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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薛综传》载右国史华覈上疏：“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差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及臣五人，访求往事，所共撰立，备有本末。昭、广先亡，曜负恩蹈罪，莹出为将，复以过徙，其书遂委滞，迄今未撰奏。臣愚浅才劣，適可为莹等记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袭孚、峻之迹，惧坠大皇帝之元功，损当世之盛美。”
早在吴大帝孙权末年（应在吴嘉禾、赤乌、太元等年号之间）吴国就已开始修纂国史，当时负责撰写《吴书》的是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而后来在吴末帝孙皓时被另一位史官右国史华覈斥责无史学之才，说他们编写的内容没有什么可纪录下来的。并且自谦如果只让自己担任史官的话，恐怕会延续丁孚、项峻的错误，导致让孙权的功劳不显，有损当前之盛世。
华覈也曾提到自己只能“记注”，即记录、标注史实资料，然而具体撰写、成文应当找拥有“记述之才”的“涉学既博”、文章尤妙”之人，这是因为史书除了有记载历史的功能外，更含有本国立场、针砭时弊、推贤举能、抑恶扬善等效用。

《志林》：吴之创基，邵为首相，史无其传，窃常怪之。尝问刘声叔。声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应立传。项峻、丁孚时已有注记，此云与张惠恕不能。后韦氏作史，盖惠恕之党，故不见书。”
据晋时会稽虞喜所著《志林》中自己所述，认为吴国的第一位丞相孙邵在韦曜《吴书》中没有传记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刘声叔回答道项峻、丁孚写《吴书》的时候就记录了孙邵与张温不和之事，韦曜是张温一派的人，后来在作《吴书》的时候就没有将他写入书里。
韦曜《吴书》可见《三国志韦曜传》，其云“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太史令，撰吴书，华覈、薛莹等皆与参同。孙休践阼，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这和《薛莹传》中华覈上疏内容同，又《步骘传》载“周昭者字恭远，与韦曜、薛莹、华覈并述吴书，后为中书郎，坐事下狱，覈表救之，孙休不听，遂伏法云。”
这就验证了项峻、丁孚并不是不能够秉笔直书，相反他们记录了张温、孙邵之间的不和睦，然而后来韦曜等人却回避了这个问题并未将孙邵载入史册，如华覈所说直笔之人未必有史学之才。有史学之才往往会懂得一些春秋笔法，为尊者讳，将一些不太好明说的事情用声东击西、明褒暗贬、旁敲侧击等方式委婉地表现出来，简而言之，这就是史家的文字功底和艺术。

韦曜《吴书》：谦父，故馀姚长。谦少孤，始以不羁闻於县中。年十四，犹缀帛为幡，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皆随之。故苍梧太守同县甘公出遇之涂，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住车与语，甚悦，因许妻以女。甘公夫人闻之，怒曰：“妾闻陶家儿敖戏无度，如何以女许之？”公曰：“彼有奇表，长必大成。”遂妻之。
谦性刚直，有大节，少察孝廉，拜尚书郎，除舒令。郡守张磐，同郡先辈，与谦父友，意殊亲之，而谦耻为之屈。与众还城，因以公事进见，坐罢，磐常私还入，与谦饮宴，或拒不为留。常以舞属谦，谦不为起，固强之；及舞，又不转。磐曰：“不当转邪？”曰：“不可转，转则胜人。”由是不乐，卒以构隙。谦在官清白，无以纠举，祠灵星，有赢钱五百，欲以臧之。谦委官而去。
会西羌寇边，皇甫嵩为征西将军，表请武将。召拜谦扬武都尉，与嵩征羌，大破之。后边章、韩遂为乱，司空张温衔命征讨；又请谦为参军事，接遇甚厚，而谦轻其行事，心怀不服。及军罢还，百寮高会，温属谦行酒，谦众辱温。温怒，徙谦於边。或说温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见重於公，一朝以醉饮过失，不蒙容贷，远弃不毛，厚德不终，四方人士安所归望！不如释憾除恨，克复初分，於以远闻德美。”温然其言，乃追还谦。谦至，或又谓谦曰：“足下轻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释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辞以谢之。”谦曰：“诺。”又谓温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责，思在变革。谢天子礼毕，必诣公门。公宜见之，以慰其意。”时温于宫门见谦，谦仰曰：“谦自谢朝廷，岂为公邪？”温曰：“恭祖痴病尚未除邪？”遂为之置酒，待之如初。
