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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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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人类历程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迄今为止最长的阶段，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远不如其他一些物种那样显著。吉萨和特奥蒂瓦坎的金字塔、乔卢拉和堺的人造山脉，使后世的庙宇、教堂和“摩天大楼”相形见绌，但人类最伟大的纪念碑与微生物建造珊瑚岛的工作相比却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到大约5000年前文明的黎明时期，人举已经意识到他从生物圈中获取的杰出力量；在纪元以前，他已发现生物圈是覆盖在一个球状星体表面的有限的包裹层；公元15世纪以来，欧洲人就不断占据生物圈陆地表面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并向这些地区进行移民。但直到我们这一代，人类在实际行动中还把生物圈中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例如矿产资源，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把海洋和天空看作是不会受到污染的。
     事实上，直到最近，以人类的消耗能力或污染能力来衡量，公物圈的这些要素还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生于1889年），在我生长的伦敦，在曼彻斯特、圣路易斯和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和工业用煤所产生的烟雾已经遮天蔽日，并一连数日弥漫于人们的胸肺之中。但如果有人认为，有朝一日人类将会使环绕生物圈的整个大气层遭到污染，人们还是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的，人们把对纯净的大气层造成的威胁，看作是偶然出现的局部现象。至于人类活动将会污染海洋的可能性，不过被看作是一种无稽之谈。
     事实上，直到20世纪后半期，人们一直没有充分估计到现代人类对生物圈影响力的增长。这种增长是由两个新的开端造成的。其一是精心追求系统的科学研究并将之应用于技术的进步；其二是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对生物圈无生命因素中现存的或潜在的能量加以利用，例如．将不断流向海洋的水从海平面汲取到大气层中所产生的水能。过去，人们不过把水力用在碾米之类的事情上。自从200年前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由地心引力所产生的水力，已被用来驱动机器，生产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水的力量还被进一步提高，转换为蒸气的力量和电力。发电可以利用自然瀑布或人工瀑布的自然力。但不经过燃料的燃烧加热，水不能转变为蒸气。燃烧加热不仅被用来把水力转换为蒸气或电力，还可以用来代替水力，甚至代替最强大的水力。还有，木柴是来源于树木、可以得到补充的燃料，它已被煤、石油甚至铀这类不可再生的燃料所代替。
     铀是近期才得到开发的燃料，它能够释放原子能。但为了探索对这种强大力量的操纵，人类自1945年以来就开始了一种探险。这种探险的结果，对神话中半神半人的法厄同来说是致命的，人类夺去了他神圣的太阳父亲的战车。为太阳神赫利俄斯驾驶战车的战马发现缰绳已落在一个弱小的凡人手中，它们就开始不服驾驭，冲出轨道。如果没有宙斯力挽狂澜，降雷击死那个取代太阳的傲慢的凡人，生物圈就将被烧为灰烬。法厄同的神话就是人类由于摆弄原子能而身处险境的比喻。人们还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泰然使用这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它的力量是空前巨大的，但其放射性废料的有害性也同样巨大。人类已经介入了生物圈——即生命的大地母亲——接受太阳射线的过程。这是带来生命的射线，而不是致人死地的。人类科学技术的这一惊人业绩，与工业革命时期那些规模较小的成就带来的影响正在对生物圈构成威胁，使它变得不再适于栖身。
     因此，我们现在正处于生物圈的历史，以及生物圈的创造物与居民之一——人类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人类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并从太阳父亲手中夺走了太阳的可怕力量，他是大地母亲的第一个这样的孩子。自从生物圈中出现生命以来，人类现在第一次使这种力量不加束缚、不加调和、不加遮蔽地散布于生物圈中。如今我们还不知道，人类是否愿意，是否能够使自己和其他生物伙伴免遭法厄同的命运。
     人类是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人类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与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支配。人与其他生物伙伴一样，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如果生物圈被搞得不再适于栖身，人与其他一切物种都将遭到灭绝。
      生物圈之所以能够栖泊生命。是因为它的诸种要素互为补充，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联系。在人类出现之前，生物圈的任何成分——有机体、失去有机物构成的物质和无机体——都未曾获得力量，打破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微妙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使生物圈成了生命的收养所。在人类出现以前，那些不是太软弱，就是太富于侵略性，无法与生物圈的节奏相协调的物种，在它们的软弱性或侵略性远未足以打乱这种节奏的时候，就被这种节奏的作用消灭了。一切物种的生命都依赖于这种节奏。人类出现以前，生物圈的力量远远大于栖身其中的任何物种。
     人类是生物圈中比生物圈力量更大的第一个居民。人类获得了意识，这使他能够作出选择，制定计划，采取行动，阻止自然界象消灭其他威胁和损害着生物圈的物种那样消灭人类。人类能够成功地生存到他想摧毁并确实摧毁了生物圈的时候，但如果他选择了这种做法，他也将难逃惩罚。如果人类摧毁了生物圈，他也将和其他身心合一的生命一样，在生命的大地母亲面前使自己遭到灭顶之灾。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对大地母亲与人类的相互遭遇进行一番历史的回顾。人类是大地母亲的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又是另一个领域——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领域的居民。在生物圈中，人类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生物，活动于有限的物质世界。在人类活动的这一方面，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直是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这种努力已经成功在望，自身的毁灭可能也已遥遥在望了。但人类的另一个家园精神世界也是全部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生物圈的区别，在于它是非物质的和无限的；在精神世界的生活中，人类发现他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而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


     一些名篇早已阐述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目标以及引起这两种目标的两种不同的观念。让人类使自己成为生物圈的主人的权威命令，载于《圣经·创世记》的第1章第28节：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这一命令清晰而明确，但对它的抵制也同样清晰而明确。“不要使我们受到诱惑，把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这句话听起来就象是对《创世记》中的命令的直接回答。在《新约全书》之前《道德经》一书就已宣称，人类技术上和组织上的进步是一个陷阱。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使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
     盗贼多有。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人们可以造出那些东西。尽管人们的发明可以成十倍，成百倍地减轻劳动，但人们不使用它们……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道德经》的这些段落，在圣马太的福音书中也有相应的表达：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
     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
     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这些正是对那种要我们全力追求力量和财富的号召的抛弃。它为另一种号召拨开了云雾，这种号召要求人们接受一种相反的观念。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 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   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
     人失去了灵魂，就不再成其为人。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对自然现象背后的精神存在的认识，是灵魂而不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使人类与这种精神存在发生联系的。或者，在神秘论者的经验中，人的灵魂就等同于精神的存在。
