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应是弗里德曼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忠实拥趸。其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税收、政府管制等论点我基本认同。对于其“孝”文化背后所代表的“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应该向“商业社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转移从而解放人权的观点，认同一半。对于其《如何走出”勤劳不富有“的怪圈》中次贷危机的受益方不是华尔街而是低收入群体这一观点无法赞同。
在其《制约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一章中，陈老师提到中国是依靠内外环境的机会红利赢得的十几年高速发展，这种便利给中国带来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错觉。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在中国告诉发展的几十年中，印度、越南、巴西、墨西哥甚至由于中东问题牵制美国大部分精力获得喘息的俄罗斯都可以高速发展。中国不是一辆破三轮车因为行驶在高速路上所以能跑得快，而是我们并不完美的制度在不断的改良以适应中国特色并发明出了一条能够不断修正的发动机和离合器。诚然， 没人说这样的动力系统是完美的，但是在西方经济学家们高屋建瓴的侃侃而谈的时候，要看到中国内生的组织能力、治理方式、教育投入、精神文明建设都在发挥出了不亚于宏观调控的力量。西方所思考的是货币投放、税率、准备金率、量化宽松， 而我们重视的是科教兴国、终身学习、勤奋进取、创业创新。经济学家所假设的”理性人”本身就是个错误根本假设，他们至今都不知道他们“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腐化堕落到什么程度（这次疫情便是集中反映），这种文化腐朽不是自由的经济政策能够改变的，而这种腐朽正在拉跨整个西方世界。
显然，陈老师所代表的自由经济主义、重商主义等意识形态上深受共和党的影响，其推崇民进国退、藏富于民和小政府，应只是其学术观点，并不代表政治上具有任何煽动意义。但是还是请各位读者认识到，这本书是经济学一个派别所代表的观点，并不是经济学通俗读本。其理论并未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诸位应集运增广多见多闻。

你可以否定理性人假设，但是你目前不能推出更好的假设了。理性人假设的补充是行为经济学，只是你没有了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