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拜杜

字音题实在是没太有意义。尤其是到了高三。
就是毫厘之间的问题，都不是多音字的问题了。
昨天听一公开课，那老师说，字音题就是麻烦，就是难
你祖祖辈辈都是那么说的，都以为是对的，实际是错的。错了这么多代，改过来当然不容易。
我就无奈了，这到底是谁规定的字音。谁规定课本是对的
我们祖辈就是那么读的有错吗。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读音，纠正字音应该在理解含义之上。
片面死扣细枝末节与素质教育的主旨相背离。

凭什么就要规定普通话读音就是对的，别的读音是错的。普通话只是交流的工具罢了，而音调的差距根本不会影响到理解交流。各个方言才是真正的母语

普通话的文化内涵浅薄，而方言的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比如粤语
保留较多古汉语用词：粤语保留相当多的古词古义，而且现代粤语仍然有较高使用单音词的倾向。一些被粤语使用者视为通俗的字辞可在古籍中找到来源，而在官话中已经消失不再使用。
　　第一及第二人称用「我」、「你」，与官话相同，但粤音「我」（ngo5）更保留了中古汉语唐音（*ngɑ̌ ）之疑母（ng-）。第三人称不用「他」，而是继承了东晋南朝的用法，跟吴语一样使用「渠」，现代粤语写作「佢」。复数人称不用「们」，而是上溯至端系的同源形式 [taʔ] 或 [ti]（现代粤语写作「哋」，本字为「等」）。
　　粤语用「系」而不用「是」来代表正面答覆，「系」是明清小说中常用字，其粤音（hai）与日本人正面答覆时的单字发音（はい）基本相近。
　　在《诗经》、《尚书》等古经典作品中，不少用词亦在现代粤语中惯常使用。例如，句未助词「忌」（现代粤语写为「嘅」字），在《诗经·国风·郑风·大叔於田》有「叔善射忌，又良御忌」的表述； 阴骘（常被写为阴质）语出《尚书》:「惟天阴骘下民」，指埋没良心。在文言文和现代粤语中，「卒之、畀」都等同「终于、给予」的意义。古代常用的「文钱」，粤语也保存了「文」的用法，但常被写为「蚊」字。「寻日」（昨日）的「寻」可追溯至东晋陶渊明的《归去来辞》「 寻程氏妹丧於武昌」中的「寻」，解作「不久前」。「几时」（何时）、「几多」（多少）可追溯至苏轼的宋词《水调歌头》中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而在李煜的《虞美人》中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粤语亦会借用古语作引伸，演化成新的意义。「牙烟」（正写「崖广」）原意为「悬崖边的广」（「广」即是小屋，与简化字无关)，后引伸为危险。
　　「走」字的本意为「奔跑」（两脚交互向前迅速跃进），但在官话中已转义为「步行」。粤语中，「行」就是步行，而「走」则保留了古汉语中「奔跑」的意思。又如官话用「吃(吃)/喝」，粤语用更古老的「食/饮」（粤北也有用「吃」，或写成「吔」），用法与《论语．学而》中「君子食无求饱」一致。动词「来」，粤语会用「莅」（常写作「嚟」），即「欢迎莅临」的「莅临」。
　　再如「打甂炉」（吃火锅，常写作「打边炉」），「甂炉」为一种古炊具；日常炒菜用的半圆型炊器，古代称为「釜」，粤语和客家话用「镬」，官话用「锅」，闽语用「鼎」。
　　粤语用「謦欬」代表聊天、闲谈，是古汉语的用法，在《列子》《庄子》等古书都可找到例句。（「謦欬」因常被写作「倾偈」，也有人认为是来自僧侣说教「讲佛偈」。）