     正如托玛斯·布朗爵士所指出的那样，人是一种两栖动物，同时生活在生物圈和精神世界中。而且，在他赖以栖息的这两种环境中，人类都各有一个目标。但是，他无法一心一意地追求其中任何一个目标，或者说侍奉其中任何一个主人。如果他的这两个目标，或他对两个主人的忠诚之间，竟是互不相容，难以共存的，他就必须把其中一个置于首位，甚至对它献上全部忠心。二者之中，择谁而事？在大约公元前500年的佛陀时代，印度人已经明确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在公元13世纪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时代，西方人也明确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上述两例中，相互对立的选择都导致了一位父亲和一位儿子的分道扬镳。也许自人类意识的黎明时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无言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意识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这就是人性在道德上的矛盾。这个问题曾深深打动过佛陀和圣方济各，致使他们割断了与自己家庭的自然纽带。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这种选择才成为整个人类难以推卸的责任。
     在我们这一代，人类完成了对整个生物圈的控制。这可能会使生物圈遭到毁坏，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加以消灭，从而挫败人类的各种意图。13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在公开地称颂方济各·贝尔纳多尼。这位圣徒放弃了有利可图的家庭商业继承权，并由于与贫穷女神联姻而受到了以基督的名义所给予的羞辱。但实际上西方人并没有效仿圣方济各的榜样。他们效仿的是这位圣徒的父亲，一位成功的布匹批发商彼得罗·贝尔纳多尼。工业革命爆发以来，近代人比他们的任何先辈都更加着魔地追求《创世纪》的第1章向他们提出的目标。
     看来人类将难以逃脱那恶魔般的物质力量和贪心的报应，除非他使自己弃邪归正，放弃现在的目标，接受相反的观念。他自己造成的困境，使他面对着一种断然的挑战。圣徒们提出并身体力行的那些戒律，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克制人类感官本能的十全十美的乌托邦式的劝戒。人类能够接受这些戒律，并把它当作平民百姓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吗？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它似乎将在我们这个时代达到顶峰，也正是这部讲述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相互遭遇的编年史的主题。


第十一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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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元前二千纪前250年的黄河流域，地区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从仰韶文化时期进入龙山文化时期。这不仅仅是陶器风格从彩陶变为黑陶，龙山文化时期的驯化动物范围更广，而且至少有一个定居地已经修筑了土坯城墙用于防卫。尽管如此，东亚这种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还没有企及象它西方，从印度河流域到爱琴海地区业已形成的那种文明的类型。


第十三章 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约公元前1730－前12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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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区域文明（被称为商朝，别名殷）诞生于大约公元前1500年。它的某些特征源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晚期（即龙山黑陶阶段）。与西南亚的新月沃地和埃及不同，中国文明的兴起没有伴随着定居地的变动。如同地中海东部一样，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依赖于降雨对农作物的灌溉，它的所在地都是地势相对较高的风化黄土地带，包括甘肃、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以及东部的黄河与汉水、淮河间的广大地区，这也正是龙山新石器文化后裔商文明的所在地。中国文明的开拓者们并没有开发河谷底部的冲积层土壤以供耕种和居住之用。直到中国的古老文明升起于地平线1000年左右，苏美尔和埃及类型的治水方式才成为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东方的商文明及其前身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象苏美尔文明与前身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那样有过明显的断层。不过，两大文明都有一些共同或类似的新趋势。与苏美尔一样，中国由新石器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伴随着统治集团与臣民阶层财富和权利的严重分化。安阳（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城址）的帝王陵墓与乌尔第一王朝的陵墓有相似之处，尽管后者要早1000多年。商陵建构宏大，并拥有奢侈的殉葬品，其中包括人殉。冲积层被开发成耕地推动了苏美尔社会财富的不断集聚，也使得极少数统治者能够获得穷奢极欲的享受和陪葬。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同样邪恶的趋势，而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却没有任何同步的增长。
     中国文明破晓之际，也曾出现过一系列创新，这使我们回忆起伴随印度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陡然诞生而具有的新意。中国也不例外，这些创新萌芽的突发性，似乎预示着那里的文明同样是在域外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而与苏美尔文明显著的自发进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第二项创新是一种文字符号的应用，即中国商代文字的发明。它是中国古典文字的先驱。正如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一样，商代文字肯定也受到苏美尔文字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很可能既细微难辨又比较间接。中国文字还有一个特点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即它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文字的结构来自苏美尔语，这种结构（对表意符号和音素的共同使用既缺乏逻辑又显得笨拙）过于罕见以至于可以肯定，它是在三个不同的地点独立发展成形的。中国古代文明初创时期的第三项突发性创新是青铜工具的使用，包括投掷器、武器和祭器等。制造青铜器的技艺也无疑源自西方。商代青铜器就象其文字一样，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青铜器皿设计精巧，显示了高超的工艺。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中国青铜器或许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木制原型，只不过这种原型在今天已无迹可寻。但是，这一假设仅能解释手工制作风格的源头，而冶金技术的突然获得则仍然是一个谜。
     商代青铜器的构成元素中，锡的含量较高（17％）。距离黄河流域最近的锡、铜产地是马来亚和云南；但熔合锡铜和铸造合金制品的技术不可能由南方传入黄河流域。东南亚最早的青铜器文化（称之谓“东山文化”，位于越南北方）也不会早于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后半期。暂且不论铜锡合铸技术来自何方，而此时的铜、锡却早已输入黄河流域为中国所用了。亚洲的热带地区很可能是中国商代的金属来源地。因为，商文明除了具有其前身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具有经由欧亚太平原传入中国北部的西方文化特征之外，还含有一定的热带文化血统。中国的商代主要种植小麦、谷子和水稻；饲养的畜类除了普通的家畜外，还有水牛和一种南方品种的猪。
     可以肯定，水牛和水稻最早是在一些热带沼泽地区进化出来的；这一地区的文化与商文明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同等重要。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从亚洲的热带地区到黄河流域的南方存在着一种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相类似的文化。从地理位置上看，距黄河流域最近的地域文明是印度河文明。但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不仅相距遥远，而且为重山峻岭所隔绝。此外，印度河文明是否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到了印度那些现在以水稻（而不是小麦）为主要农作物的地区，此点至今无据可考。
