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乐起源的巫术说法国的音乐学家孔百流（1859-1916）就主张音乐是从原始民族巫术中产生出来的。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都是主张音乐与巫术有着渊源流长的不解之缘。　　其实，关于音乐的起源任何人都不能做出一个肯定的答复，因为音乐的起源是纷繁复杂的，我们无法用一个单一的理论来解释和定义他，因而产生和提出多元的理论来探求音乐的起源。这一个问题也许需要我们用一生的精力来探讨研究它，未来的你，又何尝不会为人类展现出另一个音乐起源的圣地呢？……让我们静静的等又一片掩映天空的彩霞吧！ 

劳动-巫术说的审美发生学理论是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美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劳动与审美发生的关系表现为:审美主体是在劳动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作为艺术生产的原理和构成要素或日审美的抽象形式是在劳动中历史地形成的.审美特性的揭示以及审美时空等客观前提的获得也是在劳动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卢卡奇的审美发生学理论为我们揭示了审美发生与劳动的内在联系.卢卡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下合理吸收大量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从而进一步揭露基于劳动之上的巫术与审美发生的深层关联性,并以此将巫术看成是连接劳动与审美发生的中介.

巫术发生说 认为艺术起源于原始民族的巫术活动。这在西方现当代是关于艺术起源的最有势力的一种理论。这个学说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提出，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谈到，“野蛮人的世界观就是给一切现象凭空加上无所不在的人格化的神灵的任性作用”，并让这种|幻象充塞自己的时空。在此之后，弗雷泽把原始巫术归纳为“交感巫术”和“摹仿巫术”两种类型。交感巫术是指巫术施行者可利用与别人接触过的任何一种东西对此人施加影响；摹仿巫术则认为通过对某物的摹仿就可以对此物施行巫术影响。法国考古学家雷纳克阐发了交感巫术的思想，认为原始艺术就是巫术的一种；萨洛蒙·赖纳许和吉德逊等人认为艺术是作为一种控制狩猎活动的实践手段发展起来的，他们解释旧石器时代的岩画，说这些岩画的制作动机均出于巫术的需要。 从现代原始部族的状况来看？巫术信仰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原始人除了发明建筑来抵御大自然的无情侵袭，同时也发明了企图支配自然力的巫术，想要以一种方式去制约决定着他们命运的各种力量，或者设法与之和解。这种方式就是巫术。各种巫术活动，包括礼仪中的说、唱、舞蹈以及绘画、雕刻都被用来保证巫术的成功。这些技巧经常得到改进，巫术能够鼓励艺术的发展。在艺术的最低发展阶段上，巫术的艺术就成为最早的文化模式之一。巫术活动所创造的艺术具有双重的意义，它既能够增加巫术效果的气氛、情绪与形象的逼真，同J时又能够使这种摹仿的外观创造及情绪渲染将人们带人一种幻觉真实，从而导引出一种愉快的感觉，最终又使之转化为审美愉快，这时，这种源于巫术活动的形象与情绪就脱离了实用的、功利性的目的，获得了独立的意义，不再是巫术，而是艺术了。巫术是原始宗教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它要比部族或部落的宗教要早得多。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巫术与艺术难分难解的阶段。没有这样一个阶段，纯粹审美意义上的艺术是难以发生的。 但是，如果将巫术作为艺术发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不妥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原始艺术都与巫术有关。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根据自己在新几内亚对当地原始部族的调查，认为那些由饱餐后的满足或性欲冲动而产生的原始歌舞，与巫术无关，他们对所能控制的自然现象或制造工具，也不采取巫术手段。