曹公父於泰山被杀，归咎於谦。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诏曰：“今海内扰攘，州郡起兵，征夫劳瘁，寇难未弭，或将吏不良，因缘讨捕，侵侮黎民，离害者众；风声流闻，震荡城邑，丘墙惧于横暴，贞良化为群恶，此何异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讬身他方，携白首於山野，弃稚子於沟壑，顾故乡而哀叹，向阡陌而流涕，饥厄困苦，亦已甚矣。虽悔往者之迷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连众结，锋镝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见系虏，是以阻兵屯据，欲止而不敢散也。诏书到，其各罢遣甲士，还亲农桑，惟留常员吏以供官署，慰示远近，咸使闻知。”谦被诏，乃上书曰：“臣闻怀远柔服，非德不集；克难平乱，非兵不济。是以涿鹿、阪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师，有扈、鬼方、商、奄四国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扬威以弭乱，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黄巾乱治，受策长驱，匪遑启处。虽宪章敕戒，奉宣威灵，敬行天诛，每伐辄克，然妖寇类众，殊不畏死，父兄歼殪，子弟群起，治屯连兵，至今为患。若承命解甲，弱国自虚，释武备以资乱，损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罢，明日难必至，上忝朝廷宠授之本，下令群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强幹弱枝遏恶止乱之务也。臣虽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报，所不忍行。辄勒部曲，申令警备。出芟强寇，惟力是视，入宣德泽，躬奉职事，冀效微劳，以赎罪负。”又曰：“华夏沸扰，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职贡多阙，寤寐忧叹，无日敢宁。诚思贡献必至，荐羞获通，然后销锋解甲，臣之愿也。臣前调谷百万斛，已在水次，辄敕兵卫送。”曹公得谦上事，知不罢兵。乃进攻彭城，多杀人民。谦引兵击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谦。公引兵还。
谦死时，年六十三，张昭等为之哀辞曰：“猗欤使君，君侯将军，膺秉懿德，允武允文，体足刚直，守以温仁。令舒及卢，遗爱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赖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宁。唯帝念绩，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启土溧阳。遂升上将，受号安东，将平世难，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丧覆失恃，民知困穷。曾不旬日，五郡溃崩，哀我人斯，将谁仰凭？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呜呼哀哉！”谦二子：商、应，皆不仕。

裴松之注《三国志陶谦传》时引用了韦曜《吴书陶谦传》中的上述五段内容，引起后人很多争议的是这五段内容与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中陶谦本传的叙述手法和评价似乎颇为不同。
《三国志陶谦传》：是时，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而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琅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下邳阙宣自称天子，谦初与合从寇钞，后遂杀宣，并其众。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馀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谦退守郯。太祖以粮少引军还。兴平元年，复东征，略定琅邪、东海诸县。谦恐，欲走归丹杨。会张邈叛迎吕布，太祖还击布。是岁，谦病死。
