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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许褚传》：其后太祖与遂、超等单马会语，左右皆不得从，唯将褚。超负其力，阴欲前突太祖，素闻褚勇，疑从骑是褚。乃问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顾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动，乃各罢。后数日会战，大破超等，褚身斩首级，迁武卫中郎将。武卫之号，自此始也。军中以褚力如虎而痴，故号曰虎痴；是以超问虎侯，至今天下称焉，皆谓其姓名也。

在张金龙先生的著作《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第三章《汉魏之际禁卫武官制度的巨变》的第三节《领军将军（中领军）、护军将军（中护军）的设置及其渊源》中第九十二页提到“按许褚迁为武卫中郎将是在其随从曹操征讨并击破韩遂、马超于潼关之后，时在建安十六年九月①。”张金龙先生脚注史料为“①参见《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张金龙先生明确指出了许褚之武卫中郎将出现是在建安十六年九月后，这点可以说完全没有问题，基本上是人所共知且大都认可的观点。后面张金龙先生还写道“许褚地位之升迁一方面是因为其侍卫及杀敌建立了重大功勋，另一方面也是因曹操地位之不断上升而导致其下属之地位亦随之上升，前述领、护军之变迁即是如此”。
可以说在研究魏晋禁卫军制度方面张先生确是专家，所以他的观点很值得读史者为之借鉴，然而可惜得是张先生却在探讨许褚担任武卫中郎将的时间上点到为止，根本没有继续探究下去，或许这个问题在研究魏晋整个制度的大层面上不足一提，但是对于史料的严肃方面更需要加以辨别，以正视听。

由于两汉魏晋史料尚简，《三国志许褚传》中对于许褚升迁至武卫中郎将的时间就是一件值得推敲的事情，虽然此事记述在建安十六年曹操讨平韩马联军后，但也并不意味着许褚就是在建安十六年当得武卫中郎将，因为《许褚传》记载了许褚“虎侯”之名“天下称焉”后就直接跳到了“曹仁自荆州来朝谒”，表明在此中间时间跨度不小。
这里说一下曹仁朝谒曹操的时间
《汉书霍光传》：（霍）云当朝请，数称病私出，多从宾客，张围猎黄山苑中，使苍头奴上朝谒，莫敢谴者。注：文颖曰：“朝当用谒，不自行而令奴上谒者也。”师古曰：“上谒，若今参见尊贵而通名也。”
《三国志许褚传》：太祖未出，入与褚相见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语，褚曰：“王将出。”便还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责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辞？”褚曰：“彼虽亲重，外藩也。褚备内臣，众谈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闻，愈爱待之，迁中坚将军。
所谓朝谒即亲自拜见尊者，曹仁身为部将在殿外通名欲见曹操，结果当时曹操正在殿内未出，被许褚阻拦，曹仁想找许褚私聊又遭拒绝，曹操听说后更加亲爱许褚，迁中坚将军。这件事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个就是史料记载当时曹操正在宫殿内，大概在邺城、洛阳等地，而曹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是在建安十六年末督军平苏伯、田银之乱后，故而事件发生的时间至少是在建安十七年。

考虑到曹仁既持节镇守襄樊，又许褚称之为“外藩”，表明曹仁当已久驻地方，按照惯例一般边将如果想要拜见尊者都会选择“上谒”，即派遣官吏代替自己动身前往，而曹仁却选择亲身前往，可见当时曹魏内部形势应该发生了某种巨大变化。
这也就是第二个重要信息，许褚在拒绝了曹仁的密谈要求后被授予中坚将军。
《三国志曹真传》：以偏将军将兵击刘备别将於下辩，破之，拜中坚将军。从至长安，领中领军。是时，夏侯渊没於阳平，太祖忧之。以真为征蜀护军，督徐晃等破刘备别将高详於阳平。太祖自至汉中，拔出诸军，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还屯陈仓。
根据时间顺序来看，曹真参加了建安二十三年正月至三月的武都下辩之战（《三国志武帝纪》），有功并拜为中坚将军，后来又领中护军，直到建安二十四年五月曹操引军回长安，曹刘之间的汉中争夺战才彻底结束（《三国志武帝纪》）。
由此可见，建安二十三年三月后曹真当过一阵子中坚将军领中护军，而曹操去世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许褚必然是在曹操去世前担任了中坚将军。当时关羽又围攻襄樊，樊城守将曹仁不可能北上面见曹操，那么合理推测就是在襄樊之战结束后，曹仁北上洛阳去见病重的曹操（（《三国志武帝纪》云“（二十四年）冬十月，军还洛阳），遂后许褚成为了中坚将军，中护军曹真则就此卸任将军号。
所以，结论就是《许褚传》缺少许褚自建安十六年九月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间八年多的事迹，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曹操是在平韩遂、马超后立刻创建的武卫中郎将。