巫术，应该是伴随着古代藏族先民们对自然的崇拜而开始的。因为大自然常常会给人们以恐惧之感。而先民们对自然又有所求，除因求其佑助而对自然神顶礼膜拜和供养以外，还想要通过自己的言行，去让大自然顺从自己的意志，于是便产生了一种“想改变大自然的幻想和行动”。这些幻想和行动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巫术。 时至今日，我们在藏区进行人文调查和田野采风时，还发现了不少应该属于古老巫术的遗存，例如：为了避免天降暴风雨、冰雹；防止野兽和其他灾害的袭击和侵扰，藏族群众便请来巫师进行攘拔或施巫，以保人畜平安和庄稼的收成。有时请来的不是巫师，而是藏传佛教寺庙中的喇嘛，但即使是在这些喇嘛所作的攘拔仪式中，仍不乏巫术。 虽然这些攘拔仪式中的巫术有简有繁，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应该说是源于那种藏族先民想通过自己的言行，让大自然顺从自己的幻想和行动。人们是怎样想的，也就怎样地去施行。就其内容来看，其所反映的，也大都属于人与大自然之间（主要是在生产劳动方面）的关系这一范畴之内。只不过在传承过程中，有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从藏族历史的发展阶段来看，这些应该属于原始宗教范畴的巫术，其产生应是在吐蕃的止贡赞普以前，也就是象雄本教输入藏区以前，即史家们所称的“笃本”时期。按刘立千先生的解释，这种“笃本”，就其本意是“本地自然兴起的本教，即土生土长的本教——原始本教”。（为什么藏区土生土长的藏区宗教也称本教，在本书后面将有专章论及，这里不再赘述。）到了止贡赞普以后。藏区已逐渐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再加上这个时候，藏区土生土长的“笃本”受到那从象雄输入的已初具“见地”的本教的影响，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除边远偏僻地方外，在吐蕃的大部地区，已为本教将其融合（改头换面）或取而代之。这时的本教已逐渐受到吐蕃王朝统治者的重用。（西藏主臣记）就有“凡二十七代（赞普），均以本教治国”的记载。这个时候，那些以“本教巫师”身份出现的巫师所施巫术的内容，也由“笃本”时期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改变为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这就是我们常提到的那些以诅咒仇敌来达到危害对方的目的之诅咒巫术；驱除邪魔鬼怪以达到人畜平安的目的之驱鬼除邪巫术；招魂祛病的招魂巫术以及预测休咎的占卜征兆等等。 就其形式来说，较之原始的那种自然巫术，这种巫术要繁琐复杂得多。单是在施行巫术时巫师的服饰、法器、祈祷词乃至这种巫师的传承，也更加复杂。他们的祭物、法坛、祭祀仪轨等，都是“笃本”时期的巫师所望尘莫及的。 不过，这种巫术应该归人“人为巫术”的范畴里去，因为它已失去了原始自然巫术的古朴性，增加了人为成分，当然也就增加了一定的欺骗性。尽管这种人为巫术在以后的年代内，逐渐成为藏区巫术的主流，但它并没有把原始的自然巫术完全取代。特别是在一些边远的偏僻地区，甚至两者还并行不悖。同时，这种“人为巫术”，也并不是藏族巫师凭空臆造出来的，它是由原始自然巫术所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透过这些人为巫术，我们是能够从中窥见到许多古代藏族先民原始自然巫术之遗迹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巫术都是根据人们的主观愿望，并把这些主观愿望建筑在那偶然的、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联想上面。这种世界观应该是唯心主义的，也是形而上学的。因而藏族巫师所施行的各类巫术，不管它是自然巫术或是人为巫术，都不可能有所例外。如果我们说在那远古时代所盛行的藏族自然巫术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对人类社会向文明进化所起的阻碍作用还比较轻微；那么后来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才开始流行起来的人为巫术，就应该是它已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同其所依附的宗教母体一样，最终变成了统治者的工具。 就像吐蕃时期本教依附于吐蕃王朝一样，其巫师所施行的巫术，也就成了吐蕃壬朝统治者用其来统治属民以及攻击敌对者的工具。于是巫术就不再是为了满足人们朴素的幻想，相反却常常给人们带来恐惧和灾难。

　　那篇描述这些观察结果的文章已被广泛地引用，而且不限于被蓝十字会引用。那七条健康生活习惯准则在一些流行杂志里和一些报纸的健康专栏里不断露面，而提到时总是带着那增寿十一年的承诺。 　　这一研究成果正符合老百姓关于疾病的新的信条。你生病，是因为你生活方式不对头。假如你得了癌症，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是你自己的错。假如你没有抽烟喝酒或吃了不该吃的东西，那就是因为你纵容自己的坏脾气，在不恰当的环境中我行我素。如果你得了冠状动脉闭塞，那是因为你跑的少了，要么就是你过于紧张，要么就是你不会知足常乐，而且还兼着睡眠不宁。或者是你发了胖。你的错。 　　可吃早饭又算什么？那是一种魔法，纯粹的巫术。 　　你得仔细读那份报告，才能发现，对于那些研究成果还有一个更平直的解释。且把抽烟抽得很重的人和贪杯者放在一边不论，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中，事情都很明显；两者都是危险的行当。可是，怎么也难于想象，五年不吃象样的或不象样的早饭，能成为死亡的实在原因。 　　