范晔《后汉书陶谦传》记载大抵与陈志同，故不引。
在范书、陈志《陶谦传》当中传首都很简略得记载了陶谦早年的一些经历，如为诸生，仕州郡，讨边章、韩遂，平徐州黄巾，以及正面宣传他“是时四方断绝，谦每遣使闲行，奉贡西京”（《后汉书》）的尊重汉朝的行为，也算是铺垫了他被封为徐州牧的原因。然而后面的事例则几乎全部以贬为主，如不理政事，昏庸无能，滥用刑罚，轻贤慢士，信任小人，甚至陶谦还勾结下邳阙宣等贼寇为祸，徐州遂沦为乱阶。后来在曹操势如破竹般进攻、打击下，陶谦兵败如山，逃窜流亡而死。

《三国志集解》载周寿昌评论曰：陶谦此传恐多过甚之辞，非实录。谦性刚直，谓过傲则有之，未必至于疏名士而任小人。且既举赵昱茂才、迁广陵太守，何云疏之？其任曹宏，究未闻有显擢。阙宣作乱，谦自应讨而杀，何得云与合寇钞，而复杀宣？后降其军，何得云并其众？魏武不尝降黄巾数十万为青州军邪？盖谦士卒杀曹嵩全家，为所深恨，时载记者多魏臣，不惜诬谦以媚操，故肆诋之如此。观注引《吴书》张昭等哀辞末有云“丧覆失恃，民知困穷。曾不旬日，五郡溃崩”，时谦已死，昭尚何用谄谀？乃其哀且如是，可以考其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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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周寿昌质疑《三国志陶谦传》的内容不实，理由是陶谦手下杀了曹操父亲曹嵩全家，曹操打着为父报仇的旗号讨伐陶谦，后来曹魏使臣为了献媚曹操而诬陷陶谦之辞甚多。周寿昌之所以有诸多质疑，本质上还是因为韦曜《吴书》里陶谦完全是以另外一种形象示人的，特别是末尾还有吴国名臣张昭祭陶谦的诔文，其辞甚为哀切、痛惜，都引导人们认为似乎历史上的陶谦不可能那么“坏”，所以也就应该还是个“好”人。应该以《吴书》中传记内容为准。
亦有人认为历史上陶谦对待士人、豪杰的态度并不算好，如《张昭传》载张昭曾被陶谦抓捕，《吕范传》载吕范曾被陶谦认为是袁术的觇候而被用刑，《后汉书许劭传》记载许劭批评陶谦“陶恭祖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待吾虽厚，其埶必薄。不如去之”，以及陶谦还有重用笮融等贼人之事。这些都很难让人相信《吴书》记载陶谦的形象是真实的，大概吴国与曹魏为敌，故意鼓吹陶谦是以丑化曹操为目的，特别是记载了曹操大量真真假假黑料的《曹瞒传》亦出自吴人之手，所以这就成为了《吴书》塑造陶谦英雄形象的动机。
本人以为此二派之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为大都是围绕《吴书》、《三国志陶谦传》哪个记载更真实而引发的讨论，却很少有人提及《吴书》中到底都是从什么角度去描述陶谦这个人的。

《吴书》这里是极不可信的。
《后汉书》对曹操是有微词的，可见，《后汉书》并无曲意偏向曹操的主观。若《三国志》有失偏颇，那么，明明有《吴书》为参考，范晔为什么仅与《三国志》相一致而不顾《吴书》呢？解释不通。
《吴书》之不可信，是颇能理解的。东吴孙氏与陶谦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其第一代领导人孙坚曾与陶谦结成同盟，这个同盟恰恰以曹操、袁绍、刘表等为敌的。而曹操与陶谦之间的仇怨，也正是源于两个同盟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 《吴书》作为东吴官方史籍，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出东吴官方立场，必然要抬高陶谦、敌视曹操等。
《吴书》中有关曹嵩之死的记载，充分暴露了自身的不可信。
《吴书》出于亲陶谦的立场，将陶谦谋杀曹嵩，记载为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张闿因贪财而行凶。这个记载不合逻辑，实为欺人之谈。
试想，陶谦与曹操处于敌对、战争之中，曹嵩就是为了防止遭到陶谦的毒手才举家奔兖州，陶谦如果没有害曹嵩之心，你听任曹嵩离去就够了，何必还非要主动派遣两百骑兵去护送？
好，姑且就算陶谦是想通过主动护送曹嵩来示好曹操，欲改善兖州、徐州之间的敌对关系。若陶谦果真有此善意，则一定会派亲信部将执行这一不寻常的行动吧？毕竟，你陶谦与曹操，是处在交战状态的。怎可派一贪财小人去执行这种特殊任务？你陶谦脑瓜子须没有淋雨。

