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绝大部份社会舆论在那儿诅咒家长“逼孩子读书罪该万死”，如果那时我就对女儿说：你应当放弃学业，主流想我这个女儿会不会整个儿怨恨自己的社会呢？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她有没有自觉不自觉卷入与社会对抗的风险？
那么请问主流：我当时应该怎么做？具体确切，我当时怎么做，才是在主流面前站得住脚的？
甚至，到底我在主流面前站不住脚，还是主流在我面前站不住脚呢？
我发觉主流一直在刻意规避社会对我女儿有没有过失责任的问题，它正面一声不吭，却不断纵容人从侧面这样那样“启发”：似乎我们自己还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完全不正当的手法嘛！

假如说，劝导了人做社会要求的事情，那就是“逼人如何如何罪该万死”，那么主流当时敢担这个肩膀吗？到今天敢担这个肩膀吗？到底当时是一个父亲在逼女儿为学业死，还是学业压力泰山压顶，对我如此不堪的女儿不稍宽贷呢？怎么我任何还没来得及讲清楚的地方，都变成了我们社会抵赖责任的理由呢？急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