那个解释把原因和结果颠倒了过来。七千人中，那些回答说他们不吃早饭，不去郊外野餐，体重不达标，或者睡眠不安的人们，其中有些人肯定在收到问题单时就已经有病了。他们不吃早饭，是因为他们一见饭就心烦。他们没了食欲，体重减轻，懒得四处活动，并且睡眠也成问题。他们没有打网球，或者没有全家去野餐，是因为他们感觉不好。这些人中，有的很可能有了没有察觉的癌症，大约是胰腺癌；其他人可能患有高血压，或早期肾衰竭，或是某种别的器质性疾病，而从那份问卷是没法儿看出的。那份研究没有弄清那三百七十一人的死因，而这些没有识别清楚的异常中只有少数几例死亡可能对统计造成明显影响。该论文的作者还算谨慎，注意到了这些可能的解释，可是并没有足够强调地指出来。这样，你在读它的时候所得到的总的感觉就是，只要你用早餐，打网球，你就会一个劲儿的活下去。 　　人们广泛接受这养生七诀，把它作为长生不死的门路，正好反映了今天公众态度中某种重要的东西，或者说，至少反映了大众心理中的一些态度，这就是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态度。人总想知道一些简单易懂的原因，并且，个人还得能够对之作些什么。假如你相信你能通过慢跑，企盼，饮食有度，起居有时，来防止一些早死的原因，如癌症，心脏病，还有中风——这些疾病的病因我们实在还并不理解——那么，这会是很好的事情让人相信，尽管它们不见得真实。医学经历过其他一些有着统一理论的时期，那些理论是为解释所有人类疾病而构建的，其效力还并不总是像这次可能导致的那样有好生之德，可医学还是苟延残喘，活了下来。说到底，如果人们能受其感化而把烟戒掉，不再过饮过食，而去进行某种体育活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肯定会由于生活更上条理更有规律而感觉好些，并且，许多人也一定会看上去更精神此 　　对于让人保持健康的纯粹善意，谁也说不出什么难听的话来。可是，对于那些承诺，我们还是得小心为是。 　　在这个养生七诀的信条中，还包含着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意识形态两面刀，还不算在那两个数字里潜在的幸运观念——逢七见十一（一种骰子戏里的术语——译者）。政治上的左右两派，都能从中各取所需。对于右翼来说，听说个人，这个一直是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美国公民，现在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出了什么事儿都是他咎由自取，因为他抽烟喝酒或生活方式不对头（而且他还会高高兴兴的自认倒霉），那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反过来，对于左翼来说，被告知，我们所有的健康问题；包括死亡在内，都是社会造成的，是因为社会没有引导其成员生活得法儿，那也是件好事。如果你们真想改善人民的健康，答案并不是科学研究；你们应该起来推翻现存社会，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这叫作正过来我赢，反过来你输，真可谓左右逢源了。 　　夹在左右两派的中间，医学上的怀疑论者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在疾病机理方面，承认无知比之声称完全理解，让人信服就要难得多。特别是当那种声称的理解能导致——不管合不合逻辑——某种行动的时候，人们就更愿意信从。当事关大病的时候，公众倾向于怀疑那些怀疑者，而更愿意相信那些名符其实的信徒。这也是人之常情。这是医学最古老的两难处境，公平坦率和花言巧语都解决不了这个难题。需要的，是大量的时间和耐性，等科学到来，像过去一样，带来铁的事实。

　　五、禁忌巫术禁忌，是关于社会行为、信仰活动的某种限制约束观念和做法的总称。它的通用名词是tabu（塔布），是波利尼西亚土语，原意是指不能被普通人接触的有超自然灵力的人、物、地。这些事物之所以不能被普通人接触，有两种原因，一是被看作是神圣物，一是被看作是不祥或不洁物。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迷信形式。禁忌巫术是一种消极性巫术，它要求人们不能接触某物或不能做某事，否则会带来不幸。禁忌的产生是多元的，有的是出于对某些自然力的畏惧，有的出于对老人儿童的爱护，有的则是出于对鬼神的崇拜心理，有的是出于对吉凶祸福的迷信。如雨后不能用手指虹，否则烂手指；对图腾、圣地、祖宗牌位、巫师要敬重；孕妇忌吃生姜、兔肉；婚姻忌男女属性相克，婚期忌单数，月蚀期间不能结婚，否则夫妻失和，等等。对动植物，也有禁忌，蒙古族见猫怀孕，不准往筷子桶里插筷子，否则猫就会流产，卖牲口，必剪下一撮毛留下，否则破财。 　　六、神判巫术又称神裁、神断、天罚等。他是祈求神灵裁判人间是非真伪和财产纠纷的一种巫术，神判是世界各民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普遍实行的古老裁判方法。是民间习惯法的重要发展阶段。在上古传说中，皋陶氏就曾用神判方法审案，方法是用羊，神羊角触及的嫌疑犯，被认为有罪。后来，神羊演变成，成为刚正的法官的象征，后来的法官皆以獬豸为冠服。如对偷窃的裁判：景颇族有 “斗田螺”，失物者先把一个田螺放在碗中，被嫌疑者也捉一个田螺放入碗内，让两个田螺相斗，最后以田螺的胜败裁判偷窃事件。