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L

《后汉书袁术传》：四年，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匈奴于扶罗等佐术，与曹操战于匡亭，大败。术退保雍丘，又将其余众奔九江，【杀杨州刺史陈温而自领之，又兼称徐州伯】。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乃授以左将军，假节，封阳翟侯。

后世又有许多其它书籍参考并接受了《后汉书》中“袁术称徐州伯”这一说法
《资治通鉴》：瑀惧，走归下邳，术遂领其州，兼称徐州伯。李傕欲结术为援，以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
郝经《续后汉书》：术自领州，兼称徐州伯，以张勲桥蕤为将军，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乃授术左将军，假节，封阳翟侯。
《江苏省通志稿大事件》：四年春，袁术杀扬州刺史陈温。袁绍使袁遗领扬州。袁术击破之。遗走至沛，为兵所杀。以下邳陈瑀为扬州刺史。未几，扬州刺史陈瑀走归下邳，袁术遂领其州，兼称徐州伯。

而在《三国志》里反倒并未记载袁术有过自称“徐州伯”的事情
《三国志袁术传》：引军入陈留。太祖与绍合击，大破术军。术以馀众奔九江，杀扬州刺史陈温，领其州。以张勋、桥蕤等为大将军。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以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遣太傅马日磾因循行拜授。术夺日磾节，拘留不遣。
甚至在《三国志袁术传》中都没有提到袁术领徐州牧或徐州刺史，更不用说史料中极其罕见的“徐州伯”这一说法。那么“徐州伯”和州牧、刺史究竟是一回事吗？《后汉书》这一说法真实吗？如果是真实的话为什么袁术会领“徐州伯”？其中到底有什么涵义？

首先需要简单说一下“州伯”的起源历史
《毛诗正义》：卫康叔之封爵称侯，今曰伯者，时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传》曰五侯九伯，侯为牧也。、、、《王制》：“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注云：“凡长皆因贤侯为之。殷之州长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设方伯。”《公羊传》曰：“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方伯皆谓州长，则此方伯亦州长矣。周谓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为长，故云方伯。
《论语注疏》：《尚书》谓文王为西伯，当是继父之业，故知王季亦为西伯。殷之州长曰伯，谓为雍州伯也。《周礼》“八命作牧”，殷之州伯盖亦八命也。、、、郑不见《孔丛》之书，《旱麓》之笺不言九命，则以王季为州伯也。文王亦为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为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优於王季，文王尚为州伯，明王季亦为州伯也。
————————————
州伯起源于殷商，皆以“贤侯为之”，且“伯，长也”（见《说文解字》），因此州伯便为一州之长。到了周代以后，‘使伯佐牧’，牧是州牧，伯佐之，是州伯也”，州伯变成了辅佐州牧的存在，所谓“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毛诗正义》：亦有侯为伯，伯为牧者，故《周礼》“八命作牧”，注云：“谓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专征伐。”谓侯与伯皆得为牧也。是以《杂问志》云：“五侯九伯，选州中诸侯以为牧，以二伯为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无贤侯，选伯之贤者以为牧，是也。
——————————
所谓的“侯伯”、“牧伯”，其意既有爵位之名，又有诸侯、州长之泛称。例子颇多，而且涉及面较广，不准备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最早“牧”与“伯”本非为同一事物，只是经过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在期间制度、人事不断变化，最终逐渐趋于同化而已。
总之，这些到了两汉时都变成了先秦古称、商周古制，州牧、牧伯相互之间基本上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区别，都可以视作为汉制州牧总称，只不过书面用法、口头称谓上有所不同而已，亦或是在论及古代旧制内容时可能会特意将其有所区分。

《汉书朱博传》：初，何武为大司空，又与丞相方进共奏言：“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书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广聪明，烛幽隐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
《蔡中郎集》《朱公叔谥议》：汉益州刺史南阳朱公叔卒，门人陈季圭等议所谥，云宜曰忠文子，陈留蔡邕议曰：“、、、【位在牧伯】，职据纳言，秉权食禄，实有年数，而居无畜好。、、、”
《前汉纪孝哀皇帝纪》：于是建诸侯之贤者以为牧。故以考绩黜陟。不统其政。不御其民。惠无所积。权无所并。故牧伯之位宜合古也。、、、今之州牧。号为万里。总郡国。威尊势重。与古之牧伯。同号异势。、、、今牧伯之制。是近于战国之迹。而无治民之实。刺史令为监御史。出督州郡而还。奏事可矣。
《后汉书朱隽传》：陶谦以隽名臣，数有战功，可委以大事，乃与诸豪桀共推隽为太师，【因移檄牧伯】，同讨李傕等，奉迎天子。
《后汉书刘焉传》：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阴求为交址，以避时难。
《后汉书范式传》：举州茂才，四迁荆州刺史。友人南阳孔嵩，家贫亲老，乃变名姓，佣为新野县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县选嵩为导骑迎式。式见而识之，呼嵩，把臂谓曰：“子非孔仲山邪？”对之叹息，语及平生。曰：“昔与子俱曳长裾，游集帝学，吾蒙国恩，【致位牧伯】，而子怀道隐身，处于卒伍，不亦惜乎！”

