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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挺
□学者，广东潮州
1934年春天，古城潮州。未满17周岁的饶宗颐把厚厚的一叠书稿———父亲饶锷未曾完成的遗稿《潮州艺文志》，交到潮籍名宿、中山大学教授黄仲琴手里，并表达了自己完成父亲未遂夙志的意愿。黄仲琴读完书稿，鼓励他说：“把桑梓先哲的著作，汇编提要，传播宇内，这是学术公道。饶锷先生是在为潮州文献竖旗，可惜书没写完。你年轻，学有渊源，应该把它续成。”这年秋天，经过补订重编的《潮州艺文志》脱稿。1935年，受聘于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潮州艺文志》在《岭南学报》专号连载，年轻的饶宗颐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今天，饶宗颐先生已经是国际汉学界公认的大师，以研究领域宽博，富于开拓精神，学术成果丰硕，获得海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高度的评价。在这几十年里，先生的治学境界日渐开阔，学问愈见高深，而对潮汕史地研究，却情有独钟，一直未尝措置。
过了古稀之年，先生又有“潮学”的倡导。这门新兴学科的建立，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支持。20年来，潮学研究已经有众多学术成果问世，也聚成了自己的研究群体，在中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潮学”卷收录了先生著作6种：《广济桥志》、《潮州沿革志》、《潮州艺文志》、《潮汕地方史论集》、《薛中离年谱》和《郭之奇年谱》。其中《潮汕地方史论集》又纂集了40篇文章。
先生主编的《潮州志·民族志》的部分内容，在志书成稿之前，曾写成专文在汕头《大光报·方志周刊》发表，如收入本卷的《潮州历代移民史———〈民族志〉之一章》、《福老》、《潮民移台小史》、《台湾省高雄县潮州镇访问记》诸篇。这几篇文章在方法论方面的启示有两个：一是私家谱牒的使用，二是文献与实地调查相配合。这正是今天历史人类学研究经常使用的重要方法。这几篇文章还有一个值得关注视点，那就是先生所研究的“潮民”，包括了福佬和客家两个族群。这种以地域文化历史的视角来理解族群关系的做法，在《潮州志·民族志》有进一层的发挥。饶教授在《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何以要建立潮州学》一文中说“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内涵的一部分”。这句话引发许多学者的兴趣，在热烈的讨论中也有不少曲解和批评。批评者如果能够认真读读上述文章，或者可以明白先生的论断，是如何在一个地域的和族群的“身份认同”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对此，陈春声教授的《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族群问题》有精辟的阐释，有兴趣者不妨检阅。
《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何以要建立潮州学》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就是强调“潮州文化若干特殊现象，已不仅是地方性那么简单，事实上已是吾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环节与项目”。这在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上也是一个切要的提示。先生在潮学领域的研究实践，其实也都是在指引后学：国家的以至域外的文化历史，对潮人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从事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往往容易强调“地方特色”，而忽视了这类地方人文现象与中国文化历史不可分开的事实，一不小心便陷入自说自话的泥沼，不能自拔。有了这种地域研究方法论的深睿的认识，先生早年关注的一些潮汕地方史的研究课题，随着他学术积累的日渐深厚，变换新角度，增加新资料，可以转为更加广阔的学术领域的新知。
2010年02月21日 15点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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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广东潮州
1934年春天，古城潮州。未满17周岁的饶宗颐把厚厚的一叠书稿———父亲饶锷未曾完成的遗稿《潮州艺文志》，交到潮籍名宿、中山大学教授黄仲琴手里，并表达了自己完成父亲未遂夙志的意愿。黄仲琴读完书稿，鼓励他说：“把桑梓先哲的著作，汇编提要，传播宇内，这是学术公道。饶锷先生是在为潮州文献竖旗，可惜书没写完。你年轻，学有渊源，应该把它续成。”这年秋天，经过补订重编的《潮州艺文志》脱稿。1935年，受聘于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潮州艺文志》在《岭南学报》专号连载，年轻的饶宗颐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今天，饶宗颐先生已经是国际汉学界公认的大师，以研究领域宽博，富于开拓精神，学术成果丰硕，获得海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高度的评价。在这几十年里，先生的治学境界日渐开阔，学问愈见高深，而对潮汕史地研究，却情有独钟，一直未尝措置。
过了古稀之年，先生又有“潮学”的倡导。这门新兴学科的建立，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支持。20年来，潮学研究已经有众多学术成果问世，也聚成了自己的研究群体，在中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潮学”卷收录了先生著作6种：《广济桥志》、《潮州沿革志》、《潮州艺文志》、《潮汕地方史论集》、《薛中离年谱》和《郭之奇年谱》。其中《潮汕地方史论集》又纂集了40篇文章。
先生主编的《潮州志·民族志》的部分内容，在志书成稿之前，曾写成专文在汕头《大光报·方志周刊》发表，如收入本卷的《潮州历代移民史———〈民族志〉之一章》、《福老》、《潮民移台小史》、《台湾省高雄县潮州镇访问记》诸篇。这几篇文章在方法论方面的启示有两个：一是私家谱牒的使用，二是文献与实地调查相配合。这正是今天历史人类学研究经常使用的重要方法。这几篇文章还有一个值得关注视点，那就是先生所研究的“潮民”，包括了福佬和客家两个族群。这种以地域文化历史的视角来理解族群关系的做法，在《潮州志·民族志》有进一层的发挥。饶教授在《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何以要建立潮州学》一文中说“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内涵的一部分”。这句话引发许多学者的兴趣，在热烈的讨论中也有不少曲解和批评。批评者如果能够认真读读上述文章，或者可以明白先生的论断，是如何在一个地域的和族群的“身份认同”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对此，陈春声教授的《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族群问题》有精辟的阐释，有兴趣者不妨检阅。
《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何以要建立潮州学》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就是强调“潮州文化若干特殊现象，已不仅是地方性那么简单，事实上已是吾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环节与项目”。这在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上也是一个切要的提示。先生在潮学领域的研究实践，其实也都是在指引后学：国家的以至域外的文化历史，对潮人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从事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往往容易强调“地方特色”，而忽视了这类地方人文现象与中国文化历史不可分开的事实，一不小心便陷入自说自话的泥沼，不能自拔。有了这种地域研究方法论的深睿的认识，先生早年关注的一些潮汕地方史的研究课题，随着他学术积累的日渐深厚，变换新角度，增加新资料，可以转为更加广阔的学术领域的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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