阿昌族则是双方各点一支蜡烛，以燃烧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双方的是非。景颇族还有一种“蛋卜”，暗至众嫌疑者家房顶上各取一段茅草，，均放在碗中，然后请巫师念经，把一个鸡蛋倒在碗中，稍加搅拌，被怀疑的人们也赶到现场，看鸡蛋清先粘在谁家的茅草棍上，谁家就偷了东西。火判：西藏有火中拾物神判，方法是在火塘或临时烧的一堆炭火中烧一块石头，或者一块铁，令嫌疑者用手捡出，若手未烧破，就无罪，否则就有罪。壮族也应用踏火堆（事先作防火准备）的办法，脚未伤则有理，否则无理。血判：瓦族失者于嫌疑犯在头人巫师的监督下，双方各伸出一只手相互摩擦，到一定时间为止，若双方都出血或都不出血，则争斗罢休，如一方出血则要照价赔偿或赔理道歉。还有打头神判、刺手神判等等。此外还有捞油锅（里面放醋或蜡）、水锅（放小米）、潜水等等。

巫术--宗教--科学！——《A History Of Science》读后感 文章作者：[直截了当] 从世界范围上说，从人类远古到现代的发展过程来看，大致是这么一个过程:巫术在人类原始时代盛行。它是其后产生的宗教以及科学的摇篮。中古时期是宗教盛行的时代，近代、现代是科学昌明的时代。人类在进步，社会在完善。这是西方人的看法，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
正确的
。（至少是大致正确）书中提到了：巴比伦——埃及——印度——希腊——罗马……以及他们的各个学派，各种学术思想！让人大感意外的是书里竟然没有提到我们伟大的中国。这书的作者是W.C.Danpier 本书据说是当代学术研究绕不过去的科学史经典。所以我也不想等闲视之，琢磨他为什么不把同是文明古国的中国写上一笔？以下只说我的感想与看法，不一一论证了（要都论证实在不容易）汉文化起源于易经文化并用汉字为载体。易经是后来的道教、儒教的源头。易经的文化成就很高。人们从中可以发现宗教乃至科学思维的迹象。并从哲学方面启发着后人。可以说是本百宝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是因为它的早熟，所以成为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养成了人们墨守成规，信仰、崇拜祖先的习惯。这里，汉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对后人的思维方式影响极其深远。正因为它是巫术时代的产物，所以它不可避免的带有巫术时期的思维方式。现代人研究原始人类的结果，发现巫术通常是从“交感”巫术开始的。所谓交感巫术就是说，人们为了促进一个过程实现，就现身说法，加以模拟或表演一出戏剧，对这个过程加以描写，以求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这类例子很多。我们的汉字就是这个时期，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物。它是为沟通天地鬼神而产生的。而不是为了人类之间相互交流而生。正因为它有模拟的功能，所以现代的汉字专家认为研究汉字本身可以发现出当时的文化信息来。譬如“臣”字，象屈服之形。反映出他的奴隶身份，人被捆绑，不得伸展，而成踡曲之状。又譬如“娶”表示的是意思是用手揪一女子的耳朵，这反映出上古时代，有抢婚的习俗或者是以女奴隶为妻。这也证明了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汉字对当时的文化情形作了描述。但它的目的是巫术性的，是为了控制自然。所以汉字有了神秘性，带有了魔力，被巫师掌握着，用来沟通天地鬼神。人们敬畏汉字。也敬畏掌握汉字的人。以至于胡适先生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宗教，但有名教。这说的就是汉字崇拜。近代，西方学者通过广泛的对中国的接触，认定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产生过科学。道教、与儒教乃至后来传入的佛教，在中国并不成其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认为中国有道德说教，但没有宗教。更没有发展出科学来。古代中国进步缓慢，一千多年竟然看不出有什么发展变化。（他们取定的一千多年，大概是从秦王朝算起的）这让他们吃惊也让他们困惑。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具体是指的儒教）里有巫术的文化基因。这应该是比较敏锐和高明的见解。中国皇帝号称天子，在上古时代就是巫王的化身，他的大臣，相当于大巫的身份。至于地方官员，就应该是小巫了。天子祷告、祭祀天地，是历代王朝的一个保留节目。而各级官吏也不时闹出装神弄鬼的丑剧。譬如激烈排斥佛教的韩愈，是被后代儒家推崇的大师级人物，也演出过祭鳄鱼的千古闹剧。他那文章跟道士的符一般，丢下去水后鳄鱼就迁移走了。“儒”从字的起源上看是有祈祷降雨的意思，上古时期祈祷降雨的人，就是巫师。明末清初，有理学大儒（名字我不记得了，后在日本很有名望），前往日本，请求日本发兵恢复明王朝。在大海中遇到风浪，同船的人惊恐万分，以为死定了。他们以为碰上了海神，见有两个灯笼在前方海面，并向他们的船行来。这是海神出行的前兆。当时是惊涛骇浪，同船的人没有办法，只好向唯一坦然而坐、道貌岸然的理学大儒求助，他亲手写一“敬”字，命人焚化后丢如海里，顿时风平浪静，转危为安了。好灵的一道符！！！虽说是传闻，这也反映出了当时的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来。名讳禁忌的众多例子我就不举例了……秦王朝以至清朝二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化大致处在巫术文化和宗教文化之间的状态。