考察两汉时用法，牧伯可以同时代指州牧和州刺史，在日常对话、上疏表奏以及史书记述中都可以随意使用牧伯一词，没有任何限制或者不恰当之处。
西汉时大司空何武、丞相翟方进曾上奏谈及“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然而这也是本人在上面提到过的，在两汉时只有在谈及古代制度的时候才会用【州伯】这个特定词汇，除此之外再无大臣名士会用州伯来代指州牧、刺史之类的地方大员了。这就足以说明，牧伯越来越被广泛地书写使用，甚至于后世唐宋明清仍会用牧伯来代指州县，然而州伯却仅存活于古代史籍之中了，而不再被人提及。
因此，州伯最早在先秦殷商时被正式使用，它本指一州之长，后来周朝衍生出为牧、伯并用，在两汉时牧伯称谓和州牧、刺史职务略同。但是，又案丞相翟方进等人说法，古代州伯大致和汉朝时州牧类似，与监察类的刺史又不同。
总之，以此推论，袁术的“徐州伯”按照古制理解，和汉朝徐州牧大抵上地位是为一样的。

接着就是要确认《后汉书》记载“徐州伯”的真实性了
由于《三国志袁术传》中并没有记载过袁术领了什么徐州伯，甚至连徐州牧都没有提到过，所以可能很多人会想到是否《后汉书袁术传》会误记呢，有没有可能是袁术其实当时领徐州牧而非徐州伯呢？亦或是这件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范晔著史不如陈寿严谨？
本人认为“牧”、“伯”二字搞错的概率其实是极低的，可以说可能性是无限趋于零的。
这是因为通过检索历代正史传记，都没有发现会将“州牧”传抄为“州伯”或其它异称的情况，顶多也不过是州牧、州刺史之间的职务混淆，大概是史官没有理清时间线造成的不审，但决不会有将“州伯”这种本质上不存在的事物载入史册的重大错误。后世传抄问题也不大可能，毕竟司马光、郝经等人也分别将“袁术称徐州伯”之事收录进自己的作品当中，否则他们大可以选择《三国志》较为符合常规且没有史料风险的说法，正是由于他们采纳了《后汉书袁术传》的内容才更说明此事有一定合理性。

还可以举一条对比《后汉书袁术传》与《三国志袁术传》不同的例子
《后汉书袁术传》：建安二年，因河内张炯符命，遂果僭号，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
《三国志袁术传》：用河内张炯之符命，遂僭号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
如《后汉书》中明确记载了袁术自称为“仲家”，但是在《三国志》中仅云袁术僭号而已，未闻袁术具体以什么国号立于汉末。可见大概陈寿以为袁术本为伪帝，世人只需知道他“奢淫放肆，荣不终己”的作死下场即可，裴松之更以为袁术“无毫芒之功，纤介之善，而猖狂于时，妄自尊立，固义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虽复恭俭节用，而犹必覆亡不暇”。如此说来，陈寿、裴松之均以为袁术乃一介狂夫本无足道哉，那么自然也不必要知道袁术称国号为“仲家”的史实了。
所幸鱼豢《典略》记载“术以袁姓出陈，陈，舜之后，以土承火，得应运之次。又见谶文云：‘代汉者，当涂高也。’自以名字当之，乃建号称仲氏。”并且为裴松之引注在了《三国志袁术传》当中，因此这才在东汉历史的长河上填补了一个空白的缺口。
而南朝范晔《后汉书》显然直接参考了鱼豢《典略》的内容，才有了【自称“仲家”】的记载，所以我认为很可能范晔同样有看到过一些我们今人或裴松之都错过的史料，其中就有提到过袁术亦曾以“徐州伯”自称。
综上所述，个人以为《后汉书袁术传》记载“徐州伯”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地认定为范晔记载有误，而更可能是其中有一些宝贵信息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探究。