很多人之所以认为许褚当武卫中郎将是在建安十六年、十七年左右，大概原因是许褚在曹操西征韩马时表现实在太过于抢眼。
《三国志许褚传》：从讨韩遂、马超於潼关。太祖将北渡，临济河，先渡兵，独与褚及虎士百馀人留南岸断后。超将步骑万馀人，来奔太祖军，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贼来多，今兵渡已尽，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贼战急，军争济，船重欲没。褚斩攀船者，左手举马鞍蔽太祖。船工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并溯船，仅乃得渡。是日，微褚几危。
《曹瞒传》：公将过河，前队適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张郃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骑追射之，矢下如雨。诸将见军败，不知公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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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褚和虎士百人护卫曹操北渡黄河，经过一路血战才勉强逃得性命，当时情形曹军诸将都为之惶恐，许褚和虎士们的功劳让曹操没齿难忘，“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太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馀人，皆剑客也”（《三国志许褚传》）。不久许褚又跟随曹操会谈韩遂，以防马超、阎行等关西勇将之不测，前文中已引史料，不再赘述。
然而正如张金龙先生所说得许褚宿卫、杀敌只是他迁为武卫中郎将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因为曹操本人的官职、地位有所变化。那么曹操的地位变化时间节点在哪里呢？如果从建安十六年后开始计算，包括建安十八年五月曹操称魏公和建安二十一年五月称魏王都是曹操和汉朝之间关系发生巨变的转折点。

这是因为曹操称魏公、魏王后逐步建立起来与汉朝相当的官僚制度，那么作为王公，其宿卫力量也自然相对应的得到大规模提升和完善。
陈寿在《三国志许褚传》中重点标出【武卫之号，自此始也】，正是说明了直到西晋泰始三年武卫将军被废除前，都起到了能够影响魏晋京畿禁卫的程度。尤其是在许褚之后担任武卫将军的人有曹爽、曹训兄弟，这和司马懿彻底夺取魏国政权有最直接的关系，魏时中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等三营，正始六年八月时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晋书宣帝纪》），五校自汉末遂衰，而武卫营作为曹操、许褚亲手建立起来的精锐部队竟然雷打不动，曹爽反以曹训掌管，足显其地位。

曹操为什么会在建安末给许褚升迁为中坚将军，而不是武卫将军呢？
关于这一点本人猜测大约还是曹操最后的日子里时间有限，也许他没有精力再去构建更完善的武卫营制度。毕竟许褚先前不过是武卫中郎将，中郎将和将军之间有本质性的区别，本身曹操当了魏公魏王后就可以自主创立新的将军号、护军以主四方征伐。又根据张金龙先生的说法：“虎、武义同，武卫中郎将，可以理解为率虎士宿卫之中郎将（中郎将在汉代为宿卫将领），当时不叫虎卫中郎将，可能与已经存在虎贲中郎将一职有关”。
本人以为，如果说汉魏之际战乱不休，曹操想要牢固权力，逐步以制度取代汉朝的话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武力作为基础，而旧有的汉制京师禁卫武官五校尉、虎贲中郎将等皆非将军，如果曹操能够扩大自己的宿卫许褚武官职权，以将军以荣宠之，既能够体现自己功盖天下，又能更好地保卫曹氏安全。
所以，虽然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后未来得及完善武卫将军，但是仍然把已经创立的中坚营（将军）给予许褚掌管，这就是变相的让许褚多掌管了一部分禁军，同时正因为当时曹真人尚在陈仓（《三国志曹真传》），无法脱身，交给常在身边的许褚也比较正常。毕竟前中坚将军曹真还掌管虎豹骑，又担任中领军，全部与宿卫有关，故而中坚将军在被许褚担任后也彻底变成了曹魏中央禁卫制度的一部分。
除了正始年曹爽想让中领军曹羲废中坚营外，另如《三国志齐王纪》裴松之引注《魏书》里嘉平六年司马师废齐王上疏中有“中坚将军平原侯臣德”，名列武卫将军之后，中垒将军之前。大概曹丕即位后让许褚迁武卫将军，算是结束了曹操在世时还没完成的一个制度性工作，武卫营和中坚营自此分立，职在中坚、中垒之上，皆属中领军。

那么曹操创建武卫中郎将到底在哪一年呢？
《宋书百官志》：武卫将军，无员。初，魏王始置武卫中郎将，文帝践阼，改为（武）卫将军，主禁旅，如今二卫，非其任也。晋氏不常置。
其实答案就在这段记载当中，所谓“魏王”（曹操）始置武卫中郎将，那就表示这应该是在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称魏王后发生的事情。有人可能会问，如果“魏王”只是南北朝对曹操的统称呢？但是事实上《宋书》中对于“魏武帝”、“魏王”、“魏公”等用法称呼都是比较严谨的。