虽然专制帝王与儒家都强烈排斥巫术，但他们并没有摆脱巫术文化的强烈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与汉字的使用有密切关系。不止是在上层中受巫术文化的影响。在民间更加泛滥，在白莲教，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西方学者判断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可以算是李约瑟问题的延伸。中国现代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看起来情况不妙。以前讨论李约瑟问题时，前提还是中国古代有辉煌的科学技术，有！而且辉煌。问题是为什么到近代落后了。现在看起来连有没有都成了问题了。因为在现代中国，科学与技术并称，成为科技。这个简称给偷换概念提供了方便。实际上，科学与技术并称是很晚的事了。SCIENCE 在西方语境中的意义应该是：源自古希腊的关于物质世界的遵循因果律的定量化的知识体系。如果技术通过科技这个中介转化成科学的技术乃至科学本身，那么我们就可以自豪的说，我们古代有科学。比如四大发明！它们都是经验的技术——因为是技术，所以是科技，所以是科学的科技，所以可以作为中国古代科学之辉煌的例证。但是，人家能认可么？？？这样的划分本身就不科学。有位顶有名的教授，认为人生不读易经和佛经是遗憾。但你永远也不能搞懂它们。又嘱咐人们不要专进去了，担心一进去后，就再也出不来了。真是很希奇的言论。欧洲的莱布尼茨数百年前独立发明了二进制，（不是有人所说的是看到易经、八卦图案后受启发琢磨出来的）他后来确实见到了由中国的传教士带去的易经。他敏锐地觉察出其中包含的二进制算法。也应证了自己的发明。他也当仁不让地以发现了中国远古祖先伏羲氏的真实意义而自居。并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其后的众多的注解易经的中国学者。“……就是这样，我和尊敬的Joachim Bouvet 神父发现了这个帝国的奠基人伏羲的符号的显然是最正确的意义，这些符号是由一些整线和断线组合而成的……是最简单的，一共有64个图形，包含在名为《易经》的书里……这恰恰是二进制算术。这种算术是这位伟大的创造者所掌握而在几千年之后由我发现的。在这个算术中，只有两个符号0和1。……但这个算术后来完全失传了。后世的中国人只好胡乱猜测。他们把伏羲的符号当成莫名其妙的象形文字，这是在人们看不出真正意思的时候经常会这样做的……”这里提到的象形文字，可以肯定地说是指的汉字。人们用的是巫术时期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易经。这样营造出来的文化不是很糟糕的么？对比以科学精神治学，并产生出二进制算术的西方国家是如何利用他们的发现的吧。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巨大的差距。我们用易经来测算命运，推导人事。甚至是用它来搞迷信。而西方却以之为基础，创造出了计算机，现在已经在全球推广。开创了信息时代。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人类的命运。被称为智者的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也逐渐被中国特有的巫术文化氛围感化了。玄奘大师千辛万苦带回的，他最得意的唯识宗，本已经很有学术性条理和严谨作风，可只传了三代就隐没不显了。近代，鲁迅先生时常对人说他总觉得自己身上有鬼气与毒气。这应该是巫术文化在在他身上的沉淀吧。他比当时的大多数人自觉，所以他觉察出来了！他的一生都在与之战斗。到他的晚年，他的心是痛苦和绝望的。因为汉文化的巫术影响实在太深厚了，已经溶入到了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去了！每个人身上没有点鬼气与毒气才真是希奇难得了…