     因此，商文明中热带血统的渊源仍属不解之谜。根据中国的传说，如今地处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以南的地区，更不必说越南境内，都仅仅是通过被汉人同化的方式接受文明的，一方面是本民族居民的吸收，一方面是中国北方移民的渗透。不可否认，这一传说只是中国文化偏见的反映。公元19世纪，长江流域南部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区发现了一些幸存下来而又在文化上尚未被同化的原始部落，从而为我的结论提供了证据。此外，当代中国南疆与东南亚邻国的交界地区还发现了其他幸存下来的原始民族。不过，最早培育出水稻、驯化了水牛的地区依然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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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中国文明（公元前1027－前506年）
     周朝的统治延续了将近1000年，在前250年中，中华大地可能比此前的商代稳定得多，也显然比随后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5个世纪稳定得多。那一年，秦始皇实现了中国政治的真正统一。周朝统治的前250年中，有大约70到90个诸侯国。它对诸侯国的控制是松散的，但在事实上又是有效的。诸侯中有大约三分之二是周的同族男系亲属，而且周族的所有分支都感到有必要团结在一起，以维持他们对于被征服的商族和其他非周族部族的支配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效忠周天子的动机逐渐减弱了，而且在周王朝公元前771年的灾难之后，诸侯便很难摆脱了控制。
     那个时期，由于再分封的进行，诸侯的数目增加到了大约300个。周天子权力和威望的丧失，使他们成了名义上的诸侯。实际上，他们的行为象国王一样，甚至相互争战。公元前8世纪末之前，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就已开始，一直延续了500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战乱频繁，而此前和此后却是相对和平的时期。而且，这5个世纪中，前一段时间与后一段时间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公元前506年以前的2个世纪里，战争连绵不断，由于战胜国兼并被征服的诸侯国，中华大地上诸侯国的数目从大约300个减少到了不足20个，其中包括洛阳附近仍由周天子直接统辖的残留领地。这时的周天子，只是形式上的天下共主。然而，除了人口稀少，在诸侯争战的头两个世纪里，生活仍然是安定的。在这一阶段，武士们是使用战车进行战斗的贵族；他们的职业使他们面临着机遇和变化，但是，战争所得以进行的武士制度又使得他们难以利用这些机会和变化。农民是贵族之外唯一的社会等级，还没有征募他们去服兵役；而且，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机会进入生活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还是被牢牢地固着于自己的份地上，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武士领主而耕种土地。直到此时，中国的社会结构都建立于传统的身份制之上。直到此时，唯一的竞争还只是贵族之间的军事争斗。还没有任何经济竞争，尤其是土地还没有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始发生变化，不仅贵族的生活，而且全体人民的生活都变得没有保障了。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目睹了这一变迁的开端，他的哲学，以及他向弟子们传授的教义，都是最早的由中国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思想反映。
     商代中国与孔子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疆域的不同。在商代，中国的领域局限于北方的黄河下游平原以及黄河西岸渭河流域的关中地区。渭河是黄河的支流。到了公元前500年，中国的领土向南方和北方都有了拓展。在南面，它已包括了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以及长江下游的低洼地区。这块南部新添领土上的土著居民不是中国社会的原有成员，但他们在种族上与中国人有相同的血缘关系，他们的母语与汉语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一直采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日益卷入了中国的强权政治。同时发生的中国领土向北方和西北方的扩展，使得中国人与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在这里，中国人遇到了不可同化的异族。这些游牧民族不仅不讲汉语，而且有着与中国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到了中国的农民与欧亚大陆的游牧者相互发生冲撞的时期，两个社会之间不相容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凝固化了。


第二十五章 开启精神生活的新里程（约公元前600－前480年）
     在至多不过是12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仅只是四五代人的时间里，旧大陆出现了五位伟大的先觉者。
     这五人中的第一位，是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他的生卒时间和地点不详，但他从事活动的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活动的范围大约是在阿姆河－锡尔河地区，这是个有农耕居民定居，却又时常面临来自欧亚大陆干旱草原游牧民族袭击的地方。这些先觉者中的第二位是所谓“以赛亚第二”。他本人或是他的著作的一位编者，把他撰写的书附加在公元前8世纪犹太先知以赛亚撰写的书中，以此方法隐去自己的姓氏。但是，从曾欢呼拥戴耶和华神授君王，第一波斯帝国的第一位奠基人居鲁士二世的情节来看，这位“以赛亚第二”比真正的以赛亚晚于人世将近2个世纪之久。公元前539年，居鲁士二世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允许被放逐于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太。从“以赛亚第二’的著作所记述过的地点中，看不出成书的地点。巴比伦和犹太都有可能是成书之地。
     与琐罗亚斯德相同，佛陀的生卒年月也不得其详。它大约是在公元前567－前487年之间。虽然如此，悉达多·乔答摩即佛陀出生于迦毗罗卫城是可以确定的，那是今天尼泊尔王国边境地区的一所小城。佛陀活动的地区在今天的比哈尔。如果与传说的生卒年代公元前551－前479年误差不大的话，孔子当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比佛陀年轻，身材瘦小。他在中国的故乡是鲁国，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那是陷于土崩瓦解的周朝版图内一个较为弱小的邦国。毕达哥拉斯大约也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出生于靠近爱奥尼亚海岸的萨摩斯岛，而他从事活动的地区，却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他居住的城邦是克罗托内。
     可能除毕达哥拉斯之外，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们直至今日仍对人类发挥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其影响要超过当代的任何人。我们这一代人中，半数以上人受到佛陀的直接影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受到孔子的影响。“以赛亚第二”对今天的直接影响，除犹太教徒之外，还扩及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对当代的直接影响，只限于帕西人，今天，这些人像犹太人那样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共同体，但他们在当今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却远远大于他们所占的人数比重。虽然如此，琐罗亚斯德今天仍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丨斯林，以及它自身的信徒，发挥着间接的影响。公元前539年，新巴比伦帝国被吞并之后，波斯人与犹太人之间在第一波斯帝国时代的和睦关系，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30年帝国灭亡时为止，作为其结果，琐罗亚斯德思想中一些最具宗教影响力的观念——如流芳百世的上帝最后审判的思想，主神通过圣灵创造生命的思想与善的思想——传入了犹太教，并由此又传入了犹太教的两个姐妹宗教。
     或许在公元前6世纪的某些年间，这五位先觉者曾同时生存于世，但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彼此相识，甚至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未必可能知道其他任何人的存在。他们之中的两个人佛陀与毕达哥拉斯，其彼此间的信仰、目标和实践竟是如此地相像，以至于让人真的确信，他们的灵感来自共同的源泉；然而，无论是比哈尔的佛陀，还是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都不可能把这些共同的灵感之源，传达给远隔万里之遥的那个同代人并与之共享。
     由于这五位先觉者的同时代性，他们所共同生活的这个时期，被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作轴心时代，即一个人类历史在此发生了转折的时代。如前所述，直至今日他们以自己的楷模不断地影响着人类，并且还会同样地影响着未来，即使他们的教诲不再成为戒律，他们的学说不再作为信条。就此而论，他们的出现，的确是一个转折点。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借用轴心时代的概念（这术语本身就是一个启人心智的思想）进行历史思索的话，我们就必须把它的时间跨度同时向两个方向伸展。


第三十一章 中国的战国时代（公元前506－前221年）