这里又延伸出来一个问题，有人可能会问假设袁术自创“徐州伯”之官职是用以控制徐州呢？这样说的话，至少可以吻合《后汉书》的记载，同时又能解释了袁术名为徐州伯，实为徐州牧，自称“州伯”之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威望并影响徐州一带。
本人以为袁术刻意恢复古制用异名以增长自身声望确实非常有可能，但是他真的是为了用“州伯”以代“州牧”吗？只怕未必。
第一点，陶谦无论是在董卓朝廷还是关东联军眼中从来都是徐州刺史/徐州牧
《三国志陶谦传》：会徐州黄巾起，以谦为徐州剌史，击黄巾，破走之。董卓之乱，州郡起兵，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谦遣使间行致贡献，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
《后汉书陶谦传》：会徐州黄巾起，以谦为徐州刺史，击黄巾，大破走之，境内晏然。时董卓虽诛，而李傕、郭汜作乱关中。是时四方断绝，谦每遣使闲行，奉贡西京。诏迁为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
《后汉书朱隽传》：隽以河南残破无所资，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玺行车骑将军。、、、陶谦以隽名臣，数有战功，可委以大事，乃与诸豪桀共推俊为太师，因移檄牧伯，同讨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记于隽曰：“徐州刺史陶谦、前扬州刺史周干、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
————————————
早在灵帝黄巾之乱时，陶谦就作为徐州刺史前往镇讨，又率先响应朱隽攻伐董卓，后来还推举朱隽迎献帝，应该说陶谦确实无愧汉室且在关东军中有一定号召力，至少当时关东军是很认可陶谦徐州刺史之职的。不仅如此，陶谦奉贡长安也从未间断，所以李傕等凉州军阀控制的朝廷也不得不承认陶谦的作用，只能封他为徐州牧并加官进爵。
因此，陶谦这种“左右逢源”的做法，无论关东军还是董卓余部都无法将他从徐州牧的位置上拉下来，相反双方竟然还都一直承认了陶谦对徐州的控制权。不管陶谦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但他表现地总算十分精明，袁术根本无计可施也不可能有机会夺取徐州，他就算自称一个谁都不认的“徐州伯”想要取代陶谦也毫无意义。

第二点，袁术完全没有必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去挑衅徐州牧陶谦
《三国志武帝纪》：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於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四年春，军鄄城。荆州牧刘表断术粮道，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馀贼及於夫罗等佐之。术使将刘详屯匡亭。太祖击详，术救之，与战，大破之。术退保封丘，遂围之，未合，术走襄邑，追到太寿，决渠水灌城。走宁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还军定陶。
————————————————
自从袁绍、袁术二兄弟离心离德、相互攻伐以后，袁绍交结曹操、刘表等为羽翼，袁术则拉拢公孙瓒、陶谦、黑山贼等为爪牙，双方阵营在初平四年春（正月、二月、三月）进行了大量交锋，在此过程中袁术从兖州陈留一路败退至扬州九江，直到夏季才算结束。
而袁术在如此狼狈不堪的情况下，虽能杀陈温取扬州，但仅仅有立足之地而已（《英雄记》云“术退保阴陵，更合军攻瑀，瑀惧走归下邳”，《九州春秋》云“术走阴陵，好辞以下瑀，瑀不知权，而又怯，不即攻术。术於淮北集兵向寿春。瑀惧，使其弟公琰请和於术。术执之而进，瑀走归下邳。”）。陶谦又先前曾助袁术屯兵发干，袁术如果贸然自立做什么“徐州伯”或是徐州牧去染指陶谦的徐州先不论是否恩将仇报，但绝对是引火上身，本来的盟友也会变成敌人，对袁术究竟有何益处？
袁术虽然做事“勇而无断”（刘表麾下蒯越评），但是想必也不会如此贪婪愚蠢，在封丘新败于曹操，扬州根基未稳之际就得罪陶谦，实在令人费解，难以信服。

第三点，袁术在陶谦去世后欲争徐州之事
《三国志先主传》：袁术来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阴。曹公表先主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是岁建安元年也。先主与术相持经月，吕布乘虚袭下邳。下邳守将曹豹反，间迎布。布虏先主妻子，先主转军海西。
《英雄记》：布初入徐州，书与袁术。术报书曰：“、、、术生年已来，不闻天下有刘备，备乃举兵与术对战；术凭将军威灵，得以破备，其功三也。”
《英雄记》：备留张飞守下邳，引兵与袁术战於淮阴石亭，更有胜负。、、、收散卒东取广陵，与袁术战，又败。
《三国志孙破虏吴夫人传》：术方与刘备争徐州，以景为广陵太守。
《吴录载策使张纮为书》：曹操放毒东徐，刘表称乱南荆，公孙瓒炰烋北幽，刘繇决力江浒，刘备争盟淮隅，是以未获承命櫜弓戢戈也。(《后汉纪》云“而河北异谋，黑山不顺，刘表僭乱于南，公孙叛逆于北，刘繇阻兵，刘备争盟，是以未获承命，囊弓戢戈也。”)
——————————————
建安元年（196）袁术和刘备为争夺徐州发生了激战，这件事如果按照刘备方（陈寿《三国志蜀书》即蜀汉官方说法）的角度来看，是袁术主动来进攻刘备的，而如果按照袁术（《英雄记》中袁术给吕布书信）的角度来看，袁氏自称道自己都不知道刘备何人，他竟敢就举兵来和我对战。至于其它说法如《吴夫人传》则写得比较中立，表明袁刘两家人都是为了争夺徐州，而孙策给袁术后来的书信中提到“争盟淮隅”中的“争盟”可以理解为争夺盟主、霸主地位，其实孙策算是比较委婉地承认了刘备有错在先，当然这里面也要考虑到孙策还算是袁术阵营的人，所以依然有其偏向性。
不过，我们先不论刘备、袁术到底谁先动手，单纯从交战地理位置来看的话，盱眙、淮阴皆属徐州下邳国，而刘备在兴平元年（194）陶谦死后领徐州牧，下邳城又为刘备大本营（《英雄记》载派张飞镇守），明显是袁术军处于进攻状态。再者刘备“东取广陵”和袁术军交战，也说明了袁术早已挥兵至此，因此恐怕不能凭借袁术一面之辞就认定刘备有任何侵犯袁术之处，事实上就是袁术一直在攻打徐州诸郡县。