　　　　　　西方医学源于古希腊，代表人物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他们强调的是心-身、人体-自然的相互联系，即整体医学。医生非常重视个体健康的特殊性，认为人之所以发病是由于机体内部出现了紊乱。这跟中医大同小异，所谓“阴平阳秘”，“阳胜则热，阴胜则寒”。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医学医走上了一条背离传统的路子，“体液”说受到了猛烈抨击，一切都以实证为基础，以观察、检查、证据收集来进行验证，理性主义渗透到了所有的方面。对照之下，我们的医学就只能谨守着过去的典籍，谨守着“医者，意也”的古训，一路走下去，并以此沾沾自喜，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是中医阴阳学说的总纲，在《内经》里明白写着。教材在讲到这一句时特加按语：“……人的生理、病理的产生同样根源于阴阳的变化，从而使祖国医学摆脱迷信巫术的束缚，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沿着科学的道路向前发展。”果真是这样吗？谁都知道阴阳概念来自古代神话。天地开辟神话世界各民族都有：“世界开始时是一片茫茫大海，叫做努”（埃及神话）。中国不叫“努”而叫混沌，与大海是一个东西（见《老子校释》“淡若海”朱谦之案），就是晦暗、黑夜，哲学叫“太极之初”。黑夜就是大海，是混沌。天亮了，太阳出来了，当然是大（太）素。它们都根植于初民的白天黑夜经验。文化人类学上把这类东西叫做“成对相反物”，包括黑白、好坏、冷热、生熟等。这是人们面对纷繁复杂的实在世界时的一种秩序建构，是与人从自然分离出来后产生了自我意识紧密相连的。知识起源于分别，对知识来说分别心不可少。所以，这类概念才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才是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什么地方都可以用，用了也不会错。只是长此以往，磨掉了棱角的它们似乎就有些大而无当，空空如也了，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于是，顺着这列模糊的路标，后来者就要靠自己的悟性去摸索，因此才有在它之上的各家学说。“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府。”　天、云、天气、上窍、腠理、四肢属阳，其他属阴，这里它们的关系显然是相似和类推，往好处说跟科学的模型理论差不多，可能具有或然性，但不能推而广之。　　　　　　五行学说相对来说要精细一些，因为毕竟多出了三个名目。按照《礼记》的说法，这是最关乎民用的五种东西，于是就借来作了世界元素的代表。无独有偶，印度古代也有这个范畴系统：五大、五微、五根、五唯、五作根、五作业，原来是很可以拿来作一篇文化传播学的大文章的。表面上看，木火土金水，春夏（长夏）秋冬，东南中西北，青赤黄白黑，仁礼信义智，鸡羊牛马猪，李杏枣桃栗，目耳口鼻二阴，肝心脾肺肾等一一对应，丝丝入扣，构成了一个囊括一切而又和谐完整的理论体系（脏象学说），但是稍具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它在打比方，把天象、物象、体象、病象、社会现象等特征进行隐喻式转移。正因为如此，它的类比思维模式就更是表露无遗了。　　　　　　“气”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无所不包而又无孔不入的概念，这里不可能对它进行分析。往上说它是超形而上的东西，往下说它又很具体。与“阴”“阳”“心”“神”“血”等概念一样，构成了中医学理论的主要支柱。除此之外，在中医那里还有脏腑、经络、津液等等，也是很基本的概念。限于篇幅，这里只拈出“心”来略作申说。　　　　　　众所周知，奠定中医理论基础的是那本中医学的圣经——《黄帝内经》，而《内经》中把这一切都统率起来的是脏象学说。“心”是什么？这不得不涉及到“神”，因为心为神舍，神动于心。首先，神是超形而上的，类似于终极存在。“视之无形，尝之无味，故谓冥冥若神仿佛。”又说：“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视，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这种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甚至连想也别去想，只能用诗的语言去形容，用现象学的方法去逼近，没有办法。下一层次是形而上，就是“阴阳不测谓之神”的“神”，与老子“非常道”的“道”很相似。再下一层次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然万物的规律，“物由主之者”。往下依次是生命的标志，身心活动，心理活动（包括灵感）。（在《〈内经〉“神”义的层面分析》中我有详细论述，见《西藏科技》1992年第2期）

　　　　　　中医运用“神”主要落实在后面三个层次上，前面几个层次是为后面的找根据，以便获得一种哲学的优越性。一句话，中医关于“心”的学说在“主神明”和“主血脉”。关于“主神明”，我怀疑是那时的普遍认识。《荀子》说“心者，形之君也，神明之主也”，《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就是证据。因为“心”像高高在上的君主，“神明出焉”，所有的生命活动都围着它转，所以“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不只是发神经，其他方面也要受到影响。关于“心主血脉”，《素问.六节藏象论》这样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这里没有说明为什么“心”非要“主血脉”，不好妄加猜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心”与“脉”与“通于夏气”的“夏”在五行里是一个类别，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拘泥于脏象学说，按照人间朝廷的君主功能来理解心功能属于典型的隐喻性思维。