     从公元前771年到前506年，由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转换。如前所述，在周朝遭受公元前771年的劫难以前，大约有300个小诸侯在它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06年，有7个大国环绕在中央地区一群小国的外围。洛阳附近周天子直接统治下的那块小领地就是这些小国中的一个。周朝于公元前771年从渭河流域东迁后，洛阳就是它的避难所。7个外围大国中的4个——地处黄河入海口和海河流域的燕，地处淮河、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位于周朝公元前11世纪所统辖领土之外。那时，周取代商成了最大的强国。第五个大国秦当时据有了周在渭河流域的原有领土；但是，公元前506年的秦就象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周一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7个外围大国中，只有晋和齐位于中国文明原有的领域内，即周族从商族那里接管过来的领土之中。
     7个外围大国都处于相互的威胁之下，这强烈地刺激了各国政丨府；使它们成为军事上、行政上和经济上都富于效率的政丨府。效率的关键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假如一个大国希冀在与它同伴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它的统治者就必须竭力避免陷入软弱无能的境地，而宗主国的周朝就曾陷入过这样的境地。所以，诸侯国君总是尽可能地获取对于自己臣民和领地内资源的有效控制。然而，这就要求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即使各诸侯国的国君在实际上已经独立于宗主的周王朝时，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也不过是世袭贵族成员中地位最高的一个。而这些世袭贵族们又与当地的统治家族竞争以获得公职和农产品。
     这一内部问题对于齐和晋的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关键。在那里，传统的贵族社会结构由于长期存在而得到了强化。对于南部的楚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不过在南部，公元前6世纪末叶的主要问题是诸侯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南方原先蛮族聚居地区，汉化进程迅速展开；由于采用了华夏族的生活方式，南方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日益增长起来，因而，每一个已经进入华夏世界的南方诸侯国，都很快在自己的后方受到离中原地区更为遥远的、与汉化接踵而来的另一个国家的威胁。
     楚国是一个地跨长江中部的前蛮族国家，自周王朝衰落以后，它一直在中国的霸权政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然而，在公元前506年，它却受到了另一个更年轻的，兴起于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的前蛮族国家吴国的进攻和蹂躏。楚国得到了越国的帮助。那时的越国，地处楚国和吴国以南的地区，还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不发达国家。不久，吴国又把越国变成了自己的属国。公元前489年到前485年，吴国又不自量力地继续进攻齐国。吴国企图获取整个中华大地的霸权，但它的实力与它的野心并不相称。吴国对于齐国的进攻失败了，吴国力量的分散也给了楚国在公元前488年到前481年之间重新建国的机会。公元前473年，吴国自身也被越国征服和吞并。
     齐国不仅未退了吴国的进攻，而且经历了一场世袭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内部斗争。在齐国，国王是胜利者。但是晋国的国君，却于公元前497－前490年，在地方贵族对立各派间的内战中受到了削弱。公元前455年到前453年的第二次内战中，四家相互对抗贵族中的一家被消灭，其他三家在实际上把普国瓜分了。公元前403年，由晋国分出的魏、韩、赵三个诸侯国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从公元前453年开始，继晋国而起的三个后继者中的每一个，都试图依赖自己的力量扮演大国的角色，但就象公元前489年－前473年的吴国一样，它们试图达到的目标总是超出自身的实力之外。地理上错综复杂的分割也使得韩、赵、魏三国更为衰弱。魏国和韩国世袭而来的部分领土是飞地，在地理上与该国瓜分而来的主要领土彼此分开。从瓜分晋国中最终受益的是魏、韩、赵三国的东邻齐国。
     自公元前453年起，共有8个直相对抗的大国。大国的统治者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国的军事潜力呢？增加国家军事实力的一种方式是，以确有才干的人取代那些世袭官职者，即使这些才学之士不具有王族或贵族的血统。第二步是以郡县取代世袭的采邑，这以前一步骤为先决条件。这些地区性机构由国君雇用的官员管理，而且国君可以随时罢丨免他们。


     我在第25章中曾经指出，孔子重新解释了君子一词。君子的传统含义是“贵族子弟”，即“君主的儿子”，而孔子却从道德的意义上将它解释为“高尚的人”。孔子的弟子们逐步以新的含义柬代了旧的含义。孟子（公元前371－前289年）强调了儒家仁的美德，荀子（约公元前315－前236年）则强调了儒家对于遵守传统礼仪的关注。由于荀子生活在战国争战的最后和最为痛苦的时期，他赞同法家的观点，即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一定种类和程度的外部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使用君子这一关键术语时，荀子表明自己仍是一个真正的儒家。在他的著作中，君子一词一般用来表明道德观念，极少用来表示原始的家系观念。
     比儒家的道的观念更为形而上学的“道”的观念，是由中国哲学派别中杰出的道家发展起来的。这个概念出现在两部非常有名的著作中：被认为是老子写的《道德经》，以及以作者庄子之名命名的著作。庄子生活于大约公元前365－前290年，是孟子和商鞅的同代人。对于道家来说，道是现象世界之内、之后和之外的终极实存。实存的道是无为、不可抗拒和仁慈的，而且，按照所有的这3个特征，它与人之道是相对的。按照人之道，人类通过热病之为挫败自己，导致暴力行为，而且，这一切又由于人的聪明才智而不断恶化。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一种哲学，它推断人类在获得文明的同时，已经打乱了自己与“终极实在”精神的和谐相处，从而损害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为和存在。
     道家反对工艺技术的进步和专制政丨府管理社会方法的进步，而这些东西在公元前4世纪已产生于中国。到这个世纪，《道德经》和《庄子》已具有了它们现在这样的外形。道家形而上学在实践中的必然结果是彻底的放任主义政策。道家肤浅地忽视了社会道德的理想，而这正是儒家为中国文明的弊病所开的药方。道家为治愈战国时代的创伤的药方是，遗弃文明，恢复人类在新石器时代的小国寡民的生活方式。本书的第2章引述了《道德经》的一些章节，这些章节表明了道家的世界观。公元前4世纪的这一中国哲学，不仅与它产生的时代和环境有关，而且与所有的时代和地区，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人类的全球状况有关。
     在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道家学说可能没有对同时代的人产生实际的影响；它公开批评了战国时代争鸣的其他哲学派别的各种论点，而它对社会则是不负责任的。然而，正是由于不切实际，道家学说才在中国影响久远。作为与中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实用倾向进行抗衡的力量，道家学说有着自身的天地和社会对它的需求。因为实用倾向的哲学在表述主导的中国人的思想态度时，忽略了或没有满足中国思想精神中的某些东西。
     墨子（约公元前479－前388年）的空想哲学却没有长久发展的余地，墨子认为，对于人类同胞的爱应是平等的和没有等级差别的。孟子则反驳，普遍的爱是不切实际的；墨子坚持除了兼爱没有什么能达到道德上的满足，等于废弃了社会上实际可行的孝顺的美德和政治上忠诚的美德。如果孟子熟知佛教，毫无疑问，他会引述佛陀对于妻子、儿子和父亲（他可以继承父亲的王位）的舍弃。他还会把墨子这种明显违背公认的社会义务的主张，与佛陀对于全部有感觉生物的冷漠同情相比较。
     实际上，墨子与道家一起，以拒绝权威的方式反对儒家的学说，与法家一起，以拒绝传统的方式反对儒家。墨子与法家不同，希望以理智取代传统，而不是以强权取代传统。墨子与道家不同，他感到应该关心自己的同类，并对他们负责。在这两点上，与其他两个非儒家学派的信徒相比，墨子具有更多的儒家精神。但他还不具备足够的儒家观点，使自己与儒生们和解。
这些不同的中国哲学派别的兴起，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反映了战国时代情感的扭曲和那一时代对于理智的激励。


     因而，汉帝国使用了后备的经济能量。为了保证自身的存在，它不得不尽力超越自己经济力量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帝国的经济来说，由儒家官僚转化而来的新地主阶级就成了过于沉重而又难以承受的重负。汉朝积极而成功地削减了地方政治和行政区域的规模，以及它们的自治权，但它在制止私人大地主在数量上和规模上的增长方面却失败了。汉武帝统治时，董仲舒已经感到了这一问题对于社会和汉帝国的危险性。那时，董仲舒是汉武帝的儒学顾问，他系统地阐述了“天命”学说。公元前6年颁布了一项诏今，确立了个人可以占有土地的限额。但是，诏令的实施取决于官僚地主，而他们的私人利益又与他们的政丨府职责相冲突。因而，这一诏令成了一纸空文，西汉王朝也于公元9年崩溃。
     西汉王朝为皇帝王莽所取代。王莽感到自己受命于天，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使者。儒家官僚们阻止了西汉王朝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也挫败了王莽。王莽死于公元23年。在此之前，公元18年爆发于山东的农民起义，已经宣告了王莽为农民丨主持公道和缓解他们境遇的企图的失败。农民起义者没有成为汉帝国和它的各种问题的继承者。公元25年，汉室的一个分支东汉王朝建立，并以洛阳为首都。洛阳曾是东周的所在地。到了公元36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光武帝镇丨压了农民起义，恢复了已经崩溃的西汉王朝的儒家官僚政体。
