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建立
内容提要：一个国家民族所创立、传承至今的游戏规则，对于该国家民族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等国民性格的型塑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从游戏规则的视角来进行国民性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学界尚属新的尝试。本文通过对日本将棋和中国象棋现行规则的比较，对日本人将善恶标准相对化且唯强者是从等行为方式的特点、重视“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尽职尽责”的国民性格以及日中两国的社会流动特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并指出了通过古老的游戏规则的比较，来分析今日之国民性时所应注意的问题。
自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来，两国的人员和经贸往来逐年增加。如今，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市场，日本对华出口额在二战以后也首次超过了美国。虽然两国人员往来和经济合作如此密切，但媒体以及有关机构所做的舆论调查结果却显示，两国人民之间的互信度并不是很理想。特别是近些年来，中日关系更是给人一种所谓“居相近，心相远”之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缺乏相互理解则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有必要进一步加深对两国民众性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等国民性方面的研究，以期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互信。
研究国民性的方法、视角很多。从游戏规则的视角来透析中日两国国民性的特点，尚属一种比较新的尝试。文化是在游戏中诞生的。游戏是所有文化的萌芽，“在整个文化进程中都活跃着某种游戏因素，这种游戏因素产生了社会活动的很多重要形式”，“仪式产生于神圣的游戏；诗歌诞生于游戏并繁荣于游戏；音乐盒舞蹈则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在源于宗教性的语词和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战争的规则、高尚生活的习俗，都是在各类游戏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一个国家民族所创立、传承至今的游戏的规则，对于该国家民族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等的型塑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目前从游戏规则的视角进行国民性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在我国学界尚未取得很大的进展。
在众多游戏中，棋盘游戏最接近社会的人文环境。很多人感慨“人生如棋”，进退攻守的时机把握、胜负的结果，往往都只在一着之算、一念之差。小棋盘，大世界，简单的规则，却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游戏者的思维定式和行为价值取向等。本文拟通过对现代日本将棋和中国象棋的规则的比较，来初步分析日中两国国民性的一些特点。
一 “持驹规则”——将善恶标准相对化，且唯强者是从的棋子再生规则
日本将棋又称作“本将棋”。有关将棋的起源，有东南亚起源说和中国起源说，而将棋初传日本的时间，则有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说等。但是，由于缺乏物证，无论是关于将棋的起源还是初传日本的时间，学者以及棋手们各持己见，尚无定论。日本最早记载将棋的文献资料是藤原明衡的《新猿乐记》（1058——1064年）。在日本将棋的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大、中、小三种将棋。到16世纪时，“小将棋”中的“醉象”一子被去掉才形成了今日流行的“本将棋”。现行将棋棋盘是一个由10条横线和10条竖线相交而成的方格阵。棋子的大小形状相同，而且全都是用黑色字标记，共计8种40个棋子被均分为两方，每方20个子分别置于和活动在方格之内。通过掷子决定开局先行者，双方轮流各走一着，直至分出胜、负、和，对局即终了。
中国象棋的发展，尽力了漫长的过程。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关于象棋的记载，但现代象棋的定型则大体上是在北宋末年。中国象棋的棋盘由9道竖线和10道横线交叉组成。棋盘上共有90个交叉点，象棋子置于和活动在这些交叉点上。棋子共32个，分为红、黑两方。红帅与黑将各统7种16个棋子进行对弈和搏杀。开局是执红先行，双方轮流各走一着，直至分出胜、负、和，对局即终了、
日本将棋与中国象棋，在终局定胜、负、和方面相似性很大，但在走棋过程中棋子的使用上，却有着极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将棋奉行“持驹规则”。


所谓“持驹规则”，即一个棋子被吃掉后，仍然可以再次作为吃掉该子一方的兵力，由吃子者随时投入几乎是任意一个有利于自己的位置。但象棋则不然，被吃掉的子是不能复生的，而且通俗点讲，红棋棋子生是红方的人，死亦是红方的鬼，绝对不可能作为黑方的兵力重新加入战斗掉过头来攻击红方，反之亦然。
日本将棋的棋子，不但形状相同，全部为五角形，而且颜色相同并且都是用黑色文字来标记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分为两方摆放在棋盘上的棋子打乱混放在一起的话，那么恐怕谁也无法辨清这些玉将、飞车、角行、金将、银将、香车、桂马、步兵究竟刚才是摆在棋盘的哪一侧了。对这些形同且色同的将棋棋子，唯有把它摆在棋盘上，并确定好五角形棋子尖端指向后，方可判断其归属。
从将棋棋子的这一特点及其所奉行的“持驹规则”，我们首先极易会想到日本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阐述其“纵式社会”理论时使用的两个重要概念——“场”与“资格”。“场”与“资格”是缔结集团的两个要素。根据她的看法，日本人在结成集团时，以及在对外进行自我的社会定位时，对“场”的强调甚于对“资格”的强调，这是日本人集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如日本人在作自我介绍时，往往先从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开始介绍自己的情况。“场”与“资格”这两个概念，也可以说是中根千枝理论的出发点。由于集团的缔结重视场所而不重视资格，不同资格者能够加入同一集团，故日本人的集团具有即封闭又开放的特点。现实生活中，日本人在不同集团间进行的社会流动，其实就如同按照“持驹规则”使棋子再生一样。