魏武帝
《宋书礼志》：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宋书礼志》：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为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庙于邺，自以诸侯礼立五庙也。后虽进爵为王，无所改易。、、、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
《宋书礼志》：魏武帝少时，汉太尉桥玄独先礼异焉。、、、至【魏武帝为济南相】，皆毁绝之。
《宋书乐志》：《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
《宋书五行志》：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始拟古皮弁，裁缣帛为白帢，以易旧服。
《宋书五行志》：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阳，将起建始殿，伐濯龙祠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亦血出。帝恶之，遂寝疾，是月崩。
《宋书州郡志》：襄阳公相，魏武帝平荆州，分南郡编以北及南阳之山都立，属荆州。
《宋书百官志》：建安中，【魏武帝为相】，始遣大将军督军。二十一年，征孙权还，夏侯惇督二十六军是也。、、、镇东将军，一人。后汉末，魏武帝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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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诸《志》中对比来看，魏武帝这样的谥号才是对曹操的后世统称，并且曹操担任济南相、镇东将军、丞相、魏公时的情况和所作制度变化都有记载。

而“魏王”的用法亦是同理，凡是《宋书》记载魏武帝为“魏王”这样的称呼时，就是专门指代称王后的曹操。除了“魏王始置武卫中郎将”外，还有以下例子：
《宋书历志》：黄初中，铸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协律都尉杜夔令玉铸钟，其声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谓夔清浊任意。更相诉白于魏王。魏王取玉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于是罪玉及诸子，皆为养马主。
《宋书礼志》：至献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国有司奏：“古四时讲武，皆于农隙。汉西京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都试。今兵革未偃，士民素习，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奏可。是冬，治兵。魏王亲金鼓以令进退。
《宋书五行志》：晋惠帝永兴元年，诏废太子覃还为清河王，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犹加侍中，大都督，领丞相，备九锡，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
《宋书百官志》：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秘书丞。秘书典尚书奏事。

以上四则故事均有迹可循、有史可考
《三国志杜夔传》：汉铸钟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为时贵人见知。夔令玉铸铜钟，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谓夔清浊任意，颇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诸子，皆为养马士。
《晋书律历志》：汉末纷乱，亡失雅乐。魏武时，河南杜夔精识音韵，为雅乐郎中，令铸铜工柴玉铸钟，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谓夔清浊任意，更相诉白于魏武王。魏武王取玉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于是罪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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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命杜夔“定乐器声调”之事可详见于《三国志》、《晋书》等书，虽然《三国志杜夔传》依然没有明确给出具体时间，但是《晋书》却明言“魏武王”，且杜夔“依当时尺度，权备典章”，据此还是能够推测出来应当是在魏王国建立之后，也即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因东汉末年礼崩乐坏，故曹操给魏国修订乐制而逐步代汉，至晋时“魏尺略相依准”。

《晋书成都王颖传》：（司马）颖既入京师，复旋镇于邺，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间王颙表颖宜为储副，遂废太子覃，立颖为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舆服御皆迁于邺。
《晋书五行志》：惠帝永兴元年，诏废太子覃还为清河王，立成都王颍为皇太弟，犹加侍中、大都督，领丞相，备九锡，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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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和《宋书》的五行志内容略同，都是说太子司马覃被废，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弟，权势熏天，荣宠备至，和魏武帝曹操的旧制一样。当年曹操并没有加官侍中，也没有当大都督，却从建安十三年开始为丞相，建安十八年为魏公后加九锡，并封以十郡之地，这和司马颖威倾晋室确实有相似之处。
但是事实上，司马颖当时的权力比曹操的魏公更有过之，正如同“魏王故事”，也就是说曹操的魏王国和皇太弟司马颖势力的情况为更接近。而《成都王颖传》所述司马颖形同储君（皇太弟），和皇位仅一步之遥，曹操去世后曹丕继位魏王不久代汉，可谓如出一辙。况且曹操父子和司马颖的大本营均在冀州邺城，这点上两者又都相同。

《晋书职官志》：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改为中书，置监、令，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监、令盖自此始也。、、、秘书监，案汉桓帝延熹二年置秘书监，后省。魏武为魏王，置秘书令、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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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王国置秘书令、丞以典汉尚书奏事也是汉魏禅代间的一个重要制度变革，这就已经证明了汉朝尚书台众事已尽归邺城为中心的魏王国，而魏王曹操成为了全天下真正的主宰者，汉朝自此不可复振明矣。
因此，完全可以说明《宋书》对于“魏王”之称非常谨慎，毕竟很多制度都是由于曹操当上魏王之后才得以创建和实行，所以决不会混淆时间概念，那么也就可以说明《宋书百官志》的“魏王始置武卫中郎将”必然是在曹操称王（建安二十一年）后发生的。
这样一来，确实可以对应上为什么《三国志许褚传》中自建安十六年后到建安二十五年间都看似空白的事情，至少许褚是在建安二十一年五月后担任了武卫中郎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