     无论是西汉王朝还是农民，都成了儒家官僚地主的牺牲品。这个新的社会阶级是帝国的粘合剂，但也成为“中国的悲哀”。官员们是真正的罪犯，“天命”早就应该从他们的身上收回。做官的儒生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了法家，他们以法家的残忍为之尽职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这时，这一新的特权阶级已经使自己处于牢固的地位。在公元9年至36年的灾难中，它成为中丨华帝国社会中幸免于天谴的一个因素，而上天的惩罚则恰恰是这个统治阶级自身招致而降临于中国的。


第三十七章 中华、贵霜、安息和罗马诸帝国（公元前31－公元22丨0年）
     从公元48年至公元3世纪初以后。旧大陆文明中心所在地，几乎在政治上全部被囊括在四大帝国之中。它们的版图，以连绵不断的带状，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岸，穿过大陆向各个方向扩展。
……
     所以，四大帝国并没有把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已开化了的地区都包揽无余。但是，它的确已将其中绝大部分囊括在自己的版图之中。
     四大帝国相五间的政治关系，主要由政治地图的形态所决定。罗马帝国和安息帝国与中丨华帝国没有共同的边界，贵霜帝国与罗马帝国也没有共同的边界。由于中丨华帝国与罗马帝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因而它们之间并不经常发生直接的关系。诚然，两大相距甚远的帝国中的居民，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了另一帝国的存在。然而，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它们各自与所有其他帝国，包括不是直接邻居的遥远帝国，都有相对紧密的联系。这两个帝国都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大国。它们的商人都是中丨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间那种横穿大陆的间接贸易的中间人。如果不是发生彼此间的战争的话，罗马帝国和贵霜帝国就发生彼此间的商业和文化交往。中丨华帝国与安息帝国间的交往，同样是令人愉快的。但是，罗马人与安息人之间、安息人与贵霜人之间、贵霜人与中国人之间，也发生过一些战争。可这些战争既不长久，也未造成毁灭性后果，更没有导致政治地图发生任何永久性变化。
     公元前102－前40年间，西汉王朝几度攻占大宛。东汉王朝在公元73－102年间，继续不断地攻占此地。公元2世纪，大宛和塔里木盆地，都成为中国和贵霜帝国之间的争议地区。锡斯坦是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的一块争议地区，亚美尼亚则是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争议地区。公元63－66年，根据协定，亚美尼亚的国王由安息阿萨息斯王朝派人担任，但是，担任亚美尼亚国王的阿萨息斯人选的头衔，却要使来访的罗马人满意，并在那里由罗马皇帝主持授权仪式。
     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沿幼发拉底河及其西段弯道的边界，自从公元前64年庞培把叙利亚变成罗马的行省从而得以确定后，就再没有发生大的长久性的变动。安息人侵入过叙利亚，但他们公元前53年在卡里大败克拉苏军队之后，并没有成功地永久占领此地。公元前36和前34－前33年间，马可·安东尼率军入侵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一直打到北部米底（阿塞拜疆）的东北部。公元114－117年，罗马皇帝图拉真企图把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尼亚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但罗马帝国的这两次军事冒险，都以惨重失败而告终。公元117年，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把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撤回到幼发拉底河一线。但他保留了罗马帝国进入波斯湾尽头的通道。图拉真曾率军打入波斯湾尽头，并一度占领了那里。哈德良允许西亚国家巴尔米拉自治，并鼓励巴尔米拉在安息帝国西南边界建立不引人注意的贸易站。
     四大帝国由3个通道相互连接起来。尽管人们使用这些通道，但不论是军队、外交使节、商人或者教士，却很少走完中丨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漫长通道的全程。这两大帝国相距太远，因而主要靠中间人来保持相互间的联系。中间人手递口传他把货物和信息分程传送过去。
     最北边的通道，从中国长城的边防站，穿过欧亚大平原，延伸到已成为罗马保护国的黑海北岸一带的希腊殖民地。一条短些但更累人的陆路，就是“丝绸之路”。这条路从华北平原上的东汉京城洛阳，穿过塔里木盆地，翻过天山，到达乌浒河和药杀水两条河上游之间扎拉夫尚河谷的粟特。从粟特向西，这条路一分为二。不愿踏上安息领土的旅行者，可以经过花刺子模、里海以及高加索山脉和亚美尼亚高原之间的地槽，到达黑海东岸地区。那些甘愿受安息关卡人员和警察折磨的旅行者，可以走向地中海叙利亚海岸的任何港口。最近的路，是经过巴尔米拉和佩特拉这两个“商旅之城”中的一个，再穿越叙利亚沙漠。巴尔米拉是从安息到地中海，与沿波斯湾阿丨拉伯岸诸港出发这两条路的交叉点；佩特拉则是从安息出发与从也门出发的两条陆路的交汇点。


     公元220－222年，东汉帝国分裂为3个征战不已的部分之后，除了公元280－304年间出现过一次短暂的重新统一科，中国从公元220－589年一直处于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之中。从公元22丨0年开始，中华世界出现了自从公元前221年政治上初次统一以后最长的政治分裂时期。
     在政治层面上，从公元48年开始的差不多2个世纪里，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绝大部分都被囊括在四大帝国之中，它预示着将来在整个地球上一切文明中心政治上出现统一局面的可能性。四大帝国本身是短命的，尽管后来它们又以一系列的化身重新出现在地图上（中丨华帝国的化身是最为庞大的）。然而，四大帝国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却在宗教层面上，为人类历史留下了最伟大的印记。


     607年，西丨藏获得了政治统一。在吸引西丨藏进入自己的文化轨道的竞争中。中国文明不如印度文明成功。然后，吐蕃与中国争夺对于塔里木盆地的控制。661－671年，阿丨拉伯吞并了吐火罗。所以，唐代就象西汉时一样，中国在陆上向印度和西南亚的推进受到了挑战和限制。然而，中国向西推进的短暂的军事行动再次打开了西方文化进入和影响中国的道路。中国的佛教徒仍然通过陆地或海洋与印度的佛教徒发生联系。琐罗亚斯德教大约于525年在中国取得了立脚点，有记载说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传教士于635年在长安传教，摩尼教似乎在7世纪结束之前就已传到了中国。哥士娄一世吞并吐火罗之举，肯定是促使萨珊波斯帝国境内的这3种主要宗教在几乎整个6世纪向东扩散的原因。此后，阿丨拉伯对萨珊帝国的征服，肯定进一步刺激了这种向东方的扩散，因为，毫无疑问，阿丨拉伯的征服引起了难民向东方的流动。
     隋代和唐代的皇帝们都醉心于佛教。也都容忍了其他的外来宗教。然而，儒家经典的复兴和儒家重新建立帝国行政机构的实际目标，却使得儒家逐渐掀起了一场反对所有的，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宗教的运动。
     同时，在唐代初期，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这方面，长安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但是，初唐的中国视觉艺术和诗歌则是有中国特色的。彩陶图案生动地反映了日常生活。诗人李白（701－762年）与杜甫（712－770年）与倒霉的玄宗皇帝是同代人。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5世纪时，日本国向中国南方的一个王朝派遣了使者。607年以后，常有使者被派往长安。608年，隋朝的一位使臣陪同日本使团回国。646年，日本国政丨府引进的（至少在名义上）行政制度，包括向农民授田，都是对中国的效仿。710年，日本在奈良建立的都城，实际上是缩小了伪长安的翻版。
日本和朝鲜效仿中国，显示了中国的威望。但是，8世纪中叶，中国遇到了一系列的灾难。751年，阿丨拉伯人在大宛北部即今天苏联中亚的塔拉斯河畔打败了中国人，其成为中国对塔里木盆地以西地区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影响的终结。同一年，泰族国家南诏（在今天中国的云南省）击退了汉丨人的进攻。泰人和朝鲜人、日本人一样，模仿了唐朝的制度。这使他们得以建立国家，保存自己，甚至反对统一的中国，并可能最终采取攻势。这是一件怪事，因为在此以前，长江以南的蛮族表现得很容易为汉族人征服和同化。755年，出身于粟特突厥的将军安禄山发动了叛乱。这场叛乱直到763年才被平息，结果是人民和土地均遭到蹂躏。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764年中国的人口比754年减少了三分之一。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即已给生物圈造成了创伤。例如，人们肆意砍伐以前曾滋养地壤并使之避免流失的树木，造成山地严重的水土流失。人类砍伐森林的速度快于它们的更生速度，他还过量开采了完全是不可复生的金属。但是，在大规模地把非生命的自然物理能用于机器之前，人类还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坏和剥夺到山穷水尽、不可救药地步的力量。当时，空气和海洋确实是无穷无尽的，木材和金属的储备远远超出人类消耗它们的能力；人们开采完了某种矿物，砍光了一片森林，总还有另一些未开采的矿藏和未被砍伐的森林在等候人们开发。然而，工业革命一旦开始，人类便使生物圈，包括人类本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工业革命之前，西方人已经开始成为人类其他部分的统治者。在16世纪，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民族，并且毁灭了他们的文明。1757－1764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已成为孟加拉湾、比哈尔和奥里萨的统治者。1799－1818年间，英国人征服了一直到萨特累季河东南的印度次大陆的所有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拥有制海权并且在1809年同锡克教帝国的建立者兰季特·辛格签定条约，双方同意以苏特莱杰河为各自统治范围的界线。1845－1849年，英国继续征服并吞并了旁遮普的锡克帝国。与此同时，1768－1774年，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798年，法国人一度占领了埃及；1830年他们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1840年，3支西方军队和俄国人把桀骛不驯的埃及奥斯曼总督穆丨罕默德·阿里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驱逐了出去。1839－1842年，英国人戏剧般地打败了中国。1853年，一支美国海军舰队迫使日本德川幕府接受它的来访。日本人认识到，他们无力抵御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不受欢迎的来访。
