，并不知药，其方亦板实肤浅。元时号称极盛，各立门庭，徒聘私见，迨乎有明，蹈袭元人续馀而已。今之医者，动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称，其指不一，谓上古之方，则自仲景先生流传以外无几也。如谓宋元所制之方，则其可传可法者绝少，不合法而荒谬者甚多，岂可奉为章典？若谓自明人以前，皆称古方，则其方不下数百万。夫常用之药不过数百品，而为方数百万，随拈几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严，今之方何其易，其间亦有奇巧之法，用药之妙，未必不能补古人之所未及，可备参考者。然其大经大法，则万不能及，其中更有违经背法之方，反足贻害。安得有学之士，为之择而存之，集其大成，删其无当，实千古之盛举，余盖有志而未遑矣。单方论单方者，药不过一二味，治不过一二症，而其效则甚捷。用而不中，亦能害人，即世所谓海上方者是也。其原起於本草，盖古之圣人，辨药物之性，则必著其功用，如逐风、逐寒、解毒、定痛之类。凡人所患之症止一二端，则以一药治之，药专则力厚，自有奇效。若病兼数症，则必合数药而成方。至後世药品日增，单方日多，有效有不效矣。若夫内外之感，其中自有传变之道，虚实之殊，久暂之别，深浅之分，及夫人性各殊，天时各异，此非守经达权者不能治。若皆以单方治之，则药性专而无制，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故医者不可以此尝试，此经方之所以为贵也，然参考以广识见，且为急救之备，或为专攻之法，是亦不可不知者也。

劫剂论世有奸医，利人之财，取效於一时，不顾人之生死者，谓之劫剂。劫剂者，以重药夺截邪气也。夫邪之中人，不能使之一时即出，必渐消渐托而後尽焉。今欲一日见效，势必用猛厉之药，与邪相争，或用峻补之药，遏抑邪气；药猛厉则邪气暂伏，而正亦伤，药峻补则正气骤发，而邪内陷。一时似乎有效，及至药力尽而邪复来，元气已大坏矣。如病者身热甚，不散其热，而以沉寒之药遏之；腹痛甚不求其因，而以香燥御之；泻痢甚不去其积，而以收敛之药塞之之类，此峻厉之法也。若邪盛而投以大剂参附，一时阳气大旺，病气必潜藏，自然神气略定。越一二日，元气与邪气相并，反助邪而肆其毒，为祸尤烈，此峻补之法也。此等害人之术，奸医以此欺人而骗财者，十之五，庸医不知而效尤以害人者，亦十之五，为医者可不自省，病家亦不可不察也。制药论制药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详於宋之雷〔学支〕，今世所传雷公炮炙论是也。後世制药之法，日多一日，内中亦有至无理者，固不可从，若其微妙之处，实有精义存焉。凡物气厚力大者，无有不偏，偏则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则用法以制之，则药性之偏者醇矣。其制之义，又各不同，或以相反为制，或以相资为制，或以相恶为制，或以相畏为制，或以相喜为制。而制法又复不同，或制其形，或制其性，或制其味，或制其质，此皆巧於用药之法也。古方制药无多，其立方之法，配合气性。如桂枝汤中用白芍，亦即有相制之理，故不必每药制之也。若後世好奇眩异之人，必求贵重怪僻之物，其制法大费工本，以神其说，此乃好奇尚异之人，造作以欺诳富贵人之法，不足凭也。惟平和而有理者，为可从耳。人参论天下之害人者，杀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杀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後杀其身者，人参也。夫人参用之而当，实能补养元气，拯救危险，然不可谓天下之死人皆能生之也。其为物气盛而力厚，不论风寒暑湿痰火郁结，皆能补塞。故病人如果邪去正衰，用之固宜，或邪微而正亦惫，或邪深而正气怯弱，不能逐之於外，则於除邪药中投之，以为驱邪之助。然又必审其轻重而後用之，自然有扶危定倾之功。乃不察其有邪无邪，是虚是实，又佐以纯补温热之品，将邪气尽行补住，轻者邪气永不复出，重者即死矣。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而常人之情，无不好补而恶攻。故服参而死，即使明知其误，然以为服人参而死，则医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尽，此命数使然，可以无恨矣。若服攻削之药而死，即使用死，即使用药不误，病实难治，而医者之罪已不可胜诛矣。故人参者，乃医家邀功避罪之圣药也。病家如此，医家如此，而害人无穷矣。更有骇者，或以用人参为冠冕，或以用人参为有力量。又因其贵重，深信以为必能挽回造化，故毅然用之。孰知人参一用，凡病之有邪者即死。其不死者，亦终身不得愈乎。其破家之故何也？盖向日之人参，不过一二换，多者三四换，今则其价十倍，其所服又非一钱二钱而止。小康之家，服二三两而家已荡然矣。夫人情於死生之际，何求不得，宁恤破家乎！医者全不一念，轻将人参立方，用而不遵，在父为不慈，在子为不孝，在夫妇昆弟为忍心害理。并有亲戚双友，责罚痛骂，即使明知无益，姑以此塞责。又有孝子慈父，幸其或生，竭力以谋之。遂使贫窭之家，病或稍愈，一家终身冻馁。若仍不救，棺殓俱无，卖妻鬻子，全家覆败。医者误治，杀人可恕，而逞己之意，日日害人破家，其恶甚於盗贼，可不慎哉！吾愿天下之人，断不可以人参为起死回生之药，而必服之。医者必审其病，实系纯虚，非参不治，服必万全，然後用之。又必量其家业尚可以支持，不至用参之後，死生无靠。然後节省用之，一以惜物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如此存心，自然天降之福。若如近日之医，杀命破家於人不知之地，恐天之降祸，亦在人不知之地也，可不慎哉。