裴注韦曜《吴书》中有关陶谦的部分内容大致可以总结为少年壮志、为官清正、不畏权贵、义正言辞和盖棺定论等五部分。
第一部分：少年壮志
《吴书》记载陶谦自幼为人豪放不羁，一直是本县的“孩子王”，长大后被同县故苍梧太守甘公相中欲为女婿，甘夫人不乐意，但是甘公认为陶谦日后必成大器因此将女儿许配给他。
先说陶谦小时候这种事迹其实就是史家用以称赞传主自幼奇志的笔法，像《三国志先主传》载“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馀，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於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叔父子敬谓曰：‘汝勿妄语，灭吾门也！’”
又如《三国志武帝纪》载“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裴注《曹瞒传》则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於嵩。”
应该说像曹操、刘备这类人小时候都不是太被人们看好，甚至被自己宗人亲属贬低，大概就是因为他们不务正业，有自己的主意，而偏偏从事后来看他们又都创建了各自基业，虽然君王小时候的事迹未必全部为真，但是至少说明史家多以为此类人物从小就非常人所及，正是“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又韦曜《吴书》曰：“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也是为了说明孙坚这种不拘小节，有远大志向的天生奇人，除此之外还有描写孙坚出世前的各种异象，都是为了衬托孙氏未来能够在江东成就一番伟业而设计的。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年轻时常违抗长辈、长官意志的孙坚去对比陶谦
《三国志孙破虏传》：年十七，与父共载船至钱唐，会海贼胡玉等从匏里上掠取贾人财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进。坚谓父曰：“此贼可击，请讨之。”父曰：“非尔所图也。”坚行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罗遮贼状。贼望见，以为官兵捕之，即委财物散走。坚追，斩得一级以还；父大惊。
《吴录》：是时庐江太守陆康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遣使求救於坚。坚整严救之。主簿进谏，坚答曰：“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越界攻讨，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乃进兵往救，贼闻而走。
孙坚十七岁的时候违背父命，擅自持刀去对抗追捕海贼，并斩下一贼首级，从此扬名。又庐江太守陆抗从子为宜春长被贼人围攻，时为长沙太守的孙坚竟然越州界（从荆州讨扬州贼）扑讨，遂救了宜春城。
这两件事都是孙坚刚烈、特立独行的一种体现，他并不在乎他父亲和荆州刺史怎么去想自己，单纯地遇见机会便采取行动，这种有勇气又略带鲁莽的脾性在乱世中常常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和相对等的风险。因此孙坚在讨伐黄巾时“乘胜深入，於西华失利。坚被创堕马，卧草中”（《吴书》），后来攻打刘表时“乘胜夜追祖，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典略》），或云“轻骑寻山讨公。公兵下石。中坚头，应时脑出物故”（《英雄记》）。可以说孙坚多次遇险，最终壮年遇难都是时也命也，但是往好处想，若没有这种性格以成就事业又如何能为儿子孙策、孙权铺路呢？
再者孙坚为官时，也是“历佐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乡里知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江表传》），“坚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敕吏曰：‘谨遇良善，治官曹文书，必循治，以盗贼付太守。’”（《魏书》）。
综上所述陶谦、孙坚无论个性还是为官都有极大相似之处。

第三部分：不畏权贵
《三国志陶谦传》载“徵拜议郎，参车骑将军张温军事，西讨韩遂”，《吴书》则记载了中平年间张温讨边章、韩遂前与陶谦的私人关系。在出征前张温尚为司空，出征后则领车骑将军，故《吴书》言“司空张温”。
