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有尊严的生活——读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 摩 罗 一巴纳耶夫小时侯充满了由他的成长环境所赋予他的偏见和虚荣心。他在彼得堡高等专科学校呆了不到两个星期，就感到厌倦。他不喜欢跟那些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子弟和手工匠人子弟一起学习和生活。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中，一开始就谈到这件事情，并且带着忏悔意味写道：“当时我十二岁，尽管满身孩子气，但我已是满脑子等级观念和自己的贵族尊严的意识。我想从高等专科学校转走，这种恳求不仅被认为完全合理，而且我有些近亲跟他们的熟人谈到这件事时甚至十分自豪地说：‘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感情多高尚呀！’——于是我在亲人和熟人的心目中赢得了声誉。”由于得到亲人的支持，他在高等专科学校仅有两个星期的校龄，然后就进入了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就读。巴纳耶夫毕竟是一个天性仁厚的人。他对于自我生命的尊严意识很容易延伸到对于一切他者的尊严要求的理解和尊重。而对于他者尊严要求的尊重，几乎必然地促成他打破阶级偏见，以平等意识看待和理解普天之下一切芸芸众生的尊严意识。他日后对于文学的热爱，以及他在文学上名噪一时的杰出成就，无疑得益于这种仁厚的天性。1834年，也就是他22岁那一年，当他读到别林斯基的少年之作《文学的幻想》时，产生那么强烈的震撼和认同，当然也是得益于这种天性。自此以后，这位贵族出身的作家自觉地以平民思想家别林斯基作为自己的楷模，在他漫长的精神追求和文学追求中，始终不渝地追随着别林斯基的思想和理念，这不仅表明巴纳耶夫正在克服少年时期的阶级偏见，而且表明了他的极度真诚和勇敢。巴纳耶夫在撰写文学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时，竟然不是按照这一类文体的惯例以自己为主人公，而是以他的精神导师别林斯基为主人公。巴纳耶夫的时代也许是最热衷于思想交流和精神探索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极其喜欢泡在一起聊天。在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代巨人登上文坛之前，巴纳耶夫是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理所当然地是那个时代文学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三十年代彼得堡的文学家们通常每逢星期三在彼·亚·普列特尼奥夫家里聚会，星期天分别在普列特尼奥夫和费·彼·托尔斯泰伯爵家里聚会，星期六则上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家里去。”这每周三次的文学沙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文学的繁荣。每一次沙龙活动，都是文学巨人的集中展示。在这些灿烂群星中，巴纳耶夫最敬重的就是别林斯基。这主要因为他从别林斯基激进的平等、自由思想和高贵的生命激情中感受到了强大的启迪与召唤。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主要是通过《祖国纪事》杂志的评论专栏展开和传播的，而他有机会成为这个专栏的编辑和主持人，正是得力于巴纳耶夫的极力推荐。巴纳耶夫以自己丰富的创作和杰出的活动才能，为当时影响巨大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两家杂志的发展立下了汗马之劳。与此同时，他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这些平民思想家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克服内心的贵族偏见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些平民思想家的影响之下逐步完成的。而这一过程的开端，则可以说是他在学校念书时的一次聊天。那一次他很不经意地对一位朋友说，他的妈妈把一名女仆送给了一位亲戚。那位朋友很认真地对他说：“这种事情你说起来怎么不感到难为情，而且态度这样冷静，仿佛是在讲一件普通的事情？这种事有教养的人说出口都感到害臊，因为人不是物品，尽管他是农奴，他也有一颗跟你我一样的心灵，他也跟我们一样，是按照上帝的模式创造出来的。”巴纳耶夫因此受到巨大的精神震动。朋友走后，他独自寻思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人怎么能像占有一件东西一样占有另一个人，而且滥施淫威，肆无忌惮，任意摆布他的命运？谁能给他这种残酷的、荒诞的权力呢？”经过朋友这么轻轻一点，巴纳耶夫立时就豁然开朗。他马上以仁爱之心在生活中善待仆人和一切地位低下的人。后来他终其一生都像别林斯基那样信奉并鼓吹自由思想，努力追求政治民主、社会平等和全体民人的幸福，而不仅仅是贵族阶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