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自《经济学家》2016年第7期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也为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但实际上，它主要源自一国经济和产业政策的失误，而不是必然的或不可逾越的。与此相反，社会发展中却真正存在着一个“高收入陷阱”，它受困于一国政策上非此即彼的冲突，从而更具“必然性”。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考察经济全球一体化下的资本和商品流动，需要剖析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所衍生的经济效应差异。长期以来，资本输出都被视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掠夺和抢占第三世界原料和市场的工具，剥削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工具，也是不合理国际分工和经济秩序的根源。似乎资本输出对发达国家“百害而无一利”，因而发展中国家必须加以抵制。既然如此，为何当前反对经济全球化和资本输出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呢?那些不能融入全球经济中的很多国家为何迟迟无法摆脱贫困呢?本文就此作一剖析。

事实上，无论在理论逻辑还是历史实践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继续提升与经济持续增长之间都不存在真正的二律背反，也不存在政策上的根本冲突。因此，从本质上说，“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个伪命题。首先，从经济史上看，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英国、19世纪中叶的法国、美国和德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意大利、俄罗斯和日本以及20世纪70-80年代的东亚四小龙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都步入或接近步入了高收入国家行业;相反，被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是指那些经济取得起飞和快速增长后转而出现停滞的国家，典型国家是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和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其次，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有二：(1)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未能成功地根据生活形式变化而进行发展模式转型;(2)后来的经济停滞又进一步为盲目推行的新古典主义政策所强化。这意味着，“中等收入”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此时，如果采用了不当的经济和产业政策，就会导致发展后劲乏力，导致收入也无法继续提升;相反，如果运用的政策有效得当，就可以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业。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是源于政策的失误。从起源学上看，“中等收入陷阱”一词也是在拉美推行新古典经济学政策的“芝加哥男孩”所炮制的，它将收入增长的停滞提升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实现为其政策失败进行辩解的目的。

(一)富裕国家必将趋向经济保护主义
　　一般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有不断提升的市场需求，而这往往依赖一个不断扩展的海外市场。这已经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所证实，尽管各国往往依靠军事和经济两种力量进行海外市场的扩张和掠夺。不过，在一个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中，一个国家对海外市场的拓展程度主要依赖其经济竞争力，而决定经济竞争力的则有两大主要要素：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其中，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工资水平之间的比率越大，国际竞争力就越大。相应地，在生产率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如果一国的工资水平比较高，那么其产品就缺乏国际竞争力;此时，往往就只有依赖保护政策才可以建立起稳定的工资体系，从而就会趋向于保护主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美国在建国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地广人稀使得劳动工资比西欧要高很多，几乎是欧洲平均工资的4倍;究其原因，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获得几乎免费的土地，如果没有很高的工资，人们宁愿到乡下去建立自己的农场而不是在工厂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受到保护，美国制造业根本无法与欧洲竞争。为此，当时美国学派代表如凯里父子、雷蒙德、约翰.雷、埃弗雷特、汉密尔顿以及富兰克林等人都反对当时主流经济学和高等教育中的自由贸易偏见，而主张实行高关税政策，以避免本国市场受到欧洲低成本的倾销。

显然，上述困境很难彻底摆脱，至多取得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暂时平衡。因此，经济全球化中的发达国家就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高收入陷阱”：一个社会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国际竞争力就会逐渐下降，从而导致高收入水平难以为继。具体表现为：国内投资低迷、制造业不断萎缩、产业空心化严重、失业率不断攀高、收入不增反降、社会两极分化、创新能力下降、产业升级不畅、出口能力下降，外贸赤字剧增、政府债务膨胀、经济停滞不前。从现实情形看，欧美和日本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高收入陷阱”。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的工资就实际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就美国工人的小时工资而言，从1973年到2006年的年增长率为0.4%;就美国工人的平均收入而言，从1983年到1989年的年增长率是0.2%，从1992年到2000年的年增长率是0.1%，从2002年到2007年则根本没有任何增长。148同样，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是如此，这可以从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些年不断爆发出的反对与大陆经济一体化的民粹主义运动中窥见一斑。其实，根据H-O-S定理，生产要素的价格具有均等化的倾向;在经济全球化倾向中，工资差距也会不断缩小。试想：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付出的同样甚至更高的努力，创造了同样乃至更大的财富，为何就应一直拿如此低的工资，过如此糟的生活呢?但是，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一些激进人士往往将过去所享有的富足和富人视为理所当然的，随着大陆生活水平的提升就滋生出日益强烈的不平衡情绪，甚至转化为反大陆的民粹主义运动，但这最终只会扼杀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四、资本输出与“高等收入陷阱”
　　现代发达国家之所以会陷入“高收入陷阱”，主要与两大因素有关：(1)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2)发达国家对外输出的主要对象从商品转向了资本。显然，这两大因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不同。究其原因，资本的流动将伴随着就业岗位的转移、生产力的传递、技术的应用。事实上，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投入和劳动效率，劳动效率则与劳动分工有关。同时，无论是对生产劳动的需求还是技术的应用都依赖于一定的资本基础，无论是劳动分工的拓展还是市场规模的拓展也都依赖于不断积累的资本。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大多重视资本积累，将资本积累视为一国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例如，穆勒就强调，“节省会使社会与个人富裕，而花费则使之变穷;换句话说就是，整个社会会因用于供养和帮助生产性劳动的支出而变富，会因用于享乐的支出而变穷。”93同时，这种认知不仅体现在古典经济学中，而且也体现在奥地利经济学中。米塞斯就写道：“那些反对所谓‘奥地利’观点的经济学家，在处理资本问题时通常假定：用于生产的技术总是一成不变地决定于技术知识的现状。另一方面‘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则指出，在许多已知的生产技术当中，决定采用那些技术的，乃每个时期可以利用的资本品供给量。”