     西方军队和那支西方化的东正教俄国军队的这些军事胜利，是以一些偶尔的失败为代价赢得的。17世纪，葡萄牙人被武力驱逐出日本和埃塞俄比亚。1839－1842年，一支入侵阿富汗的英国军队遭到覆灭。但是，时至1871年，西方军队和俄国军队已主宰了整个世界。
     甚至在英国工业革命前，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就已经看到，非西方国家拯救自己摆脱西方统治的唯一途径，就是效仿西方军队的模式，创建新型军队；彼得大帝时代，俄国已经创建了这种军队。彼得还懂得，西方式的军队必须以西方式的技术、经济和管理为支柱。1757－1853年间，西方军队和西方化的俄国军队取得的对非西方化国家的辉煌的军事胜利，促使那些身受威胁的国家的统治者去步彼得大帝的后尘。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化的著名政治家包括：在原属阿布达利－阿富汗帝国的旁遮普建立起锡克王国的兰季特·辛格、1805－1848年奥斯曼帝国君主在埃及的总督穆丨罕默德·阿里、奥斯曼帝国君主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泰国国王蒙库（1851－1868年在位）和以天皇名义联手削除了德川幕府并把政权操诸自己手中的日本政治家们。这些西方化了的政治家对人类文明世界历史的更为伟大的影响，是同时代的西方人所不及的。他们把西方人的统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时在这些非西方国家中以宣传近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方法进一步维持这种限制。
     上述所有这些西方化了的人物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注目的，而其中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本身都是拥有特权（尽管已经破落）的传统武士阶级的成员。在进行了仅有的小规模的抵抗之后，德川幕府便屈服了。大多数武士默然同意以和平的方式没收其特权。新招募的西方式军队轻而易举地粉碎了1877年少数武士的反叛。这支军队由农民组成，而在1868年之前，农民一直被禁止携带武器。


第八十一章 生物圈（1871－1973年）
     到20世纪70年代，生物圈仿佛已处于濒临覆灭和被污染的危险之中。或许它已基本被它自身的创造物和居民－人类弄得不再适于任何生命物种的生存。回首往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征服生物圈的力量始终在不断地增长。当人科变为人类之际，他就已经失去了一切固有的自然肉体方面的武器和装备，但却获得了能够进行思维和筹划的自觉的理智，并同时获得了两个自然器官－大脑和双手，这是他借以进行思考和筹划以及运用身体行动达到预期目的的物质工具。
     在上文我们已经指出，工具同人类的意识是孪生兄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使人类能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生物圈的竞技场上自立。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比人类有记载的历史要长得多的一个时期。自从旧石器晚期以来，大约从70000－40000年之前，人类就一直在侵害生物圈的其他部分。但人类成为生物圈的主宰只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事情，至今不过200年。在这200年中，人类已使他的物质力量增大到足以威胁生物圈生存的地步；但是他精神方面的潜能却未能随之增长。结果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地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裂隙使人忧心忡忡。因为人类精神潜能的提高，是目前能够挽救生物圈的生物圈构成要素中唯一可以信赖的变化。并且，在生物圈中，人类自身也不愿意被现在的那种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欲望所毁灭。
     在20世纪70年代，人类对生物圈劫掠性破坏的后果，正不断地从许多征候中显示出来。生物圈中的人口正在加速度增长，而这些不断增长的人口又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由于人类的大多数仍处于贫困之中，因此城市增长的主要形式便是寄生性的贫民区的增加。在贫民区里，居住着无业的、甚至没有就业可能的、来自乡村的移民，而乡村则是自新石器时代初期发明了农业之后，人口的大多数繁衍生展的所在。城市的触角，以横穿大陆的高速公路和飞机航线的形式，伸向全球。生产工业日用品、食品和有机原料的少数工厂，通过日益尖端的和大功率的机器生产过程正在不断地污染生物圈的水层和空气层。时时充斥于水层和空气层中的污染物，甚而有时并不是植物和因有意识的毁坏性的军事活动而被杀死的动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动物），而是和平活动的废弃物。
     作为一个整体，生物圈的海祥和大气会受到作为生物圈的微不足道的产物——人类的活动的致命性污染吗？对于这一问题，在1871年，或许近至1944年人类取得原子裂变的技术成就之前，人们始终持怀疑态度。人类使整个生物圈不再适于生存的能力，在使数不胜数的野生物种灭绝中已得到明显的表现，而这其中，人类和其家养的动物也不能幸免。有些物种则正在受到人类活动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损害。
     城市空间的扩大，于本书作者——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人的一生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亲眼目睹了自1922年以来安卡拉和雅典是如何从小城镇发展为特大城市的。自1929年以来，下关海峡附近曾经是生机盎然的日本农村，已消失在稠密的街道和房屋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伦敦，象日本的一些地方一样，已变得面目全非。二次大战后，伦敦曾被德国炸丨弹化为废墟的地方，已布满了用于交通工具的高架车道，而这则是英国人亲手而为的。
     对于一个1889年诞生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来说，1914年8月成为1871－1973年这100年中的断裂点。同1871－1913年相比，1914－1973年成为全人类自相残杀的苦难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每次都是罪恶，都是空前的灾难和浩劫。土耳其人迫害亚美尼亚人，德国人迫害犹太人，印度教徒和印度穆丨斯林互相残杀，一切都犯下了灭绝种族的罪行。阿丨拉伯的巴勒斯坦人、西丨藏丨人、占南部非洲人口多数的非洲土著人都成为受害者。在北爱尔兰仍在进行着一场惨无人道的战争，人们称之为“宗教战争”。象非西方的移民从农村进入贫民区那样，西方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的堕落也是令人注目的。与1914－1973年这些有害的年代相比，在那些1914年已经成年并且活到了70年代的西方中产阶级的记忆中，1871－1913年显然是一个黄金时代。然而，如果从整体上回味1871－1973年的历史，在1871－1913年间曾一度流行的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尽管如此，不祥之兆已经出现。法国对1871年被迫向德国割让领土一事仍然怒气未消；这些地区的居民并没有对第二德意志帝国俯首听命。德意志帝国政丨府把割来的国土作为“第二帝国的疆土”来管理，而未敢给予它第二帝国组成部分的自治国地位。俾斯麦经常被“统一”的梦魇所缠绕。在他下台后，这个梦魇很快成为了现实。1892－1893年，法国和俄国通过军事会谈达成协约；1904年法国和英国签订条约；1907年俄国和英国达成协约。1898年，德国开始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而欧洲五国和俄国则正在共同制定战争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海陆军行动的战争计划。
     自1870－1871年意大利和德国民族国家完全建立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就是自然、正常和合法的政治单位。但这一看法是不稳妥的，因为，虽然西欧诸民族（包括使用2种语言的比利时人和使用4种语言的瑞士人）现在都保护着自己的民族国家，但东欧诸民族却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例如，波兰人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他们还是俄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人的臣民。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民族国家可望得到“未收复的国土”。这些领土仍处于奥斯曼帝国或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作为8个强国之一的、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已成为世界上的反常现象，因为民族国家已成为世界上标准的政治单位。在沙俄帝国，大约有1／3的人口不属于大俄罗斯民族。德意志民族国家包括有少数未同化的波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意大利在同哈布斯堡王朝的遥远边界一侧，仍有“未收复的国土”（该术语源于意大利语）总之，“民族自决原则”在1871年在西欧实现之后曾给西欧带来政治稳定，而今却成为东欧人的具有爆炸性和破坏性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当民族国家已成为人所共识的准则之际，东欧国家走上西欧民族国家模式的努力归于失败，使得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结构趋于紧张。但是，假定在1914年之前，所有“未收复国土”因选择了民族国家而统一，所有的属地都变成了主丨权民族国家，这个结构也仍然会是不稳定的。人类文明世界仍会在政治上不断被瓜分为彼此独立的地区，因此，在人类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之间仍存在着不可解决的冲突。
