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意境将具备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作为一个交互的“介面”将被给予的两端，即意识的光亮平面和存在的深度之间安顺“和融”，在这里存在的深度之谓“深”的意义是它作为“间断”的被给予性与作为“持续”的被给予的意识平面相区分而被定义的；固然此平面与深度的原初性的纵深差异必将相对分明出“光照”明暗的“等差”，而当存在的深度向主体涌现的瞬间，即存在与处在审美升腾意境中的意识平面和融的瞬间，它们原初性的深度和明暗的差异性将在主体的持握境域中同一化融，或者说，在此的本体论性的光学与主体的光学并非是同一境域中的概念；在这一和融的态势中，原初性的存在深度的灰暗性与意识平面的光亮性将在相互自然的追随间，获取无光差的同一亮度：光亮平面与光亮深度。
另一方面，如应何看待存在的深度于主体境域的和融性态势的非连续性涌现的“频率”，亦即可以说这里出现了一个潮汐结构的潮汐“节奏”的问题？作为深度性意义的非连续性涌现的规律特性是有待探索的问题，但是否应该首先肯定在此存在着一个其自身性的规律特性呢？如果假设肯定这一点，那么这一涌现的规律性将在次要的位置意义上受约于它与意识平面的“缘性”。而我们将在异常险恶的中西文化之旅中逐渐体悟到，存在深度的本己的非连续性的涌现规律整体将被保全于，它涌现并同一和融于审美性的意识平面的安顺态势之中；或者说，一个缺乏这一和融的涌现特性本身，存在与主体的相互“占有性”及其伸展开的急迫态势，势必将无法得到审美性平面一方的“抑止”。
正如对比于反向性的一方所表明的，西方文化甚至包括佛学文化在内的世界其它文化将不能深悟得此中国境界，而势必将难以和融而相互“隔离”的存在深度与意识平面意谓为“存在深渊”（海德格尔）和意识平面，以至无法“抑止”存在与无任何审美形式和快感类型的荒芜的意识平面之间的存在象征性暴力（震荡-占有）的通连形式；更深一步，在此存在深渊与意识平面相隔离的灵异境界中，即存在与主体相互占有的急迫性，将无法得到审美性平面一方的“抑止”而陷落的危集情势中，原初的存在被给予性的非持续性特性，将被试图改变自身给予主体的非连续性的本己特征，并将这一涌现可能受约于它与意识平面的“缘性”特性完全抛开，转而要求它对主体占有的“恒在性”，也就是存在与主体将同一担负远超出它们自身能够承受的它们当下的诉求方向，亦即混沌着与意识平面本己的对主体给予的持续性之间处在激烈的矛盾中——整体的显现出，主体处在存在深渊与意识平面之间相互争夺占有的急迫潮汐之域。
在这一瞬间性变换的不间断的潮汐中，存在深渊的被给予性不断走向疲乏的萎靡虚无之状态中，这恰恰为西方文化体系中的“衰微”读解理论提供了“证明”（“衰微”感实际在其本质意义上，起初是来源于存在深度与意识平面相互隔离而成的灵异境界中黯然冒出的深层“孤独感”）。被给予性的萎靡虚无成为一个无法弥补的伤痕——而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本质特性，即是对这一“伤痕”往事展开的虚无逃避之路。想像一下，一个处在真理的被给予性已然萎靡虚无的当下，只有依靠他者意图进占真理之域的“律令”来替代萎靡凋零的纯粹自身性的被给予性而“给予”出这一被给予性及其存在和他者作为存在者，即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中的存在或真理之物皆不是原初本真的被给予性及其存在，它在当下而仅仅是一个虚空。或者说，这一被他者给予的被给予性及其存在是一个“虚假事实”：一方面，这一被他者给予的虚空，势将被存在者“独占”同一的遮蔽或禁闭真理之物，另一方面，这一虚空被篡视为真理之物——因此，真理通往完全在场之尼采式或现象学式的抗争之路的无比艰难性也就不难理解；如此合成为一种“暧昧”的态势，西方人想开明出“根”，但又怀着复杂的心态隐默的认识到当下之“根”的根本虚空性，对根的遮蔽是出自于对早已遗忘了的痛苦回忆中疤痕的深层掩盖；他们在显明的意识中，感受到自身形而上学历史的虚无感，然而却在潜在意识中，为这一虚无提供了保护和自我遮掩，并暗自追索他们记忆中难以提起的真实虚无性之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