其实，从社会分工的两大层次——劳动分工与产业分工——来说，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相通性：奥地利学派所着重阐发的迂回生产和生产结构实际上就是产业分工，古典经济学重视的劳动分工则是企业内部的工序分工。而且，两大学派都将资本积累视为分工深化、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基础，具体分析框架如下。

(一)资本输出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发达国家采取商品输出还是资本输出的方式来处理它的过剩生产能力，对其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将会产生迥异的效果。一方面，就商品输出而言，它往往有助于输出国的生产力提高。其发展逻辑如下：(1)它通过海外市场的开拓而获得规模经济，进而可以开发和使用更高水平的生产技术;(2)它通过贸易盈余而扩大了资本积累，从而有助于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3)资本积累的扩大有助于深化劳动分工，从而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和新产品的创新;(4)资本积累的扩大会降低资本利息，从而衍生出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转化李嘉图效应;(5)资本积累的扩大还有助于劳动工资的提高，从而不得不研发先进技术以维系竞争优势。这样，经济发展就会进入这样一个良性发展路径：商品输出→资本积累→工资上涨和利息下降→产业升级→技术革新→效率提高→竞争优势扩大→商品输出扩大……另一方面，就资本输出而言，它对输出国生产力往往会带来相反的效应，并使得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的恶性循环。其发展逻辑如下：资本输出在全球寻找投资机会→全球投资带来高额交换价值→高额交换价值降低以技术创新提升资本效率的压力→资本输出迫使劳动工资处于低水平→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更多的资本输出→更低的国内工资水平……。当然，这种分析是从社会角度而言的，而对资本家或企业主来说，他往往只关心自身所能获得的交换价值，从而也就必然会倾向于采用资本输出的方式。显然，这实际上反映出自由经济国家中的囚徒困境。既然资本流动对输出国是不利的，发达国家能否通过立法等措施来限制资本输出来持久维持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呢?这很难做到。究其原因，即使将资本限制在国内，也无法维持持续的商品输出和领先的技术创新。
　　首先，就商品输出的可持续性而言，(1)商品输出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持续扩大，最终反过来会抑制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更不要说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会对市场实行保护;(2)商品输出无论如何也会导致技术扩散，这必然会降低各国间在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水平上的差距，从而竞争优势也会逐渐减弱。其次，就技术创新的持续领先而言，(1)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产业和技术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一种路标，从而无论技术创新的速度还是成效都比较好，但对先行的发达国家来说，由于没有这种路标，因而技术创新的成本要高得多，发展方向和效果都更不确定;(2)由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导致持续商品出口所带来的大量资金往往并不用于技术创新上，反而会造成资金的闲置和无效配置，甚至会造成富裕阶层的奢侈之风，从而更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正因如此，发达国家往往会分散资本的投资，其中必有一部分用于资本输出以换取现实的更大交换价值，从而也就必然会促使生产技术在全球的更快扩散。
　　显然，无论采用哪种发展方式，发达国家都必然无法持久维持其领先地位，因而“高等收入陷阱”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

