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骐
复旦大学哲学学士,港中大性别研究文学硕士,艺术评论人,荣门客栈志愿者
2018年4月1日 于港中大

「带领人们违反教规、肆意跳舞的人就是撒旦，和狄奥尼索斯如出一辙。」
——《嘉年华的诞生：庆典、舞会、演唱会、运动会如何翻转全世界》
读到芭芭拉·艾伦瑞克的这句话时，音箱中正循环播放《热·情演唱会》的CD。拿起《嘉年华的诞生》这本书来读，本不是为了张国荣，却在阅读过程中处处浮现张国荣在「热·情演唱会」上的样子
掌管世间一切庄园与葡萄酒的神明，狂欢的根源——狄奥尼索斯。关于酒神狄奥尼索斯，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描述他：「长卷发……从两颊滑下，极为撩人」，「这个神是美丽的，是男又是女，所以吸引了男人和女人」。
张国荣说：「我突发奇想，出名的艺人，可能都是犯了天条的神仙，被贬下凡间，不过仍有受欣赏的优点，所以便让人崇拜一下，让他们收一下花吧。」[1]
正如芭芭拉的书中写道，神明很多地方或许和我们当今的艺人相同，有能力引导观众、使其歇斯底里……他们不具有传统的阳刚形象，也不是阴柔。对于既有的社会秩序，他可能是个危害，但对崇拜他的年轻人来说可不是。一头长发、潜在的粗暴形象以及诱人狂欢的能力，狄奥尼索斯就是史上第一位摇滚巨星。[2]

危险的狄奥尼索斯
比起其他古希腊的神明，狄奥尼索斯对人一视平等，无论你权倾朝野还是穷酸不堪，就算是贫贱的奴隶，都可以来信奉他。崇拜狄奥尼索斯不是另有目的的（祈求丰收或战争胜利），而是为了庆典本身的欢乐。在这狂欢之中，「人与人之间，一道道僵硬、仇视的藩篱都粉碎了，社会已存的、统治者竖起的高墙都会倒下」。[3]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张国荣确实如同狄奥尼索斯一样，是个离经叛道的「危害」。
他在「跨越九七演唱会」中的表演，冶艳、性感、颓靡，不但悖逆了约定俗成的性别正规，甚至存在性虐欢愉的官能刺激。这其中隐藏了阴阳位置流转的可能性，暗示了各种摆荡在男、女、同*性恋、异性恋等之间的爱欲流动之可能，性别「认同」的过程亦成为了性别「解构」的过程。男人只要有一点不似男人、女人只要有一点不似女人，只要有一时一刻的松动，那就是具有颠覆性的，「便能够将固定在僵硬两极性别差异，复杂化、游戏化，更进一步打散建立在此对立差异上的种种尊卑、优劣、强弱的权力关系。」[4]
如果「跨越九七演唱会」讲述的是性别平等，那么「热·情演唱会」讲述的则是人皆平等。
来！来！来！起身跳舞！——台上的偶像这样大声喊道，叫嚷着让他的追随者们加入他的「嘉年华」。「嘉年华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统治阶级的噩梦。梦中有四处掠夺的游牧民族、万头攒动的人群」[5]，墨守成规的人对这些只感到厌恶：「这些人一脸凶恶、贪婪，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但这样的嘉年华却恰恰是酒神意志的最佳体现：以「众生平等」与「及时行乐」，反抗充满争斗与歧视的现世。
而站在台下跟他起身跳舞的我们，尽情在狂欢中失去自我，在这稍纵即逝的「迷失」当中，解放肉身的束缚，一窥永恒。

解放焦虑的狄奥尼索斯
他没有宗教信仰，却引用过不少宗教故事，例如《大热》，例如「热·情」。
不过他从不假装上帝，只有兴趣扮演路西法——这个集「拂晓晨星」与「魔王撒旦」两者于一身的角色，曾违逆天规，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地狱。

胆大妄为亦如狄奥尼索斯。
翻转性别、雌雄同体、引人狂喜……一件件溢出常识与规范的事物，都是家庭教育和教科书无法教给我们的，但叛逆如张国荣却可以。
也正因如此，这个异教徒一般的偶像，至今仍被我们记得。
芭芭拉说，希腊人需要那些神明，因为「体验狂热」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他们的众神包括了爱之神、战争之神、农业之神、金工之神、狩猎之神，他们需要这些具有人身人脸的众神明，给予他们狂喜的感受。」
[6]而时光荏苒，现时的我们就不需要了吗？不，我们仍然需要。
现代人时常都处于「焦虑」的状态中，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的人——日日都需要花极大的力气与心思，揣测别人的反应来决定自己的发言与姿态，像极了欧洲近代史上「处心积虑的朝臣、努力向上的中产阶级、野心勃勃的律师或神职人员，无时不在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符合他人的期待，他们所发现的『自我』其实是内在不断努力的成果。」[7]究竟是假面还是自我，早就分不清了。这样的我们，需要狂欢与庆典，也需要一个能将我们从「焦虑」当中解放出来的偶像。
如果「狄奥尼索斯」是一个「理念」，那么世间这众多逆反常规的偶像，便是狄奥尼索斯的「摹本」了。[8]
不同时代的「狄奥尼索斯」，用他们各自的方式，来解放我们被规训得太服帖的身与心——福轲写下《规训与惩罚》和整整四大卷《性经验史》，尼金斯基无视古典芭蕾的底线进而完成了《春之祭》，David Bowie脚踏红色高跟鞋上台，而张国荣蓄上长发举办了他的「热·情演唱会」。
他说，I AM WHAT I AM
他说，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他说，地球大战怎比爱轰烈？