用药如用兵论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而毒药则以之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古人好服食者，必生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後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後用，其道同也。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偏性，攻脏腑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後无丧身殒命之忧。是故传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耍道也；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巖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办经络而无泛用之药，此之谓向导之师；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寡可以胜众，使前後不相救，而势自衰；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穷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富强之国可以振威武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愆，布阵有方，此又不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执方治病论古人用药立方，先陈列病症，然後云某方主之。若其症少有出入，则有加减之法，附於方後。可知方中之药，必与所现之症纤悉皆合，无一味虚设，乃用此方，毫无通融也。又有一病而云某方亦主之者，其方或稍有异同，或竟不同，可知一病并不止一方所能治。今乃病名稍似，而其中之现症全然不同，乃亦以此方施治，则其药皆不对症矣。并有病名虽一，病形相反，亦用此方，则其中尽属相反之药矣。总之欲用古方，必先审病者所患之症，悉与古方前所陈列之症皆合，更检方中所用之药，无一不与所现之症相合，然後施用，否则必须加减。无可加减，则另择一方。断不可道听涂说，闻某方可以治某病，不论其因之异同，症之出入，而冒昧施治。虽所用悉本於古方，而害益大矣。汤药不足尽病论《内经》治病之法，针灸为本，而佐之以砭石、熨浴、导引、按摩、酒醴等法，病各有宜，缺一不可。盖服药之功，入肠胃而气四达，未尝不能行於脏腑经络。若邪在筋骨肌肉之中，则病属有形，药之气味，不能奏功也。故必用针灸等法，即从病之所在，调其血气，逐其风寒，为实而可据也。况即以服药论，止用汤剂，亦不能尽病。盖汤者汤也，其行速，其质轻，其力易过而不留，惟病在荣卫肠胃者，其效更速。其馀诸病，有宜丸宜散宜膏者，必医者豫备，以待一时急用。视其病之所在，而委曲施治，则病无遁形。故天下无难治之症，而所投辄有神效，扁鹊、仓公所谓禁方者是也。若今之医者，祇以一煎方为治，惟病後调理，则用滋补丸散，尽废圣人之良法，即使用药不误，而与病不相入，则终难取效。故扁鹊云：人之所患患病多，医之所患患道少。近日病变愈多，而医家之道愈少，此痼疾之所以日多也。本草古今论本草之始，昉於神农，药止三百六十品。此乃开天之圣人，与天地为一体，实能探造化之精，穷万物之理，字字精确，非若後人推测而知之者。故对症施治，其应若响。仲景诸方之药，悉本此书，药品不多，而神明变化，已无病不治矣。迨其後药味日多，至陶弘景倍之，而为七百二十品。後世日增一日，凡华夷之奇草逸品，试而有效，医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书，至明李时珍，增益唐慎微证类本草为纲目，考其异同，办其真伪，原其生产，集诸家之说，而本草更大备，此药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则亦後人试验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广，然皆不若神农本草之纯正直确。故宋人有云：用神农之品无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後世所增之药，则尤有不足凭者，至其诠释，大半皆视古方用此药医某病则增注之。