(二)资本输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输入就意味着资本的增加，意味着投资的增加，这不仅为劳动雇用提供基础，而且也有助于现代技术的应用。穆勒就强调，“维持和雇用生产性劳动的，是其工作所花费的资本”。100关于资本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一些文章已经着重介绍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这里转向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来说明。
　　米塞斯分析了1860年期间的罗马尼亚所面临的情形，并提出了两个观点。(1)当时罗马尼亚所缺乏的并不是技术知识。其理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不仅大量的罗马尼亚青年在西方的技术大学里充分接受这些知识，而且成百上千的外国专家也准备将其知识和技能用于罗马尼亚。(2)当时罗马尼亚所缺乏的正是可以参照西方模式改变当时落后的生产设备和教条通讯设施的资本品。其理由是，只有存在足够的资本品，罗马尼亚才能使工人和物质生产要素用于时期较长的生产程序，才可以成功地生产那些建立初级工厂必要的工具，而这些初级工厂则再生产那些用以建立和经营现代工厂、农场、铁路、电报线和建筑物的设备。由此，米塞斯得出结论说，“一个人如果以前没有积累资本，他就与他追求的目标距之甚远。这就是资本不足的含义所在。因为他过去不做这件事，中间产品就不够，尽管中间产品所产生的自然资源是有的。资本缺乏乃时间不够。这是由于人们为实现其目标动手太迟。如果不凭时间因的‘迟’‘早’，那就无法描述可用资本品提供的好处和缺乏资本品贫乏的不利”;相反，“有资本品可以使用，就等于更接近追求的目标。资本品的增加，使我们无需减缩消费而可以实现较远期的目标。相反地，资本品的损失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原本可以实现的某些目标，或者减缩消费。假定其他事物不变，拥有资本品也即在时间上占了优势。”那么，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取得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品呢?这有两个途径：(1)依靠自身的储蓄，这是早期封闭社会的根本方式;(2)依靠外来的资本输入，这是现代开放社会的重要途径。事实上，李斯特在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策时就说，在狩猎部落、畜牧业公社和农业共同体这三个时期，由于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品，因而就无法快速发展生产;相反，通过交易可以获得交换价值，通过与先进国家接触可以吸收先进技术，从而就可以刺激本国工业的发展。李斯特写道：“一个国家，其农业愈不发达，愈没有机会吧自己的剩余农产品通过国外贸易换取外国工业品，在未开化程度上陷得愈深……这时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及输出农产品，输入工业品)，也就格外能起到促进繁荣欲文化的作用。”显然，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一个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来积累内源资本，更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方式来引入外源资本。所以，米塞斯写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把一些资本品借给落后国家，这些资本品乃改变后者之生产方法所必须。这一来节省了他们的时间，使他们可以很快地增加其劳动生产力。其结果，对罗马尼亚而言，他们可以很快地享受到现代技术带来的利益。”

可见，资本流动和商品流动所衍生出的发展效应是不同的：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动到发展中国家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相反，商品从发达国家流动到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能源等原材料。所以，米塞斯认为，“外国资本的流入，并不伤害接受国的利益。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自治领地的经济之所以突飞猛进，乃得力于欧洲的资本。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果没有接受外国资本的帮助，就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享受今天如此之多的生产和运输设备，而其实质工资率和农业方面的收获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高。”相应地，发展中国家应该重视资本输入而要提防过多的商品输入。米塞斯继续写道，“如果不了解这种大规模的资本输出的重要性，就不可能懂得最近几百年世界局势和东西方关系的发展。西方给予东方的不仅是技术和医学的知识，也给予了许多可以直接应用这些知识的资本品。东欧、亚洲和非洲的这些国家，由于外国资本的输入，也就能够提早收获现代工业的成果。为了积累足够的资本品，他们已不必那么缩减他们的消费了。当然，资本之所以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发达国家希望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和生产能力，相反，根本上是资本家追逐更高利润的无意识结果。对此，米塞斯也有深刻的认识：“是消费者的需求迫使西方资本家不得不向外投资。消费者要求那些在国内根本不能生产的商品，他们也要求那些在国内只能以高成本生产而在国外生产则较便宜的商品。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不这样做，或者那些阻止资本输出的法制障碍最终不可克服，则资本输出的事情就不会发生。那就只有国内生产的更多的纵向发展，不会有跨国的横向张。”

