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设置了评论权限 所以我随便发一点吧 怎么看待宋朝百姓的生活水平高于清朝 首先 公平公正的说 封建时期的普通平民百姓是不可能有什么高生活水准的 封建时代所谓的盛世也不过刚刚就能吃饱而已 所以从我个人来看的话 不存在什么清朝和宋朝之间生活水平说谁高谁低 其实我感觉都差不多
另外 中国历史吧里面的这个人举出的例子也是有问题的 清明上河图 那是宫廷画家画出来的画作 不免说有一定的夸饰 而这些清末的写实无比的照片 一般来说 还是外国人拍照比较多 清朝虽然也已经引进相机 是更多的还是给皇室贵胄拍照比较多一般的 平民百姓的照片 我们所能看到的连流传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外国人所拍
当然我说到这里并不是说为清朝洗白 也并不就是一定说清朝的生活水平就能比宋朝高 这里仅仅说一下自己的想法而已 大家不必激动

真要说繁华程度的话 乾隆时期的苏州也是极度繁华的呀 这个就没有可比性 而且 清明上河图描写的是京城的景象 而这些清末的照片都不一定知道拍的是哪里

苏轼《与朱鄂州书一首》说：荆湖北路（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东坡志林》记载：”东坡被贬黄州，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朱熹父朱松《韦斋集·戒杀子文》说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福建一带因重税而杀害溺幼婴之风最盛。朱松在福建为官，“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王得臣《麈史》中说：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
根据《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江南东路（今江苏），“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今安徽）为基，江宁（今南京）次之，饶、信（今江西）又次之”。而两浙路（今浙江）一些地方杀婴之风也很严重，“衢、严（今浙江）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就是生子即杀）。
宋朝官府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其中比夏税高数倍的丁赋成为民众最沉重负担。有大量老百姓交不起税而杀子。宋范成大说：“处州丁钱太重，遂有杀子之风”。根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说：“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即杀。宋赵善燎的《自警篇·济人》就明确记载说：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
从史料归纳，宋代包括今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份，溺杀婴儿的现象已相当普遍。《淳熙三山志》卷十记载，三山地区（今福州）“咸平初，夏税及身丁钱总二万九千七百有余，大中祥符四年，诏放身丁钱，独夏税七千六十九贯有奇”。宋朝老百姓上交身丁钱竟然比夏税高三倍之多，怪不得百姓杀子。
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谈到，“泉州、漳州、兴化军的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说，南宋初期荆湖南路（今湖南）“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朱熹《朱子语类》中也说到，两浙地区“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见宋代各色人头税花样百出，让宋朝百姓生活不堪重负。
据《生生四谛》记载∶江南东路的太平州，“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连宋朝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即杀”。可以说宋朝残酷的人头税压榨，是老百姓生子即杀的主要原因。