问题是这个“心”不是解剖意义上的“心”，它是一个功能集，与之相对应的心神不足和由此导致的心阴虚、心阳虚的病理模式也难以确定其指涉。　　　　　　中医学把风寒暑湿燥火、七情劳伤饮食起居等作为致病的主要因子。当然，这里我们不能强迫古人用细菌病毒去解释，但是我们要追究的是这个病理模式赖以建立的机制。重要的不是对病因进行寻找归类，而要看它如何理解发病，就是病机学说。　　　　　　以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为例。无一例外，中医学的病机都是与这些邪气的自然特性密切相关的。“风”的特点是什么？“风者善行而数变”，所以感受风邪后就会起病急骤，恶风，肢体酸痛，到处游走，比如部分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风邪”作祟。“火”的特点是什么？火是热之甚，其性上炎，于是发热，面红目赤，心烦口渴，舌红苔黄。“湿”的特点是什么？湿性重浊，粘滞，感染了湿邪就会头身重如裹，黏糊糊地经久难愈，舌苔白而厚腻。不必再介绍下去了，以此类推，这就是中医的病因病机学说。两千多年前的古人这样说或许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但是时至今日在拥有了现代病理学的前提下，我们的专家、学者、教授、医生仍将之奉为准绳，以之指导临床实践就很难理解了。病机学说的三段论式推理本来是不错的，错在它把自然状态的六淫与人体内的病因等而视之。出现在体内的起病急骤，恶风，肢体酸痛，到处游走的是“风”吗？发热，面红目赤，心烦口渴，舌红苔黄的是“火”吗？“一种实践能够有效地作用于它预定要作用的世界那部分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实践的性质，它所产生的理论的性质以及实在世界的性质。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些通过科学实践同实在世界发生联系，而它们的运用总是有成效的理论是真的。”（A.F.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第153页）可见病因病机学说“与事实不符合”。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灵魂和核心，也是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它代表着中医学的精华：整体观。奠定这个方法论基础的是《伤寒论》。汉以前有医经和经方之分，理论与技术脱节。张仲景融两家之长，把理法方药结合在一起，以三阴三阳统摄诸病，创立了六经辩证体系。现在常说的八纲辨证，其落脚点就在这里。后来的温病学派发展出一套卫气营血辩证，其实就是六经辨证的延伸。　　　　　　众所周知，疾病的诊断离不开人的感知。在西方，第一本关于符号学的著作是希波克拉底的《论预后诊断》，就是症状学，即讨论如何通过症候来判断病情。作为交际过程中有意义（传达信息）的媒介物，症状（信息）在不同个体、不同疾病、不同时间和部位的表达方式是不尽相同的。如何透过这些庞杂的表象看到它的本质，这就是诊断学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技术手段限制，古人只能通过暗箱操作来探究疾病的内在联系，于是就有了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包括辨证求因、审因论治、依证论法和以方遣药，即把有联系的症候群、病因、治法、方药串在了一起，提纲挈领，极大地方便了后人诊治。“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这样说你不会明白，更不能就凭这个去当医生，否则把它编程输入计算机让它处理就行了。在我看来，中医的辨证（证候分类）主要借鉴了《易经》的八卦衍生模式，是阴阳五行、气血津液和病因排列组和的结果（取舍在所难免）。说起来挺方便的，但用起来仍然随意性很大，最好是有一定的临床经验，日积月累，这样才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偶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反科学主义者了，尤其是当我看到了一点点关于史前文化的书以后。当然，说反科学有点夸张，偶比较赞成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他提出我们最好不要把巫术与科学对立起来，如果我们把巫术总结为技术和科学演进中的某一时期或阶段，认为它是一种尚未充分实现的整体的开端、雏形、略图、部分，我们就会失去理解巫术思想的一切可能。巫术与科学是获取知识的两种平行的手段，它们需要同一种智力操作，与其说二者性质不同，不如说它们知识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现象。