     地区性民族国家是西方人的政治理想，也成为越来越多的采用西方体制的其他民族的政治理想。西方民族依恋民族主义的力量，已从他们先后成功地挫败了查理五世、腓力二世、路易十四以及拿破仑打算把政治统一一再强加给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企图中得到显露。西方在狄奥多西一世和查理大帝时代曾一度拥有这种政治统一。但是，自15世纪西方人掌握了从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得来的航海技术而使人类世界连为一个整体以来，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一直是某种经济上的时代错误。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的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的统一，因英国工业革命而得到了长足进步。
     迄今为止，世界贸易交换的商品大多是奢侈品；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商品交往逐渐包括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开创工业革命的英国企业家们把赢得的利润投入扩大再生产，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此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出口产品，进口原材料和食品。及至1871年之后，德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后来居上，夺去了英国的霸主地位，此时，世界贸易已波及全球范围。
     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一体化的开端，是以葡萄牙人发明远洋帆船为标志的；它的完成则以1864年国际电报联盟和1875年国际邮政联盟成立为其标志。到那时为止，人类已经变得依赖于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但仍不愿在政治范围内放弃民族分立。尽管从1914年以来，它已经导致了战争浩劫，但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仍在继续。接踵而来的是，人类事务已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整个人类社会陷于瘫痪。只有极少数人可能幸免，他们是自给自足，没有卷入世界市场的农民、猎人以及靠采集食物为生的人。


     1840－1890年这半个世纪内，近代西方帆船在建造、装备和速度方面都达到了顶点。此后，它被工业革命产生的竞争者——蒸汽船取而代之。这也是西方音乐“古典”派日暮黄昏的时代。18－19世纪之交，贝多芬的作品已使它达到极点。西方近代绘画此时已过鼎盛时期；1600年以后，绘画的王位已由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从意大利人和佛兰德人手中夺走。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改进，使“古典”的帆船丧失效用。绘画的自然主义流派因摄影的发明而相形见拙。在1871－1913年这表面平静和繁荣的43年中，画家和作曲家已经审慎地放弃了悠久的传统，正在积极探索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显然他们感到艺术的“古典”风格已经寿终正寝，如同燃尽的煤炭或衰老的中国王朝。处于20世纪70年代，如果回首往事可以看到，西方艺术家们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在下一代人的时期内西方社会将遭受暴风骤雨的侵袭。艺术家的心灵触角对将要到来的事情的征兆，往往具有高度的敏丨感性。
     如果我们试图开列出1871－1973年这一时期人类的经历及活动的清单的话，我们必须记下的第一笔，就是那些不胜枚举和影响巨大的发现和发明。在过去的300年中，西方人作出了许多著名发现和发明。但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1973年，西方人已经超越了以前在这些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弗洛伊德（1856－1939年）用人心理中的下意识因素，来说明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爱因斯坦（1879－1955年）证明，牛顿物理学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同现实是一致的。他认为观察是一种相互作用，从而使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观察者本身即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他正是通过时间和空间来观察物质世界的运动的。约瑟夫·约翰·汤姆孙在1897年作出的关于电子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表明，“原子”一词是使用不当的。“原子”已被证明并非不可再分的实体，它是一个缩小了的太阳系。欧内斯特·卢瑟福（1871－1937年）在1904年就预言了原子结构。他于1919年发现了原子核并成功地轰开了它。詹姆斯·查德威克1932年有关中子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揭示了原子核的结构。同时，在尼尔斯·玻尔（1885－1962年）的倡导下，物理学领域的这些发现使物理学家们明白了一条认识论的真理。对同一事物，如果用两种不仅是不同而且是互不相容的方法去体验的话，是不可能同时被体验到的，尽管这两种方法都是持之有据和必不可少的。
     在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之前，橡胶已被用来制造供某些危险的体育比赛使用的球，而石油则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致命武器“希腊之火”的秘密成份。在1871－1973年间，这两种原材料已分别用于轮胎制造和作为内燃机燃料。这使建造实用的汽车和飞机成为可能。航空成就使人成为曾一直是由昆虫、飞鸟和蝙蝠占居的那部分生物圈的成员。
     人在地理和历史探险方面同样取得了伟大成就。西方人到达了这个星球的两极，登上了地球的卫星——月球；他们不仅发现了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印度文明，弄清了使用“乙种线形文字”表达语言的是希腊人，而且发掘了由8个互相衔接的层次构成的特洛伊古城。
     在过去的100年中，最重要的发现和发明在医药和外科领域。麻丨醉药（发现于19世纪40年代）应用的进步使外科医生能够实施前人无法想象的手术。器官移植是这一进步的最高成就。人们发现蚊子是黄热病和疟疾的传播者。这些发现使人们分别在1881年和1897－1899年制造出预防这两种疾病的药。滴滴涕发现于1942年。它使人掌握了消灭害虫的另一种武器。而害虫是同人竞争主宰生物圈的一类重要的非人类对手。
     西方人的这些发现和发明，是人的勇气、想象力和理智的伟大功绩。但它们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却是双重的。例如新兴的西方航空技术同中国人发现的古老的炸丨药相结合，使好战者让炸丨弹从天而降。这种盲目性武器的使用，使得好战者同文明人之间的区别荡然无存。而自从17世纪末期以来，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立起这种区别。在1897年发现电子之后不到50年，1932年发现中子之后不到13年，两颗由核裂变而释放出威力无比的能量的炸丨弹落在广岛和长崎。汽车使人的行动今非昔比，却付出了把城市的触角伸向农村，使马路和街道拥挤不堪的代价。到了1973年，汽车和飞机排出的废气，使得生物圈里的空气令人窒息。
     医药和外科的巨大进步使人的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这是具有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善行。死亡率的降低不超过出生率的降低，使生物圈中人口数量加速增长。医学为延长个人生命提供新的可能，使绝望的生命起死回生。在这种或那种特殊情况下，需不需要延长某人的生命就成为摆在医生、病人、病人的亲朋好友面前的一个以前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伦理问题。
     工业革命之前，政丨府的两个基本职能就是对内维持法律和秩序，对外御敌。工业革命强加于机械化工厂中的工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身上的非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迫使政丨府拥有第三种职能：提供社会福利。1802年，英国实施了第一个保护工厂工人的立法。1883年和1889年，俾斯麦扩大了德国政丨府活动的社会范围，通过为因年老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疾病、意外事故和残废的工人提供保障的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人曾效法了德国的这些合乎人道的新措施。


第八十二章 抚今追昔，以史为鉴（1973年）