当时一些士大夫也曾加以严厉斥责。《宋史·范如圭传》：“东南杀子之俗伤绝人理”，要求政府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但生子即杀的风俗非但不见好转，反而禁而不止。连宋朝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即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但宋朝统治者根本不会有改变这一可耻的赋税结构，来“救救孩子”的念头。
林勋说“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蔡勘称：“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汪见辰则说：“古今财赋所入，名色猬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宋朝朱熹说:古之刻剥之法，本朝（宋朝）皆备。这些人都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宋朝皇帝官员死命压榨老百姓的事实。宋太宗朝大臣张咏在《愍农》中写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为朱熹的话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只要没人吹民国，一切都好说

百度输入“宋朝 财政收入”，出来的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数字：“宋朝财政收入最高的一年,达到了1.6亿贯(1贯=1000文),即使是后来失去了北方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高的时候也能达到1亿贯。”而在我们讨论GDP问题的时候，引用的《青年时报》报道的某位历史“老师”来杭的讲座实况中，这个数字更吓人：“北宋时GDP最高的年度达到了1.6亿两白银，南宋时也有1亿两！”吓死个人了，一点6亿两白银是多大一堆儿啊！《马关条约》要赔2亿两白银，已经相当于清朝几年的财政收入了，另外，到底这一亿是财政收入？还是GDP？这两概念相差很大的。
　　不知道是那位“老师”一时糊涂讲段子讲错了，还是现场的记者写的时候写错了。
　　1.6亿这个数据哪出来的且再说，宋朝那财政收入真的是用白银来计算的么？
　　这里必须普及一个历史常识，中国大规模地使用白银这东西作为“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是在明朝中叶以后，因为明朝时期才有大量的白银输入，使得白银作为货币的条件成熟，而换到之前的唐、宋、白银都不会是主要的货币计算单位。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后面那句话也是扯淡了：“明朝最高时是1500万两，张居正改革前跌到250万两，是南宋的1/40；哪怕是清朝有了现代工业，总收入也只达到8800万两。”拿明清时期以白银做单位去和不用白银做单位的宋朝比，得个1/40的结论，您说到底是有多不靠谱。
　　那第一个结果里面那个“一亿贯”到底对不对呢？“贯”是什么呢？
　　我们不得不指出，连第一个用“贯”做单位的数据我们都要打上个问号，小编并不是宋史专业出身，但查了《宋史》的《食货志》、《宋会要辑稿》的《食货》，都没有看到“一亿贯”或者“一万万贯”或者“一亿六千贯”或者“一万六千万贯”这样的数据，也有可能是近年来学者的研究成果，但相信一个严谨的学者也不太会得出“一亿贯”这样的数据。
　　为什么呢，我们得了解北宋的税收到底怎么收的：《宋史》卷一七四《食货上（二）：方田，赋税》：
　　“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杂子。帛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榇，五曰絁，六曰绸，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镴，四曰铜、铁钱。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刍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