一)外来移民的经济作用
　　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如挪威、卢森堡、瑞士、丹麦、冰岛、爱尔兰和瑞典等国都超过了美国，但是，美国的生活水平却往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为何人们往往感觉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高一些呢?一个直观的理由是，相同数量的美元在美国能够比在其他发达国购买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那么，美元的购买力在不同国家为何有此差异呢?张夏准基于市场汇率和实际购买力间的差异作了分析：市场汇率主要由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的货物与服务的价格所决定，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则由该国所有的货物与服务的价格来决定的。其中，在非贸易性的货物中，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劳动服务，如开出租车、餐馆服务以及理发等。显然，就打出租车或吃饭之类事情而言，在瑞士和挪威这样的高收入国家里就非常昂贵，而在拉美或东南亚等国则要便宜得多;究其原因，前者的劳动力价格非常昂贵，后者的工资则较低。因此，根据购买力平价(PPP)所构建的“国际美元”标准，富国的人均收入将低于用市场汇率衡量的收入标准，穷国的收入则高于用市场汇率衡量的收入标准。相应地，就欧美富国而言，按“国际美元”标准的人均收入也取决于劳务提供者的工资：以美国为不变标准，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将大幅度下降。由此，美国人用其收入可以购买到世界上最大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因而人们往往会感觉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高。
　　问题是，美国人的实际购买力为何如此之高呢?根本上在于美国存在大量低工资的制造工人和劳务人员。进而，美国的底层工资为何如此之低呢?这又在于有大量来自穷国的移民。正是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底层工人的工资比较低，工作条件也更恶劣，从而在美国打车和吃饭都要比在其他发达国便宜。相反，其他发达国家中缺乏这样的移民，工资就比较平均;相应地，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就相对较高，这提高了服务品价格，并降低了本币的购买力。例如，如果在瑞士日内瓦打车，一段8公里长的路程大约需要花费35美元，但同样的路程在美国波士顿只需要15美元。在挪威奥斯陆，吃一顿饭大约需要花费100美元，而在美国圣路易斯不会超过50美元。张夏说，“美国民众(与其他富国的民众相比)之所以具有较高的购买力，主要得益于不少美国人仍处于贫困状态，工作没有保障感，这在服务业尤其如此。美国人还比其他竞争对手国家的民众的工作时间更长。而且，在每一工时中，美国人的收入比起好几个欧洲国家来说都明显偏低，即使是在购买力方面也低于它们”;进而，“相同数量的美元之所以在美国要比在其他富国可以购买更多的东西，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服务价格比其他国家更低廉，这主要归功于大量移民的涌入和恶劣的就业环境的存在。”问题是，在这种环境下，尽管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大效用，但这却是以出租车司机或者餐馆服务员的较低收益为代价。这意味着，尽管美国有更高的平均收入，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的所有国民都比其他国家的国民过得更好，这与具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

最后需要指出，要理解移民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还可以对这些移民作一细分考察。(1)就低层次的劳务移民者而言，他们为美国的农业和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注入了生产劳动，拉动了商业和餐饮业等的增长。事实上，这些低层次的移民所从事的通常是那些需求量很大但劳动力供应很小的行业，因而不但与本土美国人构成不了竞争关系，反而会形成互补和分工。譬如，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美国的200万农场工人中，至少一半是非法移民，正是这些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为美国农业创造了高达300多亿美元的产值。显然，正是这些低层次移民的大量存在，使得那些技术行不强的行业和岗位的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不仅使得美国人可以享受物美价廉的服务和农产品，也可以使相关行业的企业得以扩大生产规模。(2)就高智商和高学历的技术移民者而言，他们为美国的技术创新和国际竞争力增添了新鲜血液和力量，也为美国节省了大量的教育和培训费用。事实上，移民美国的成年人42%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的大约23%具有硕士学位。因此，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出生于国外的移民，大学教师中移民的比重也越来越高。近期，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的调查报告就称，美国有35.5%的技术创新者是移民，另有10%实在美国出生但父母有至少一人来自其他国家。显然，正是这些外国科技人员的流入，大大促进了美国的科学科技进步和提高了美国的总体生产力水平，并且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例如，在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20世纪80-90年代，硅谷中24%的企业是由外国出生的工程师创建起来的。(3)就属于靠投资移民的富人而言，他们为美国带去了大量的资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例如，2012年，投资移民为美国GDP贡献了33.9亿美元，创造了超过4.2万个工作岗位。美国政策全国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则显示，截至2016年1月1日止，全美87家资本逾1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中，有44家(占51%)创办人是移民，这这44家新创公司资本总价值达1,680亿元。(4)由于移民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所交的税收增加了美国的财政收入，他们所交的社保维持了美国的福利保障体系。很大程度上，正是大量移民的存在，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诸如了人口红利。

