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郑渝娜，蔡文仪大夫吓了一大跳，因为印象太过深刻，这日子就在她脑子里刻了下来，时隔两年之后仍能脱口而出，“2003年11月1日！”　　那天气温并不低，郑渝娜却紧紧裹着件羽绒服，“头发像把草，看上去好像有60岁，我心想，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上一线啊！”后来她看到郑的军官证，受了更大的惊吓，军官证上郑神采奕奕，比她目中所见要瘦一大圈，并且当年只有四十出头。“她一下子老成那样，都是因为非典。”　　郑渝娜，原解放军301医院护士长，在转移患者的过程中感染上非典。她在医院整整住了99天，每天往体内注射的大量激素使她留存了生命，也造成周身多发性骨坏死，“变成了一个玻璃人，随时都有可能散架、瘫痪”。　　生活的链条就此中断。两年来，医院从她的工作场所变成了治疗场所，她从一个护理者变成了被看护者。　　和郑渝娜一样，42岁的卢志坚在2003年春也跟死神打了个照面。非典治愈三个月后，他的身体完全康复。然而，在平安无事生活了两年后，今年9月，他在走路时突感左腿内侧疼痛，之后确诊为“双侧骨股头坏死！” 　　经朋友介绍，卢志坚辗转来到郑渝娜就诊的医院，在这所位于北京昌平的专科医院里，先后来过十多个非典后遗症患者。他们之外，还有其他的后遗症患者就治于城内多家医院。

生死就在一口气上　　卢志坚决定在住院期间多吃，午饭他订了4两，晚饭他要吃半斤饺子，他说自己在地安门医院治疗非典时也是这样，“必须吃啊，不吃，怎么有体力呢！”　　非典患者治愈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不过五分之一，他不仅重新工作，还升了职，现在已经是一家出版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主管生产。医院发给他一副拐杖，要他必须拄着拐杖慢慢走，这让前一天还自己开着车来医院办入院手续的他觉得有点突然，“在医院就听医生的吧，在单位我肯定不会拄着拐杖去上班的”。 　　楼下晒太阳的病友瞅一眼他的拐杖就知道他刚来，“瞧那拐多亮啊！来了就别着急，慢慢治吧！” 　　他是那种认真要强的人，小时候吃了不少苦。6岁就跟着父母支援三线，来到四川攀枝花，“那时候的农民真穷，招待客人时没有菜，就煮一碗面条当菜
下饭
”。父母都是医生，轮流进山下医疗队。他跟着哥哥像农村孩子一样长大，种地扒煤什么都做。　　“那个时候才苦呢，现在这些都不算什么。”问他怨不怨老天对他不公，得了非典不算还落下骨坏死，他还是微笑，“这个，抱怨有什么用呢。慢慢治呗。”　　活着就是幸福！这话他以前听人说过，自己现在算是亲身体验过了。　　2003年5月11日中午，他被转到重症监护室，连诀别短信都给妻子发了，喘不上来气，像溺水一样，“太难受了，我自己都差点跟医生说，‘算了，您别救我了！’”郑渝娜的家人那时也收到了病危通知书，“生死就在一口气上！”　　36个小时之后，他们挺过来，卢 志坚给妻子发短信，“我胜利了！”　　卢志坚的妻子跟他是同一所大学的，“算是师妹，不过大学里不认识，毕业之后才认识的”。俩人感情一直很好，生病后他还常常在家做饭，他想多挣些钱，让妻子孩子过得更好，“两年后孩子该读高中了，那时候我的病也该治好了”。　　四十多岁的男人，活得正吃劲儿。他承认自己太认真，怎么也不肯因为生病在工作上减弱半分。得非典之前，公司的小伙子跟他一起出差，回来都抱怨太累了，“卢经理走路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非典之后，每天晚上他十点钟就上床睡觉，“体力确实不如以前了”。　　“也不可能去运动了，原来打羽毛球、游泳、爬山，现在都不可能了，其实还是很想去玩。旅游也不行了，原来每到五一、十一都要开车出去玩的，今年十一哪儿也没去，就在家歇着。”　　这样的生活几乎是所有非典患者的翻版，灾难过后，活着，就要忍耐承受。　　“不过还是得说自己是幸运的。是吧，咱毕竟活下来了，还能看到亲人，这个是最重要的。”　　下午3点，阳光把治疗室晒得热热的，卢志坚肩膀上搭条毛巾准备去药浴，郑渝娜照例去学手工编织。　　再过一天就是周末了，病情稳定的病人，周末都可以回家。几个女人在下午的治疗时间欢快地讨论着周五晚上如何回家，因为骨质疏松，她们很怕颠簸，不敢去挤公共汽车，10块钱一位的黑车是较为理想的选择。“都是桑塔纳什么的，车好，可以直接坐到积水潭地铁口，家里人上那儿接就行了。”　　“其实回家也不能上哪儿去玩，但一家人在一起做个饭，看个电视，都挺幸福的。”女人们七嘴八舌交换着厨房心得时，卢志坚在氤氲的药浴桶里眯上了眼睛。这个时刻，病痛稍远，希望渐近，他，还有她们都还是幸福的。

卢志坚总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2003年，非典诊室里的医生和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