　　简单地说，宋朝收税，不是如我们现在收个人所得税、增值税之类一样，跑税务局交人民币，而是杂七杂八，大体上分为谷、帛、金铁、物产四类，谷就是交纳各类谷物，帛就是各类的织物、金铁包括金、银、铁等，也包括通行的铜钱和铁钱（没错，见同书《食货下（二）钱币》一节，宋朝通行的有铜钱，因为铜不足，有些地方还通行铁钱），另外还有物品，比如各类的茶、盐、革、草、蜡等，都是官府收税的对象。
　　所以，宋朝的时候，朝廷计算税收是怎么算的呢？下面有句关键的话：
“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至道末，总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天禧五年，视至道之数有增有减，总六千四百五十三万。”
　　粮食用“石”，钱用“缗”、帛用“匹”，金银和丝帛才用“两”，另外还有草（一般是供应军马使用等）、薪炭等用“围”，其他各种物品都有各自的计量单位，所以下面这个宋太宗至道末年的70893000 这个数据的单位是什么呢？“石缗匹两围……”
　　也就是说，我收一万围的草，也是算一万的数目，你不能说一万围草折合一万贯钱吧？要是一万围草折合一万两银子那更扯淡了。
　　哪怕真要折算成贯，那么请问用什么样物价标准，何时？何地？有何出处？这些麻烦的问题不解决，这个折算就不科学。
　　“贯石匹两”这样的单位在宋朝可是非常常见的，《食货志》里还有类似的记录，比如同篇的：“正税并积负凡九十二万二千二百贯、石、匹、两有奇。”从宋朝的实际来看，把这些杂七杂八的单位统一折算成银子也没有必要。
　　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经济学，都是严谨慎重的学科，在这里只能遗憾地表示，用网络学史真的要小心，广为流传的段子要仔细想一想，最好再去读一下书，就以刚才提到的宋明两朝的岁入比较来说，且不说宋朝的财政税收的单位并不是银子的“两”，就算是“两”，还有个银价的问题，大量收入银的明朝和宋朝相比，银子的购买力一样吗？银子的成色一样吗？（没错，哪怕今天你买个戒指，24K和19K价格还不一样呢），哪怕同样是宋朝，前期和后期，银子的购买力一样吗？江南和四川，银子的购买力一样吗？你不能大而化之地两嘴一张，明朝是宋朝的1/40，所以宋朝比明朝富多了……想问题不能够复杂化，同样也不能够太过简单化，传播一些错误的知识比不传播更为可怕。

宋朝的币制，混乱复杂，为统一的各个朝代所罕见。一贯/缗到底值多少，甚至有多少文钱这个问题都很难回答。宋朝有钱币也有纸币，钱币又有铜铁之分。中国历来缺金银，没有傻瓜会1两银子换1贯铜钱。
钱币
《宋史·食货志·钱币》上来就是：“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夹锡钱（1104年）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
古代的钱币一般都是1000个一贯/缗，到了唐朝后期，开始明着减少，朝廷宣布800个就算1贯，到了五代十国，越来越少，越来越乱，宋初各地1贯有多少都是自己说了算，有800的，最过分有480的，朝廷统一为770文钱=1贯。但是地方上面未必会严格执行。
和其他大一统朝代力求币制统一不同，宋朝从一开始就显得有气无力，币制从来就没想过要统一。中原等大部分地区用的是铜钱，四川专用铁钱，川中铁钱不得外流，外处铜钱也不得流入川中，陕西、河东铜铁钱兼用，福建、岭南等个别地区也用铁钱。使用铁钱的四川，“市罗一匹，为钱二万。”
古用五铢钱，唐朝用开元通宝钱+不多的几种重宝钱，而宋朝以年号钱为主，宋朝改元频繁，北宋有27种年号钱
+3
种非年号钱，南宋有18种年号钱+3种非年号钱。
传统的一枚一文钱称作小平钱，钱的币值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等，材质有铜钱和铁钱还有铜铁杂铸的钱，其中铜钱又根据成色不同而币值不同，钱的名称有元宝、通宝、重宝等等。各个的钱监铸造的钱币，很多只能在指定区域流通。宋朝的钱币，到底有多少种规格，很难统计，最起码有几百种。各种规格的钱币之间的兑换，朝廷朝三暮四，改用、停用，改变币值是家常便饭，同样的钱，“荆湖、江南、两浙、淮南重宝钱作当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河作当五。”不同地方的币值也能不同！黑市之繁荣，货物贸易之艰难，史料不多，但我们可以想见。
铜钱的含铜量，唐朝的开元通宝含铜量在八成左右，宋朝越来越低，宋初在六成左右，宋徽宗时蔡京铸的夹锡钱，铜只有五成多，却一折铜钱二。当十钱的含铜量不超过小平钱的3倍，但是币值却是小平钱的10倍。
劣币驱逐良币，是不可阻挡的，铜钱，尤其是小面额的铜钱，大量退出流通领域，流入储藏领域，市面上流通的都是大面额的铜钱，铁钱通用的地区，铁钱自然把铜钱赶出市场。