或古方治某病，药不止一品，而误以方中此药为专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己意推测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实非此药之功，而强著其效者，种种难信。至张洁古、李东垣辈，以某药专派入某经，则更穿凿矣。其详在治病不必分经络脏腑篇。故论本草，必以神农为本，而他说则必审择而从之，必验之於病而後信。又必考古人方中所曾用者，乃可采取，馀则止可於单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後世所增之奇药，或出於深山穷谷，或出於殊方异域，前世所未尝有者，後人用之，往往有奇效。此乃偏方异气之所锺，造物之机，久而愈洩，能治古方所不能治之奇病。博物君子，亦宜识之，以广见闻，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

药性变迁论古方所用之药，当时效验显著，而本草载其功用凿凿者，今依方施用，竟有应有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其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後传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一则种类之异也。凡物之种类不一，古人所采，必至贵之种，後世相传，必择其易於繁衍者而种之，未必皆种之至贵者。物虽非伪，而种则殊矣。一则天生与人力之异也。当时所采，皆生於山谷之中，元气未洩，故得气独厚。今皆人功种植，既非山谷之真气，又加灌溉之功，则性平淡而薄劣矣。一则名实之讹也。当时药不市卖，皆医者自取而备之。迨其後有不常用之品，後人欲得而用之，寻求采访，或误以他物充之，或以别种代之，又肆中未备，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药遂失其真矣。其变迁之因，实非一端。药性既殊，即审病极真，处方极当，奈其药非当时之药，则效亦不可必矣。今之医者，惟知定方，其药则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虽有神医，不能以假药治真病也。药性专长论药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性热能治寒，性燥能治湿，芳香则通气，滋润则生津，此可解者也。如同一发散也，而桂枝则散太阳之邪，柴胡则散少阳之邪。同一滋阴也，而麦冬则滋肺之阴，生地则滋肾之阴。同一解毒也，而雄黄则解蛇虫之毒，甘草则解饮食之毒。已有不可尽解者，至如鳖甲之消痞块，史君子之杀蛔虫，赤小豆之消肤肿，蕤仁生服不眠、熟服多睡，白鹤花之不腐肉而腐骨，则尤不可解者，此乃药性之专长，即所谓单方秘方也。然人止知不可解者之为专长，而不知常用药之中，亦各有专长之功。後人或不知之而不能用，或日用而忽焉，皆不能尽收药之功效者也。故医者当广集奇方，深明药理，然後奇症当前，皆有治法，变化不穷。当年神农著本草之时，既不能睹形而即识其性，又不可每药历试而知，竟能深识其功能，而所投必效，岂非与造化相为默契，而非後人思虑之所能及者乎煎药法论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饪禽鱼羊豕，失其调度，尚能损人，况药专以之治病而可不讲乎？其法载於古方之末者，种种各殊。如麻黄汤先煮麻黄去沫，然後加馀药同煎，此主药当先煎之法也。而桂枝汤又不必先煎桂枝，服药後须啜热粥以助药力，又一法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则以甘澜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则以白饮和服，服後又当多饮煖水。小建中汤则先煎五味去渣，而後纳饴糖。大柴胡汤则煎减半，去渣再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则煎药成而後纳大黄。其煎之多寡，或煎水减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药之法，不可胜数，皆各有意义。大都发散之药及芳香之药，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疏汤。补益滋腻之药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总诀也。故方药虽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药必无效。盖病家之常服药者，或尚能依法为之。其粗鲁贫苦之家，安能如法制度？所以病难愈也。若今之医者，亦不能知之矣，况病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