《三国志先主传》：谦病笃，谓别驾麋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谦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当。下邳陈登谓先主曰：“今汉室陵迟，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户口百万，欲屈使君抚临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寿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内所归，君可以州与之。”登曰：“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谓先主曰：“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领徐州。
《献帝春秋》：陈登等遣使诣袁绍曰：“天降灾沴，祸臻鄙州，州将殂殒，生民无主，恐惧奸雄一旦承隙，以贻盟主日昃之忧，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方今寇难纵横，不遑释甲，谨遣下吏奔告于执事。”绍答曰：“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
————————————
在前徐州牧陶谦死的时候，就告诉别驾糜竺等人要将徐州交给刘备，而刘备还故意提到袁术以试探众心，结果以北海相孔融、豪强陈登为首的名士及地方势力都表示拒绝袁术的接管和治理。陈登甚至特意派遣使者去拜访关东联军盟主袁绍，以征得他对刘备的支持，袁绍明确表态同意刘备领徐州牧，这样一来刘备既获得了袁绍的承认，又得到了徐州本土的声援，并且将矛头全部转向了淮南的袁术。
这一现象其实完全符合二袁“兄弟携贰，舍近交远如此”（《三国志袁术传》）的本质，袁术和前徐州牧陶谦并未爆发战争是因为陶谦没有站队袁绍，甚至和曹操为敌，那么敌人的敌人自然成为了暂时的盟友。但是陶谦和徐州官吏、士人却又都耻于向骄奢的袁术称臣，因此新徐州牧刘备交好袁绍后上任就自然而然地要和袁术交恶，特别是袁术明显有欺负刘备名望尚浅且初得徐州的凌弱心态，他认为刘备应该比较容易拿下，结果没想到刘备不是陈温（或陈瑀），反而颇具雄才，一时间双方遂僵持不下，直到吕布袭击徐州扭转了局势。
所以，我认为袁术的“徐州伯”在和刘备争夺徐州期间完全没有发挥任何优势，反倒碰了一鼻子灰。更不用说在吕布得到徐州后，“遣备屯小沛，布自称徐州刺史”（《三国志吕布传》），完全视袁术为无物，试问袁术这个“徐州伯”当得脸面何存？换句话说他的“徐州伯”究竟有什么意义，难道真得只是袁术一时脑洞大开的产物吗？

最后，我们需要搞清楚袁术领“徐州伯”的真实涵义
先说一下东汉魏晋南北朝时类似于“州伯”的异名称谓
《后汉书》注《续汉书》：何进欲诛中常侍赵忠等，进乃诈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数千人，为贼于河内，称‘黑山伯’，上事以诛忠等为辞，烧平阴、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动太后。
《江表传》：权群臣议，以为宜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应受魏封。权曰：“九州伯，於古未闻也。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邪？”遂受之。
《晋书王豹传》：（司马）冏骄纵，失天下心，豹致笺于冏曰：“、、、昔武王伐纣，封建诸侯为二伯，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今诚能尊用周法，以成都为北州伯，统河北之王侯，明公为南州伯，以摄南土之官长，各因本职，出居其方，树德于外，尽忠于内，岁终率所领而贡于朝，简良才，命贤俊，以为天子百官，则四海长宁，万国幸甚，明公之德当与周召同其至美，危败路塞，社稷可保。、、、”
《周书权景宣传》：唐州蛮田鲁嘉自号豫州伯，引致齐兵，大为民患。景宣又破之，获鲁嘉，以其地为郡。（《周书异域传》亦云田鲁嘉自号豫州伯，《文献通考》、《通典》避唐讳云“荆河州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