(二)自由竞争与收入分化
　　美国社会的经济繁荣往往也被视为充分展示了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性。张夏准就写道：“从美国模式赞赏者的角度看，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允许人们无限制地进行竞争，并对赢家进行无限制的奖励，而且不会受到政府干预和平等主义文化的掣肘。因此，该制度为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可以随时雇佣和解雇工人，并允许企业自由灵活地处事，因而使企业更具竞争力，这样，企业就可以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快地重新调动并有效地利用工人，以及快速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在企业家得到丰厚回报的同时，工人不得不快速适应变化，因此，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确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不平等。但是，拥护该制度的人认为，即使成为游戏中的输家，他们也会甘心情愿地接受这种结果，因为考虑到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很高这一因素，他们的孩子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托马斯.爱迪生、摩根或者比尔.盖茨。美国人就是在这种动力的驱动下努力工作和发挥聪明才智的，怪不得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问题是，不受制约的市场竞争也造就了较大的收入差距，导致底层人民生活在收入水平低下和工作条件恶劣的环境中。张夏准就指出“考虑到该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如果与收入分配更平等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较，那么美国人在生活水平方面到底如何的判断并不是很准确。在美国更低的健康指标和更高的犯罪率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不平等。”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收入差距是最大。

显然，单单采用人均收入指标，就会明显高估美国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因为较高的平均生活水平往往以众多人生活水平低下为基础。譬如，美国的平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医疗保健的统计数据指标仅位列世界第30名左右，美国的犯罪率也高于欧洲和日本。事实上，美国的在狱人数率是欧洲的8倍，是日本的12倍。显然，这些都表明，美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下层阶级。既然如此，为何人们直观上还是觉得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高呢?张夏准列举了两大原因：(1)这是美国比欧洲国家更不平等带给作为过客的旅游者的假象，因为“外国旅游者到任何国家都很少能够看到其贫困的一面，而在贫困方面，美国要比欧洲更普遍”;(2)数字上的收入水平并没有反映收入背后的劳动付出，因为美国人的工作时间要比人均3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都长，通常比大部分欧洲国家长10%，比荷兰和挪威长30%，如2005年的工资/小时(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居卢森堡、挪威、法国、冰岛、比利时、奥地利与荷兰之后而列第8位。由此，张夏准说，“一旦我们从更宽泛的角度理解生活水平而不仅仅是从一国平均收入能够购买多少东西来衡量，那么，美国所谓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因为美国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意味着，它的平均收入在衡量生活水平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那么具有指标性，这反映在像健康水平和犯罪率等指标中，在这些方面，美国的表现要比其他国家更令人失望。”

最后需要指出，市场价格结构本身就与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一般地，收入差距越大，低层收入越低，底层的购买力越小，因而大众产品越便宜;相应地，上层收入越高，上层的购买力越大，因而奢侈产品越昂贵。因此，市场价格就是购买力的函数：消费者的购买力越高，他所需要的商品的价格就越高。显然，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低层大众的购买力就会下降，从而导致必需品的价格下降;与此相反，上层富人的购买力则会上升，从而导致奢侈品的价格上涨。相应地，收入分化就必然会造成价格分层。维塞尔说，“财富上的不平等愈大，价格上的差别也就愈大。”进而，价格分层又会衍生出双重效应。一方面，穷人需求的必需品以及其他大众商品往往价格低廉，包括中产者在内的人都从中可以就获得极高的消费剩余，从而往往会感到生活指数高。维塞尔写道：“广泛使用的大众商品在市场上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财富充足的买方不必要将他们的购买能力使用到极度就可以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比如面包在市场上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所有阶层的消费者需要都可以被供给，富裕的买方甚至可以到完全满足点，只有收入最有限的买者才被迫根据环境来节省。”另一方面，富人攀比式消费所追求的高档品和奢侈品往往价格高昂，这又不是一般大众所能消费得起的，从而根本感觉不到。维塞尔写道：“一个经济体中收入和财富的阶层越多，最高和最低阶层的财力差异越大，价格分层就越显著。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有大致相同的收入和资产，那么面包和钻石价格之间的差异……就不会像实际中那样大。……钻石的价格不是所有社会成员对钻石的评价;它只是一个支付能力特别强的阶层对钻石的评价，这个阶层形成对钻石的需求边际序列。大多数人对钻石的评价及给出的出价和通行的市场价格相比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他们没有购买欲望。”同时，富人对奢侈品的追求固然会诱发技术创新，相互攀比也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它也会加大社会矛盾，耗费社会资源，从而也会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