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房价调控的关键时间窗口，应从供给侧、需求侧全方位入手，落实“房住不炒”。
1．从供给侧发力。
根据城市人口的流入情况，实际制定各个层次的土地供给量。土地应该是前置因素而非后置因素，即根据人的流入来对应建房子。比如人均住房面积，如果是40平方米，那么根据总人口和人口流入，可以估算出住房的需求量。实际操作中，还牵涉到更多的因素如商业工业用地、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但总体而言，需要从供给端发力，从“内在循环”中去解决高房价问题。重庆应用“科斯定理”，将农村复垦后的新增耕地形成“地票”，与城镇开发土地进行置换，保证了耕地面积不减少的前提下增加城市土地供应。长沙从2015年到2019年，土地供应面积接近9000万平方米，仅2019年就供应了2600万平方米。
其次，要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住房制度。“十四五”规划建议里，除了继续强调“房住不炒”之外，还强调“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2．加强公共品投入，促进公共品均等，公共品不能以市场化形式引入。
公共品均等化是是实现机会公平的核心要义，清洁的饮水、稳定的食品供应等我国都早已实现，现在的核心将落在教育、医疗、市政基础设施等。在城镇化进一步推进的当下，现有工业用地过多，住宅商业用地相对较少，有些地方基础建设出现了重复和浪费，而在覆盖面上又不均衡，导致公共品分布失衡。
笔者在2020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到：应该大力加强弱校的教育投入，提升教育质量。现有的强校，自身的虹吸效应已经能够保证其自身实力的稳定增长。教育经费应该更多向弱势学校倾斜，石家庄试行的大学区制，在一个区域内强弱校协同合作，缩小差距共同发展，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同理，其他公共品也应该更加均等地协同发展。公共品的核心在于“公共”，如果以市场化原则，价高者得，将会使得社会的未来分化加剧，出现“K”字形发展，埋下长期隐患。
3．地方政府需要新的财源，税收体系要改革。
如果能够推行房产税，在持有环节征税，既可以使地方政府拥有长期稳定的财源，也可以增加囤房成本，炒房者需要付出更多的税收，增大机会成本，就将使得不合理的占有被释放出来。
同时，土地出让金属于一次性收入，其支出往往也有短期性，如果变一次性的土地出让金为持续性的房地产税，也将使得地方政府的公共品支出政策和其他财政政策更加稳定，计划更加科学。
4．政策需要确保方向明确、预期稳定。
必须要方向明确地、同时谨慎地推行政策，形成稳定政策预期，从货币、供求上引导房价平稳着陆。必要时，进行多地试点，不断修正政策，精细化科学化。比如信贷政策，就需要考虑“差异化”需要，针对首套购房者给予支持，保证基本居住需要，同时严格监管，防止资金流向房地产炒作，抑制炒房。对此，相关部门已经制定并落实了一系列举措，有力打击了资金违规流向房地产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