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言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这一论述，虽非定论，却影响深远。

　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言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这一论述，虽非定论，却影响深远。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推崇前汉之兴隆，叹息后汉之衰颓。

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纵览两汉史料，即可发现上述论断具有很大片面性。事实是：先汉既非始终兴隆，而后汉亦非一贯倾颓。至于“亲贤臣，远小人”，以西汉而言，并不具有代表性；同样，亦不能以“亲小人，远贤臣”去概括东汉政治。

　西汉初期，由于楚汉战争杀戮惨重，民穷财尽，国力孱弱。对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略和凌辱，甚至无力还击。西汉惠帝时，匈奴冒顿曾遣使遗书戏辱吕后，吕后大怒，欲发兵击之。以后鉴于汉高祖七年（前200），刘邦率兵三十二万尚为匈奴困于平城，险些被俘；只好忍辱回书，以“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逊谢（《汉书·匈奴传》），并屈辱地接受和亲，以换取安宁。

汉兴七十余年后，尤其是经历了与民休息的“文景之治”，进入国力鼎盛的武帝时代。刘彻凭恃数十年来积累的财富，发动了一连串御侮和拓边战争。频繁用武虽使西汉王朝的疆土得以扩展，而因此所付出的代价却相当沉重。仅以其中号称大获全胜的“漠北之战”为例，便可见其一斑。

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将五万骑，步兵转输者数十万，远绝漠北击匈奴。“汉两将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死）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史记·匈奴列传》）。所谓大胜者尚且如此，其他战争的损失，则可以想见。唐代李华曾对此评论道：“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吊古战场文》）

尽管“边庭流血成海水”，而“武皇开边意未已”。如果说上述抗击匈奴的战争，尚含有御侮安民的积极意义，在此之后的进攻打宛王国强取汗血马之战，就纯粹是基于专制统治者的贪婪欲望而炫耀武力。刘彻因欲得到传说中的名马，不惜劳师动众，远涉西域。自太初元年（前104）起，前后历时四年，两次发兵共十余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

岂料首次伐宛即遭惨败，数万士卒“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差一点全军覆没。刘彻为此恼羞成怒，因而变本加厉，让“天下骚动，争相奉伐宛”。最后虽征服大宛，“取其善马数十匹”；但汉军“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到回师时，“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史记·大宛列传》）。仅仅为了几十匹汗血马，却牺牲士卒十余万。似这类不光彩的战争，若也算是先汉“兴隆”的象征，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由于汉武帝穷兵黩武，军旅连出，终于导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甚至连刘彻自己，最后也深“悔征伐之事”（《汉书·食货志》）。透过所谓“先汉兴隆”的表面，人们不难发现，其中颇多值得深思之处。

　东汉立国之始，面临连年战乱，百姓疲敝，国度多乏。开国皇帝刘秀“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对内实行以“柔道”治理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减免租役，释免奴婢，兴修水利。对外则“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后汉书·臧宫传论》），显示其防备外族为患的弘深意旨。

由于光武帝能“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光武帝纪》），其在位三十余年，国家平安，百姓富足，户口增殖，出现了史家所称的“光武中兴”。它足以与西汉的“文景之治”相媲美。

东汉不仅在“文治”方面的成就，诸多值得称道；其“武功”方面之建树，更令人瞩目。尤其是东汉和帝年间两次大破北匈奴之役，堪称战功烜赫，名彪史册。

和帝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南匈奴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北鞮海，斩名王一下万三千级……诸裨小王率众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此番征战，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而还”（《资治通鉴》卷49）。班固在《燕然山铭》中形容这次战役，“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后汉书·窦宪传》）。此论绝非过誉之辞。

永元三年（91），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斩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余里而还”。此次出击，史称“金微山之战”，不仅是“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通鉴》卷49），而且使历时三百年之久、并曾一度让西汉王朝遭受屈辱的匈奴之患，从此彻底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