关于将棋所奉行的“持驹规则”，曾一度成为将棋存废与否的争论焦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总部（GHQ）因将棋所奉行的“持驹规则”，意欲废止。为了避免将棋被废止的危机，日本将棋联盟便派遣足智多谋、骁勇善弈的关西本部长代理升田幸三去交涉。在辩论中，盟军总部的人对升田说：“日本将棋不同于我们的国际象棋，将棋把从对方那里夺取的棋子作为自家兵力使用，这是对俘虏的虐待，是不人道的，是违反国际法的野蛮游戏，所以必须予以废止。”对此，升田反驳说：“国际象棋把吃掉的子不用才是真正地虐待和杀害俘虏。在这点上，将棋对俘虏则是既没有杀害也没有虐待，而是使棋子永生并尊重其各自的能力，量才录用，使其各得其所，各尽所能。而且，由敌变友之后，依然是把金将做金将、飞车当飞车来用，这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吗？”经过升田的一番慷慨陈词，最终说服了盟军总部，使将棋避免了被废止之灾。
此外，将棋所奉行的“持驹规则”也反映了日本人的一个重要的性格特征，即将善恶标准相对化且唯强者是从。就像一个被吃掉的棋子可以轻易地被再度摆放到棋盘上攻击其原属团队一样，具体到现实生活中的日本人来说，正如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中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行为时，绝不会感到心理苦痛，二战期间日本俘虏的巨变以及战后日本公众对美国态度的180度大转变，就是泽方面最好的例证。另外，即使是在今天，与日本人交往较多的人，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日本人时时刻刻都在对自己进行着社会空间的定位，随着自己所属的社会空间的变化，其行为方式也在相应地发生着变化。在日本人心目中，所谓的适用于所有社会空间的普遍的善恶标准似乎是不存在的，善与恶是相对的，而且对唯强者是从的行为，日本人并不会有什么道德上的愧疚感。对日本人而言，将棋规则与战争规则似乎是一致的，日本人之所以能够与美国一起“拥抱战败”。且至今仍不能由衷地对侵略亚洲的历史做出反省，与这种国民性格的影响恐怕不无关系，而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将棋“持驹规则”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有关的。
二 “成金规则”——近乎完美的理想的社会流动模式
在将棋里，当一枚可升级的棋子进至位于距该棋手最远的三行或从此区域走出时，该棋手可以选择把棋子升级。除了“玉将”和“金将”而外，其余六种棋子都可以升级。但是，棋手可以自由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棋子升级，若是接受则称之为“成”，不接受则为“不成”，而且必须明白告知对弈者，若是选择了“成”，则只需同时将棋子翻过来即可完成升级。


根据中国象棋规则，“马”如果在要去的方向正前方有别的棋子挡住，“马”就无法走过去，俗称“蹩马腿”。在现实生活中，一旦被人使坏“蹩了马腿”就动弹不得，纵使你是一匹骏马良驹，志在千里，恐怕也只得如伏枥老骥了。类似于“蹩马腿”的规则，象棋里还有“塞象眼”一说。即，如果“象”走的“田”字中央有一个棋子，象就不能走，俗称“塞象眼”。一旦象眼被塞，一个相，纵有满腹经纶和定国安邦的雄才大略，恐怕也无计可施。无论“蹩马腿”者，还是“塞象眼”者，均是有敌有友，这种现象不仅是在昔日的封建社会时有发生，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并不少见。所谓“窝里斗”、“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十个中国人在一起就变成了虫”等等，或可以说都是象棋“蹩马腿”、“塞象眼”这一规则的负面典型例证吧。
与中国象棋相对，日本将棋的八种棋子，则不单单是“桂马”可以天马行空地行走，无拘无束，而且每个棋子都是可越界冲锋陷阵的。步兵可以勇往直前，越界搏杀，“玉将”也可以御驾亲征，且能够身先士卒。再加上将棋奉行可以使棋子再生的“持驹规则”，就更是使将棋棋子显得变动不居，运用起来格外灵活。
此外，象棋规则中对同种棋子的纵向先后顺序并没有任何限制，诸如兵卒的走法，不仅双兵或双卒以上居于同一纵列不算违规，而且，后来居上的兵卒排在同一纵列的另一方兵卒前方也不算违规。但是，将棋则不然。为了吃掉对方的玉将，将棋讲求的是马有马路，兵有兵道，棋子间各安其位，各行其路，异体同心，尤其重视同种棋子间的有序协作，竭力排除同种棋子的先后竞争。将棋规则中的三个禁着之一，就是针对能力最低的“步兵”而设的。禁着规则明确规定“在同一纵列上不能配置两枚以上的步兵”。这是一种从最低层来对秩序进行的维护。中根千枝所指出的日本人现实生活中的“同期生意识”，可以说正是这种将棋禁着规则的反映。比如在日本的公司中，同年就职的人往往会结成“同期生会”，当其中有人受到提拔重用时，其他同一年就职却未得到提拔的人，大多都会抱怨不满，认为自己也并不比提拔者差。同年就职者间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后加入公司的人（后辈）如果比先加入公司的人（先辈）早受到提拔重用，那将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而且，中根千枝还指出，日本的各行各业都存在这种“同期生意识”。
通过以上分析考察，我们发现，游戏规则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游戏者的思维定式和行为价值的取向。但是，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凭借对游戏规则的分析来判断创立该游戏的民族的性格等，还是不够充分的。比如，从中国象棋的规则来推断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似乎不该出现“汉奸”，倒是日本将棋的“持驹规则”更容易造就很多“日奸”才是，但事实并非如此。成型于北宋年间的中国象棋的规则经年未变，可以这个古老的象棋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则需审慎结论了。
游戏创造秩序，游戏最大的贡献是在于它把一种暂时的、有限的完善带给不完善的世界与混乱的生活，并不时地为人们提供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如何最大限度地创立并遵循完美的游戏规则去规划我们的世界，最终还得靠我们这些游戏于这个世间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关系也如同一盘棋，希望所有珍视中日友谊的人能够通过文化交流，进一步地加深彼此的理解，共同努力来走好中日关系这盘大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