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暑假和同学逛书城时买到一本《中国服装史》（黄能馥、陈娟娟两位前辈编著），书中引用的图像资料相当丰富，在第九章明代服饰艺术部分，第一次看到了出自《中东宫冠服》的插图，由于印刷质量的缘故，图像细节并不清晰，当时没有过多留意它们，完全想不到十多年后会有幸参与这套古籍的整理编辑工作。

转自微博 撷芳主人

该书现收藏于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故宫博物院则藏有复印本六册，分为文字和插图两个部分，文字部分是对明代后妃诸王等冠服制度的介绍，首章为《中宫冠服》，次章为《东宫冠服》，以下依次为《亲王冠服》、《世子冠服》、《郡王冠服》、《东宫妃冠服》、《皇妃冠服》、《亲王妃冠服（世子妃服同）》、《公主冠服》、《郡王妃冠服》、《郡主冠服》，以首、次二章之名而称此书为《中东宫冠服》。插图部分系各章文字所述冠服的彩绘配图，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插图（如仪仗）不属于以上冠服文字介绍的范围，因此2015年正式出版时根据全书内容定名为《明宫冠服仪仗图》。

《中国服装史》引用的《中东宫冠服》部分插图

出版后的《明宫冠服仪仗图》（网络图片）

实际上书中的图文分别来自两部典籍，其一是大部分的冠服文字和插图，与万历《大明会典·卷六十·冠服一》之“皇帝冕服”到“郡主冠服”中的“永乐三年”制度基本一致，所占篇幅最多，保存相对完整，但没有书名（姑且称作《冠服图》）；其二是军礼（大射）、冠服、仪仗（旗帜）等内容的彩图和文字，均出自《大明集礼》，分别对应明刊本《集礼》卷二的疏布巾幂插图、卷三十五“军礼三·大射”部分插图、卷四十“冠服图”、卷四十三“仪仗”自皂纛、大豹尾到轸宿旗的文字和插图。
后期审稿时，我个人的意见是将两部典籍的内容各自分卷，但编委会考虑到全书以冠服为主，为了方便研究，最后采用折中方案，仍将《大明集礼》的冠服图文与《冠服图》放在一起，但单独列为第一部分，称作“明洪武年冠服图”，《冠服图》则按《会典》称为“明永乐年冠服图”，二者合为“冠服卷”，其余属于《大明集礼》的内容放入“吉礼卷、军礼卷、仪仗卷”中。

《大明集礼》和《冠服图》的成书均与明太祖朱元璋有着密切关系。作为开国之君，明太祖在位期间一直致力于典章制度的创建与修订，丘濬《大学衍义补》云：“开国之初，太祖皇帝不遑他务，首以礼乐为急，开礼、乐二局，征天下耆儒宿学，分局以讲究礼典、乐律，将以成一代之制。”清世祖也说：“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因此洪武时期对冠服制度的增删调整也是最为频繁的。

洪武元年正月初四（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在应天府钟山之阳大祀天地，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明”。此时元顺帝还在大都，新生的明政权迫切需要突出自身的合法性，明太祖多次下诏，一方面强调华夷之别，使元朝成为理应被推翻的对象；另一方面，频频提到“宋运既终”，告知天下人，大明是“荷上天眷顾”的新王朝，并非为赵宋复国，而刘福通、韩林儿的“大宋”政权更是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二月十一日，太祖宣布“复衣冠如唐制”，明政府在建国后仅一个月便颁行了第一份冠服方案：
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
这套方案应是明太祖的授意，内容较为简单，也并非全遵“唐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争取民心，希望全国军民紧密团结在大明朝廷周围，彻底抛弃元朝的“胡俗”，恢复“中国衣冠之旧”。