（列维·斯特劳斯著，李幼蒸译《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版，p18－19）而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直接承袭了史前的巫术思维，脱胎于史前文化的母体，带有浓重的史前巫术思维方式的惯性及文化遗传因子。马克思所谓"艺术地掌握世界"。 科学并不比直觉、巫术、直观高级多少，它只是一个纬度而已，能力也有限。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这种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在发生顺序上虽然早于逻辑思维，但它的非逻辑特征并不能说明它在比逻辑思维落后或逊色，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和卡冈所指出的，它们是并驾齐驱的两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现在人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就是只有逻辑严密的推理形式才能算得上思维。如果我们仅仅用理性思维或逻辑思维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肯定回答得出它原始落后等片面性结论。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同样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且具有天然的审美特性。偶对这一点坚信不移，而且觉得世人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总有一天要土崩瓦解。只是，偶不希望有任何形式的激烈变革，潜移默化地一点点修正人们的思维是偶喜欢的一种方式。

中国的萨满教巫术分布在中国，萨满教巫术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地区也有神汉和神婆，但他们的传承不甚稳定，真实性和有效性也广受怀疑。据社科研究人员调查，至今仍保有萨满教巫术传统的民族有：蒙古族、满族、塔吉克族、达斡尔族、锡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藏族、珞巴族、纳西族、摩梭族、苗族等。理论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它没有系统的教义、教规、经文，人们只能从巫师的巫术实践中窥探它的理论基础。中国的萨满教巫术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万物有灵说。世间万物都有生命，都是一个整体里面的部分。动物、植物、乃至山河湖海，都能和人沟通。灵魂说。灵魂是人的主宰，它可以暂时或永久地离开肉体，也可以独立地存在。巫师的灵魂可以漫游于迷幻世界，而精灵也可附着在巫师身上，借巫师的肉体表达其意志。凡人的灵魂受恶灵侵扰时会引致疾病。人灵分界说。人居人界，灵居灵界。巫师可以前往灵界探访，得到精灵的指点和教诲。精灵说。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保护精灵，每个巫师也有自己专属的“协作”精灵。巫师作法时需要精灵协助。巫师需要按期祭祀有关的精灵，否则会招来灾难。 特点中国的萨满教巫术有如下特点：曾受其它宗教影响。在与其它宗教互动的过程中，许多民族的萨满教巫术都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如，蒙古族的巫术吸收了佛教的元素，塔吉克族的巫术吸收了伊斯兰教的元素，藏族和摩梭族的巫术吸收了藏传佛教的元素，汉族的巫术吸收了道教的元素，等。政府甚少给予支持。萨满教的巫师是通神者。在有的历史时期，巫师会有机会担任国师。但在更多的时候，巫术受到的是漠视和打压。身为“真命天子”的皇帝直接传达天意，无须中介，通神的巫师只能削弱皇帝的权威。同时，政府也担心巫师“妄言祸福”会影响社会稳定。1949年后，巫术更被视作是唯心主义的封建糟粕并备受压制。强调实用性。中国巫师的日常工作有医病、求雨、寻魂、驱鬼、祈福、诅咒等，处理的都是现实问题。就算是进入灵境旅行，也多数是为求教或寻魂。而美洲的巫师在这些实践之外，还有更多灵性上的追求。听凭天意而遴选门徒。长久患病的人会被送到巫师处检查，看他是否有责任传承巫道。如有，则他必须成为巫师的门徒。如拒绝，他的身体会一直不好。因此，许多巫师都只是“听从天意”而已，他们本身并不想做巫师。现状目前，在前述各少数民族地区，法力较大的巫师渐已老去。现存的少数巫师道行明显不如前人，愿意成为巫师的年轻人也少之又少。有些民族在由游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的转变过程中，失去了部落的结构，也失去了巫术的传承。许多巫术用具和萨满服装，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中国的萨满教巫术事业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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