民间造假钞的自然盯着折十钱，各种民间盗铸，把三个小平钱熔化可以铸造一个折十钱，大利所在，根本无法禁止。
到了南宋，北宋钱币的各种弊政，南宋继续存在，为了防止铜钱流入金国，江北、四川用铁钱本位的纸币，经常下令禁止铜钱流入江北，同时还大量使用纸币，铜钱的含铜量继续慢慢减少，而且朝廷铸造的铜钱，往往被外国船只用各种海外货物换走。
纸币
宋朝的纸币，前期还好，中期贬值加速，后期恶性通胀，呈指数型趋势。
宋仁宗时期初次发行交子，在四川，以铁钱为本位，一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以三年为一界而换新交子。这种纸币只能在四川通用，不得在其他地区使用。
随后，宋神宗时因为西北用兵的军饷问题，在河东、陕西设立交子务，发行交子，和铜铁钱一起流通，陕西的交子一度又废除，四川的交子每界流通时间延长到4年，市面流通的交子顿时增加不少。
“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到底发行了多少，《宋史》已经没有具体数据了，但是发行量肯定比宋仁宗时期大大增加。
宋徽宗1107年把纸币改名为“钱引”，这时候，一界的发行量已经达到最初的20倍了，换新交子一兑四，但是钞本还是当年宋仁宗时的36万贯铁钱，后来增加到50万。1109年，钱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还到期不予兑换，相当于作废，这时候，一缗钱引只值十几文钱。于是又开始“复循旧法"，钱引的价值一度有所回升，但是已经离药丸不远了。
南宋初期，因为战争，绍兴七年（1137年），四川的钱引通行三界，发行数达三千七百八十余万贯，末年，增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而所有铁钱仅及七十万贯。后来到了1159年，战争停止，局势平息，于是宋朝发行淮西、湖广关子各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关子三年兑换，公据二年。次年，又在临安发行会子，会子本来只许流通两浙，后来允许流通到湖广、淮南等地。
发行量很快就达到了很可怕的数字，到了宋孝宗时，“乾道二年（1166年），以会子之弊，出内库及南库银一百万收之。”乾道四年，又规定三年立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限额，会子的币值暂时稳定一阵。同时，又专门发行了特别使用于两淮的交子300万贯，还有湖广会子，四川交子，都是以铁钱为本位，三年一界，到了后来，也是屡次增印、展期。一两银子最起码相当于几十贯会子。（不包括湖广四川淮南）
好景不长，宋光宗绍熙元年，下令第七、第八界会子各展期三年，流通量翻番。庆元元年（1195年），每界会子的限额增至3000万，会子的发行量

一：宋朝岁币多不多？
两宋历史上一大常被诟病的国策，就是送“岁币”换和平。早年与辽国激战，然后签了《澶渊之盟》。后来与西夏恶战，打的最后却是送“岁币”换人家称臣，等于花钱买面子。后来被金国打没了半壁江山，明明战场上占优势，却是又送岁币又称臣，这更是花钱给人家当侄子。如此“宁可花钱不打仗”的做派，坐实了“弱宋”的“称号”。
不过对这奇特政策，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也有好些人表示理解。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两宋号称“富宋”，朝廷有的是钱，所谓的“岁币”，支付起来十分轻松。远比打仗的成本低得多。花钱买和平当然就划算。
那么，这看上去屈辱的岁币，对于北宋来说，是不是真的“负担很轻”？
照着好些北宋重臣的话说，似乎是非常轻，比如《澶渊之盟》要交的岁币，每年是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看上去天文数字，但以当时宰相王旦的估算，简直是“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
事实上，在宋朝朝堂上的大臣们眼里，别管主战主和，“岁币轻”也是好些人的共识。所以后来宋仁宗年间，辽国背信弃义发动战争威胁时，奔赴辽国谈判的宋朝大臣富弼们，底线就是“宁可加钱也不打”。不但把“岁币”加到每年三十万匹绢和二十万两白银，还由着辽国把盟书里每年大宋“赐”岁币，改成了“纳”岁币。其屈辱程度，正如富弼谈判时的悲愤争辩：岂有兄献于弟的？可再屈辱也没用，还是在宋仁宗授意下，咬牙签了约。这宁可忍辱也要送钱的历史，也就更带给好些后人一个印象：支付岁币，宋朝是不是真很轻松？