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庙、社稷、诸神，各有所用，请制之。”按照《周礼》的设计，冕服有六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絺冕；祭群小祀则玄冕。”之所以称作“五冕”，郑玄的说法是：“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盖无旒，不联数也。”唐初武德时期的《衣服令》制定了皇帝六冕，但高宗显庆元年、玄宗开元十一年，两度罢大裘冕，衮冕以下的四冕皇帝也不复施用，大臣则按品级使用衮冕、鷩冕、毳冕、絺（绣）冕、玄冕五种冕服。宋代官员依然可以服冕，只是使用范围已大为收缩，变成由官方配发、事毕收回的公用祭服。在辽、金、元民族政权里，群臣彻底失去了服冕的资格。陶安等人根据明太祖复唐制、去胡俗的指示，提出制定“五冕”的建议，大概是想趁这个机会让皇帝备齐各种冕服，然后按唐宋旧制“分享”给臣下，恢复官员穿着冕服的待遇，但这必然会触碰到明太祖“君尊臣卑”的底线，所以他们把话说得十分含蓄。太祖或许看穿了儒臣们心里的小算盘，又或许对这些琐碎的礼制细节没多少兴趣，总之他明确地表示：“五冕礼太繁，今祭天地宗庙则服衮冕，社稷等祀则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毫无商量的余地，群臣也很知趣，此后再没有人提出类似的建议了。丘濬不无遗憾地感叹：“古者自天子以下至于士，皆有服章多少之数，以次而杀……今世冕服，惟天子及亲王有之，自公侯以下皆无有也。”

洪武元年皇帝冕服（衮冕）示意图

洪武元年闰七月，元顺帝携后妃、太子从大都出逃。八月，徐达率明军进入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各地反抗势力也陆续被消灭，明政权得到巩固。十一月廿七日，明太祖下诏“定乘舆以下冠服之制”。“乘舆”指皇帝，乘舆以下冠服包括从皇帝到皇后、皇妃、皇太子及妃、诸王及妃、公侯伯、文武官员、命妇的朝祭之服。
负责此事的官员们将历代冠服制度进行了梳理，一一列出，最后附上拟定的“国朝”方案，呈交皇帝审阅。这套方案主要以唐、宋制度为参考，又兼顾了现实因素，明太祖非常满意，只对个别细节稍作修改，其余均从所议。 这套皇帝后妃至官员命妇的冠服方案和之前颁布的士民乐户冠服方案，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服饰体系：

《明宫冠服仪仗图》中的《集礼》彩色插图

然而麻烦的是，书里写的也未必全部准确，尤其对于冠服制度的记述，从洪武《集礼》到万历《会典》，编纂时各种“不走心”所带来的问题接连不断。如洪武元年制定的群臣朝服，原拟方案为“赤罗衣、白纱中单，俱用皂饰领缘，裳与衣同，皂缘”，太祖亲自修改为“朝服衣、裳、中单，领缘俱用青”，这个改动落实到了以后的执行中，但《大明集礼》还是抄录的原始方案：“衣赤色，白纱中单，俱用皂领饰缘。赤罗裳，皂缘。”这就与实际执行的制度不符。所以最好能查阅多种文献，互为补充。
《大明集礼》将明朝建国三年以来所定礼制进行了整理汇编，是明初的一部重要文献。但因立国未久，礼制并不完备，各项制度又处于不断补充修改的过程中，《集礼》刚刚编成，便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所以明太祖没有刊行该书，只是收存于秘府，作为自己“文治”的纪念。

嘉靖内府刊本《大明集礼》“国朝群臣服制”之朝服

此后明太祖“制礼作乐”的热情愈加高涨，对冠服制度开始了频繁的修改。洪武三年十月，太祖重定内使服饰。四年五月，更定命妇礼服和中宫（皇后）妃主常服。十月，定未入流官冠服。五年四月，再次更定品官命妇冠服制度，同时规定了品官次妻和婢使人等所用服饰。十月，定斋郎、乐生、文武舞生冠服，又定在室女子（未笄少女）服饰之制。洪武六年四月，发布一系列规定，涉及品官庶民的衣服、帽顶、帽珠材质，服饰器物纹样的使用等等。
之后的几年间，除了继续修改冠服制度，明太祖还对一些重要礼制做了调整，如改建太庙（洪武九年）、新建社稷坛（洪武十年）、改天地分祀为合祀（洪武十二年）等。
洪武十六年七月，更定冕服之制，这次修改的重点在冕服的细节上，如将纁裳改为黄裳、红罗蔽膝改为黄蔽膝，玄衣画六章改为织六章等，总体形制没有太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