     未来尚未降临，过去已不复存在，因此，当我们合上史册的时候，过去了的事情都已是无可改变的了。然而，这不可改变的过去并不总会到处重复再现。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它便会异彩纷呈，而我们所获知的信息的增减，也会改变其面貌。我们对过去事情的相互关系、对它们相应的重要性、对它们的意义的看法，都因现实的瞬息万变而不断改变。同一国家的同一个人，先是在1897年观察同样的过去，然后于1973年再观察它，使会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图画。如果在2073年的中国再去观察那完全一样的过去，肯定会得出更加不同的看法；再如果在2173年的尼日利亚再去观察它的话，无疑会作出更为千差万别的描述。
     在本章，为了说明问题，本书作者将拣出他在1973年所看到的有关过去记录的一些突出且意义重大的事丨件，以及在他看来如果在今后的另一个地方观察历史的话，可能重演的现象（这是一个冒险的猜测）。
     自我们的祖先成为人类以来，在迄今为止几乎是全部的历史阶段中（除去最后大约1／16的时期），都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采集食物和狩猎的地带肯定是狭小的，种群之间彼此相隔很远。从技术和经济角度考虑，人口集中就意昧着要有人饿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几乎是静止不前的，每一个群体都很小，小到其所有生活于其中的成员都能够互相熟识。这就是延绵至今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背景。
     大约在4万年前，至多不早于7万年前，人类在技术方面出现了相当突然和快捷的进步。虽然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但考古学成就已确证它的存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已被该时代晚期经过改进的一系列工具所取代。从那时起，技术持续进步，但它的发展却是时断时续的。技术发明接连不断地出现飞跃，但中间伴有停歇。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技术飞跃年代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改进了工具、弓箭，驯养了狗），新石器时代（工具得到更好的改进，与之相随的是驯育了更多种类的动植物，发明了纺织、编织和制陶工艺），公元前第五千纪（航海、车轮、冶金和文字）和始于200年前，现仍在发展的工业革命（机械化方面的巨大进步）。这表明，技术进步不是不间断的，而是积累的。为人所知的技术失传是罕见的。在爱琴海地区，书写方法失传于公元前第12世纪，但这只是例外的情况。
     技术是人类活动得以进步的唯一领域。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机械化技术的进步，令人叹为观止。尽管人在社会性方面的进步是由技术进步给人带来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但是这方面的进步同技术进步之间是不相称的。
     到目前为止，人的一系列技术成就中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时代对狗之外的动物的驯养，以及农业的产生。农业和畜牧业为后来的所有技术进步包括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迄今为止曾经产生和消亡了的一切文明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村社，在规模上大于前农业的采集食物和狩猎群体，但它还没有大到其成员相互间的个人关系必须要建立公共机构来维持的程度；新石器时代的技术进步也还没有复杂到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以及在两性生理差别之外的劳动分工。此外，虽然新石器时代的村社是定居式的，但它们彼此之间却被连绵的人迹未至的荒野所隔断。这样，尽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之间技术和生活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交方式却得以延续，以满足新石器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需要。这就是公元前400年中国战国时代道家哲学家们，以怀恋的方式力图返回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原因。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经历使他们感到：后来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不幸的。直到1000多年之后，在中国，文明的生活方式才取代这种生活方式。
     1973年，生活在新石器时代风格的村社中的农民，仍然占现存人类的多数。但是，他们正在快速地离开农村进入遍布各个城市的贫民区。同时，与此相反，农业和畜牧业中正在实现机械化，而机器的发明最初是用于工厂加工非生命材料的。此外，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类文明世界中的农民，一直担负着供养文明的上层建筑的重担。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其原因就在于，在公元前四千纪，技术的进步开始使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外有了剩余，而此时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社交方式已被证明，已无法以道德和行善的方式分配使用这些剩余产品了。部分剩余产品被滥用于战争；而其余的剩余产品则被因社会公共事务而产生的少数社会成员不平等地占有了。
     公元前四千纪的技术进步，使一些专门从事某一职业的人（矿工、铁匠、种植者、鼓动家、大规模公共事务——例如兴修水利的组织者）应运而生。与大多数没有技术专业的劳动者相比，专业人员对剩余产品生产的贡献要大得多；经济报酬的有差别分配，尽管失去了脉脉温情，而且从根本上讲似乎是不公正的，但无论如何，这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如同其他生物一样，天性是贪婪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社会交往水平对人类欲望的强制性遏制，已经不再适应于新的技术和社会的情况了。剩余产品分配的“差异”，表现为巨大的不公正，并且这些差异还有助于形成世袭职业。这样，社会不公正和战争，便成为集体富裕的代价。文明的这两个先天的社会疾病，至今仍然折磨着人类。
     自从人类文明破晓而出，人类的技术进步和社会行为之间便始终存在着矛盾。技术的进步，特别是1773年至1973年这最近200年间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象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在过去的5000年间，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
     人类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给社会进步造成障碍，因此也给技术进步带来障碍。因为，随着技术在规模上的扩大和复杂化，它也增加了对财富生产者社会合作的要求。自从现行的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机械化已带来了技术进步的第二个限制。机械化正在使工业生产更为物质化，并以减少人对精神需要的满足作为代价，这就造成工人的不安定和工作质量标准的下降。
     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下游诸流域星罗棋布的水利排灌设施，使生产规模得以扩大。这就需要技术操作规模的扩大，并进而要求打破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限制，使社会共同体的力量得到巨大增长。在技术需要迫使这些早期文明的建立者们超越前文明共同体的狭小限制，把人的力量更多地集合在一起时，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非个人的机构。它们能够维系更大的共同体，因为它们能使个人之间并不相识的人们合作行动。但是，这种机构化了的社会关系既缺少人情味又是脆弱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类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在家庭中才能感受到的私人之间的温情。机构总是要面临失去控制和破碎的危险，接踵而来的便是，掌握权力、负责维持制度的个人总是面临诱惑，即取消自愿合作，恢复强制。因为，社会机构时常无法唤起人们进行自愿合作。
     自从文明产生以来，人类一直是通过国家来控制社会机构的。这里的国家是复数而非单数。因为，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能担当得起领导全球所有现存人类责任的那种唯一的国家，总是有许多国家相伴共存。文明时代的国家彼此间不是隔绝的，它们互相发生着冲突。而这种冲突会突然引发战争，而战争则一直是文明的痼疾之一。
     国家的通常类型是地区性的主丨权国家，并且有许多同类的其他国家与之并存。今天，全球大约有170个这样的国家。其政治结构同公元前三千纪苏美尔的国家相同。
     地区性主丨权国家是一种难于掌握的机构。它们是两头落空。一个城邦国家（这不是指某个民族国家，也不是指许多城邦国家组成的联盟或许多民族国家的联盟），如果过于大，就不能使其社会基础建立在那种使人具有家庭感的个人关系之上。另一方面，最大的地区性国家仍只是许多同类国家中的一个；它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却不能提供和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有许多地区性主丨权国家互相并存，它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种战争状态总是要由武力建立的某个帝国带来的强制性和平作为结局。这个帝国消灭了战争中的地区性国家，拥有象人类文明中心那么大的幅员辽阔的疆土。法老的埃及文明是在该文明产生之际，以武力在政治上统一的唯一例子，它没有经过地区性国家之间持久的预备性的战争较量。它的重要意义是，在迄今出现的所有文明中，这种文明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