甚至《澶渊之盟》时，宋真宗闻听协议内容时的欢喜反应，也成了“岁币轻”的又一佐证。一开始宋真宗误以为是每年给三百万“岁币”，吓了一跳却也认了，后来确认是三十万，当场就喜不自胜，把负责谈判的宋朝大臣曹利用一顿重赏。在皇帝眼里，似乎买单很轻松？
但是，深味了民间疾苦的南宋文学家周密，对这“岁币很轻论”，却是满腔怒火：谁说岁币负担不重！
以周密在《武林旧事》里的原话说：江南累岁供需岁币，竭 其财赋，安得不重敛於民。非理扰乱，人心离怨，叛亡必矣——看上去“不重”的岁币，已经要把老百姓压榨到民怨沸腾了！
那到底是轻还是重？
二：真实的岁币负担
其实，宋真宗乃至王旦等两宋君臣们，之所以认为岁币不重，主要看得是账面数字。但实际支付起来，大宋的成本，却比这“账面数字”重的多。
首先看支付模式，看似数字不多，但辽国人红口白牙，要的是硬通货：不要你大宋的铜钱铁钱纸币粮食，就要大宋的白银和绢。可大宋本身白银的产量，就十分稀少，以《宋史》的记载，北宋的白银产地，只有桂阳，凤州，建州三地。北宋的银课收入，宋仁宗年间时，也只有不到22万两。参考一下当时“岁币”数额，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几乎北宋全年的“银课”，都要支付给辽国。等于是大宋百姓勤扒苦做，其实是给辽国打工采银矿。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无论是白银还是绢，当时主要产在南方地区，想要送到辽国去，就得千里迢迢往北运。单运输成本，就是天文数字般的费用。这笔钱辽国不会出，北宋呢？当然是甩锅给老百姓买单。到了腐败加剧的北宋晚期，沿途官员各个中饱私囊，巧立名目提高征收数额，百姓的负担，自然是年年加剧。
而且收岁币的，也不止是辽国一家，接下来是西夏，后来是金国。多一个“支付对象”，这沉重的开支，就要加重一番。更讽刺的是，花了这么多钱，其实也买不来安全感。比如说辽国，宋真宗年间签了约，宋仁宗年间就趁火打劫。为了加强安全感，北宋还要不停的提高募兵数额，宋太祖时禁军只有20万人，宋仁宗时到了120万人。等于是越挨打越送钱，越送钱越招兵，成了恶性循环。
如此恶性循环，也就有了《宋史》里那句著名的吐槽：“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西陲，费累百万。”说大宋岁币轻？考虑过宋仁宗的感受没？
也正因为这沉重的财政负担，所以才有了宋神宗年间，坚决的王安石改革，有了短期的富国强兵，更有了无休止的党争，直到半壁山河沦陷。
而说到北宋山河沦陷的“靖康之耻”，其前奏“方腊之乱”，说到底就是“岁币”惹的祸。听听方腊扯旗造反时，那一声愤怒的宣言：“况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十万，多出东南。”然后就惹得一呼百应——每年送岁币，就是老百姓买单。百姓的苦，全在这吼声里。
而到了宋王朝偏安江南，继续给金朝送岁币买和平后，百姓的负担，也是有增无减。单是宋高宗冤杀岳飞，享受“岁币换和平”的二十年里，南宋大臣胡铨就愤怒抨击：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以饵 犬羊，迄今官府库无旬月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送岁币换和平？送得民脂民膏被压榨，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檀渊之盟30万岁币（10万两白银，20万匹绢（约值7万两白银））；宋金绍兴和议，贡银、绢各25万两、匹，约合白银33万两；宋金隆兴和议，金银、绢各减至二十万两匹，约合白银27万两；宋金嘉定和议，宋每年30万两、匹，并另给金犒军钱三百万贯。结合大宋本身白银的产量，以《宋史》的记载，北宋的白银产地，只有桂阳，凤州，建州三地，北宋的银课收入，宋仁宗年间时，也只有不到22万两，可见动辄10到30万两白银的岁币，对于宋朝压力非常之大，几乎北宋全年的“银课”，都要支付给辽国。等于是大宋百姓勤扒苦做，其实是给辽国打工采银矿。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无论是白银还是绢，当时主要产在南方地区，想要送到辽国去，就得千里迢迢往北运。单运输成本，就是天文数字般的费用。宋朝税负也是汉唐宋元明清之中最高的。

我看到了你的评论，首先我己经关注你了，设置评论是怕有人在我贴子下捣乱，然后。。好像没有然后了

那种写实照片现在都可以拍出来。而且中国画主要是写意的，不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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