狄奥尼索斯是神，而张国荣只是人
「带领人们违反教规、肆意跳舞的人就是撒旦，和狄奥尼索斯如出一辙。」然而，他还不是真正的狄奥尼索斯，他也生存在牢笼中——这个被称作「娱乐圈」的牢笼。
「唱片销量不代表一切！这句话只有唱片销量理想的人，才有资格这么说」[9]，这对全世界任何一位商业歌手都不例外。1978年发行的《Day Dreaming》和1979年发行的《情人箭》曾被人当杯垫或垫桌脚，如今却冠冕堂皇地摆在音像店最当眼的位置标价数百文，而当有一日，「张国荣」这个名字不再有商业价值，或许他的一切也将被取下货架。这是何等现实，又是何等反讽。
就算是功成名就后，张有了主导权，可以试图跳出商业歌坛的框架，做他理想的音乐。
可是，即便是花尽心思的「热·情演唱会」，也难免有人对之无动于衷，不肯饮下狄奥尼索斯这杯酒，他们认为「我买了票，我就是上帝，我只想看一个流行歌手乖巧地演好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的角色」。
而高高在上的卫道士们又一次不出意外地，对之掀起了汹涌如潮水一般的口诛笔伐。
又或者，像《我》这支MV。喜欢「拍MV好像是拍电影」的张国荣拉了一队人马去到澳大利亚一个沙漠拍摄，画面时常都是「只有一个远远的人儿走来走去」。
回到香港，环球唱片老总陈少宝与他大吵一架：「如果这样我也肯收货也是**」[10]，叱令他修改视频。
最终张国荣不愿修改MV，但应承陈少宝多走几转宣传，多做几个访问，也终究是要妥协的。
这是每个艺术家在售卖自己作品的过程中都必将遭受的挫败。无论这部作品多么令你引以为傲，一旦摆上集装箱明码标价，商品价格就打着「价值」的旗号入侵了艺术的范畴，而艺术家又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
狄奥尼索斯终究是神，而张国荣终究是人。
但我们往往难以追随遥不可及的神，只能追随触手可及的人。我们听他的音乐、看他的电影、去他的演唱会、为他举办如同「庆典」的纪念活动，就像我们在努力追寻狄奥尼索斯的足迹。

「纪念」之必要
庆典活动是必要的，
巴黎
神学院的公告都这样写过：「每年都要装疯卖傻一下，尽情地发泄，那是我们深植于内心的的第二个本性。酒桶需要偶尔打开以保持空气流通，不然它会爆炸。而我们就像胡乱摆在一起的一堆酒桶，如果内心一直处于发酵状态，那么桶内的美酒终有一日会爆开。我们必须让它透透气，才不会坏了它。」[11]
——在经历了1990年告别演唱会的「生离」和2003年4月1日的「死别」之后，没有哪个粉丝群体比「哥迷」更需要这一场场令他们得以「装疯卖傻」、足以「重拾生活」的纪念典礼了。
「人们期待这些庆典，才能撑过繁重的工作，才能忍受食粮的匮乏。时机一到，食物和酒水就源源不绝而来，人们可以尽情求爱、发展各种社交联系。辛苦的日子可以先抛到一边……于是这些活动成了男人和女人活下去的寄托。」[12]
这是「庆典」最原始的意义。时至今日，深陷于劳累的工作和精神的匮乏之中，我们依然需要「庆典」。
狄奥尼索斯已经离去，但我们仍在生。
即便只是虚像，「张国荣」这个名字已然成为了这座城市万变的世相中，那点偶尔的不变。
所以，哥迷们，在这个已鲜少再有集体性庆典的时代，请你们继续狂欢吧。
一、四、二零一
于港中大

后记：
每年「四一」都处于兵*荒*马*乱的状态，前有「香港艺术节」，后有「香*港国际电影节」，这导致献给「四一」的长文，都是在夹缝中抽零星的时间一点点、再一点点写成的，虽则较辛苦，但已经成为了习惯。
我不敢说别人，但对我而言，张国荣之于我的意义在于，我能在他身上找到「自我」和「勇气」这两件事，这可能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很少能给到我们的两件东西。有时候年轻人想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但可能会被一些价值观框死，比如这件事赚不赚钱啊，主不主流啊，犹豫了几下就逐渐放弃了，但我想如果换作是Leslie的话，他肯定会说「I AM WHAT I AM」然后坚持下去的。
没什么可给他，只能每年出两篇长文向他致意，作为杯水车薪的回报，感谢他来过这个世界。

该记得的，我们永远都会记得，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