普通话对于教育领域的霸权应该收敛了。失去方言就失去了与海外华人一半的联系。

恩，李敖就说了GOV的汉语希腊化是失败的，拼音中国古代就没有的，都是为了外国人更容易学习中文才弄出来的

回复：6楼
囧原来如此……我火星

回复：8楼
我们语文老师放给我们看的

这贴子看的我真是内牛满面啊 !!!说得太好了 胡(和谐啊和谐)锦(和谐啊和谐)涛的普通话也不咋地啊

回复：10楼
李敖叫他小胡老弟

有人说字典越新越好，这对于实用来说很有道理，而对于收藏来说老字典自有老字典的价值。从十几岁拥有1948年版《国音字典》至今差不多已经过了三十几年，这几天无事，翻箱倒柜把它们找出来，原来还真有一堆。 
　  从文白异读到口语优先，在眼前这些老汉语字典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汉语书面读音，从古典时代向近现代过度的过程。拿 注音来进行对比分析，太专业了，特别是20世纪早期的一些很有收藏价值的汉语字典，用的还是传统的反切，其实也是拼音，不过它是古代的“拼音”而已，对于 今天的读者来说，它不仅显得陌生，而且还很复杂。我这里只用这些汉语字典里面的注音形式来做比较，有什么区别，形式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比如随便从这些老汉语字典中拿一个字来看，191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朱祖谋《新字典》中第一个字“一”，注音形式为反切，“於悉切”。191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学生字典》中“一”的注音用的是反切与西文字母相结合的形式，反切为“衣悉切”，字母为“I”。1926年还是老商务出版的由赵元任正音的《（国际音标）国语正音字典》中“一”字的注音形用的是老拼音（国音）、万国语音符号和赵元任暂拟的罗马字拼音等。还有一种注音的方式是用一个汉字为另一个汉字注音，1922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朱孝怡等编辑的《最新绘图学生新字典》“一”的注音字就是“壹”。这是注音，另一个是旧时代汉语书面语，因为沿袭了近代以前的习惯，与近现代实际生活中日常口语不一致。汉语的现代字典虽然诞生于20世纪早些时候，但是它的根却一直深深的扎在了前现代的土壤里。我收藏的这些老汉语字典，无论是从字典的编排方式，注音方式，还是字词的解释形式，其主流依然是古典式的。中国古代的汉字字典的编撰从许慎以来，一直就遵循着一种文人 精英主义的路线。 
　　中国历史上字典的编撰始终隶属于经学的范围之内，文字只是释经的工具。进入20世纪以后，学校的普及必然要求文字的普及，这时候人 们就会发现平常说的和在学校里面学的，原来有那么大的区别。文字成了交际工具，所以书面语读音和日常口语读音上的冲突，就在这些老汉语字典中显露了出来。汉语的标准语，或普通话（那时候也叫国语），慢慢地成长起来。20世纪以前是没有普通话的，字典规范的只是那时候文人之间玩文字游戏的书面语。汉语口语成为字典注音主流，在汉语字典中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在一开始的时候，用的多还是古典时代的反切，最为著名的例子像《中华大字典》，这种变化是以一种混合的 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样才有了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1932年公布的《国语常用字汇》，确定北京话为“国语”的语音标准。直到1948年出版的《国音 字典》，就是以《国语常用字汇》为注音依据，仍然在作着这方面的努力。过去人们把这一情况看做是“文白异读”，其实说穿了在进入20世纪以后，在汉语中，特别是在1932年以后，文白异读已经让位于文言与国语的异读，也可以说是文言与国语的分流。 
　　20世纪初，汉语注音的统一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清末学部中央会议就已经决定，开展汉语读音的统一工作，清帝逊位后，国民政府于 1911年就成立了“读音统一会”，讨论研究国语读音问题。该会会员商定注音字母39个，常用字的读音由会员表决决定。为了推广这39个注音字 母，1915年还专门设立了“注音字母传习所”。1913年，“读音统一会”就逐字审定了6500多汉字的“国音”，又经过1918、1919两年的增订 扩充，编成《国音字典》。1919年又首次出版《国音字典》，在《国音字典》公布文中说字典的目的，“要在使人人咸能发此公共之国音，但求其能通词达意，彼此公喻。”1921年由经“国语统一筹备会”校订之后再版，更名为《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字典收13000多字。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 召开第五次大会，对《国音字典》进行逐字审改。1926年完成了《增修国音字典稿》。后来又经过多次修订，关键是1928年的修订，奠定了后来字汇的基础。该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奉令进行改组，并成立了“中国大辞典编撰处”专门负责《国音字典》的重修工作。终于在1932年5月完成《国音常用字汇》，并 由教育部正式公布。书前有“教育部布告第三零五一号”，末尾有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署名。它是由国家正式公布的汉语读音标准，字汇共收正字9920字，异体 字1179字，异读字1120字，总共计12219字。这可以看做是1949年以前中国汉字整理的重要成果。 
　　规范的确立是一回事，规范的实际实行可能要比确立还需要时间。从我所收藏的老汉语字典来看，《国音常用字汇》出版之前的绝大多数字典，都还保持着反切注音的形式。不过当人们一旦接受了新的规范，它就会在实际中发挥作用。如像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初版《国音学生字汇》，我收藏的 1938年第十二版，就明确的将书名加上了“新标准订正”字样，其“编辑大意”中说“每字下附注国语注音符号，以为统一读音之助”。除了这种慢慢适应者以 外，自觉的使用注音字母的例子要数王云五编撰的《王云五大辞典》和《王云五小辞典》，两书在例言中均明确地指出，单字注音全部依照“国民政府大学部”颁布 的“新国音”。另一个例子是万国鼎的《新桥字典》，此书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初版，我有其1933年再版本。 
　　这种自觉的使用，对汉语读音的规范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推动作用。如果从汉字字形的规范化以及汉语概念变迁的角度去玩味这些老汉语字典，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字典像酒越老越好呢。

这贴看看就行了

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