《吴书》说张温对待陶谦的礼遇极厚，但是陶谦却“轻其行事，心怀不服”，到出征回来后陶谦在群僚大会上竟当众羞辱张温，张温因此非常难堪，怒而决定将陶谦迁徙到边塞。虽然《吴书》并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陶谦看不起张温，大概大多数人还是以为陶谦个性傲慢甚至狂妄所致，不过根据当时一些实际情况还是能略析一二。
《三国志孙破虏传》：中平三年（应为二年），遣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西讨章等。温表请坚与参军事，屯长安。温以诏书召卓，卓良久乃诣温。温责让卓，卓应对不顺。坚时在坐，前耳语谓温曰：“卓不怖罪而鸱张大语，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陇蜀之间，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坚曰：“明公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於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诛，亏损威刑，於是在矣。”温不忍发举，乃曰：“君且还，卓将疑人。”坚因起出。章、遂闻大兵向至，党众离散，皆乞降。军还，议者以军未临敌，不断功赏，然闻坚数卓三罪，劝温斩之，无不叹息。

孙坚也参与了这次中平年间西征行动，并且参车骑将军张温军事，与陶谦略同（《后汉书陶谦传》载陶谦为军司马）。当时孙坚见董卓言语不顺，列举了其人“三大罪”并要求张温杀掉他，张温没有听从，后来人都为之叹息，有可能当时参军事陶谦亦在座，他也赞同孙坚的看法。
《后汉书朱俊传》：俊以河南残破无所资，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玺行车骑将军。、、、及董卓被诛，傕、汜作乱，俊时犹在中牟。陶谦以俊名臣，数有战功，可委以大事，乃与诸豪桀共推俊为太师，因移檄牧伯，同讨李傕等，奉迎天子。
从后来陶谦积极支援、声援汉朝名将朱俊来看，陶谦应当对董卓等凉州军阀也甚为不满。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陶谦本身看不起张温用兵风格，且出师不利、无功而返。
《山阳公载记》：卓谓长史刘艾曰：“、、、孤语张温，求引所将兵为慎作后驻。温不听。孤时上言其形势，知慎必不克。台今有本末。事未报，温又使孤讨先零叛羌，以为西方可一时荡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别部司马刘靖将步骑四千屯安定，以为声势。叛羌便还，欲截归道，孤小击辄开，畏安定有兵故也。、、、温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坚，自攻金城，坏其外垣，驰使语温，自以克在旦夕，温时亦自以计中也。而渡辽儿果断蔡园葵园，慎弃辎重走，果如孤策。、、、”
根据董卓跟长史刘艾的对话判断，张温既完全不懂军事，又“以为西方可一时荡定”、“温时亦自以计中”这种盲目乐观的心态，不听麾下将帅参谋们的谏言，《后汉书刘陶传》载刘陶上疏“将军张温，天性精勇”，观其人用兵种种可谓刚愎自用。所以张温不能用孙坚之计为国家除去董卓这等大患，又不能用董卓之计为汉朝平关陇羌胡之乱，且张温曾拒绝张玄趁势翦除黄门宦官的建议（详见《后汉书张玄传》），可见张温其人名声虽隆，为人忠厚，或可呼为君子，但实难称之为名将。
那么，陶谦看不起张温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这件事情的后续就是有人在张温、陶谦之间和稀泥，一边劝说张温应该容忍陶谦这样的人，另一边又劝陶谦应该向张温道歉。最后二人于宫门相见，陶谦依然倔强地说“我这是向朝廷道歉，不是向您道歉”，张温置酒与之和好如初。
应该说陶谦所谓“自谢朝廷”不过是为了凸显自己的公义之心，同时也是为了表达决不肯向三公权贵低头的姿态。孙坚也曾有过因军粮不济而怒斥袁术的行为。
《三国志孙破虏传》：是时，或间坚於术，术怀疑，不运军粮。阳人去鲁阳百馀里，坚夜驰见术，画地计校，曰：“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雠。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谮润之言，还相嫌疑！”术踧唶，即调发军粮。
孙坚连夜疾驰百里路见到袁术，指着地和袁术商量，并且陈述自己上为国家效劳，下为袁氏报仇，与私人利益无关。孙坚这种说法算是抢占了道德高地，并且言语也十分激切，所谓的“画地”其实是下对上的一种不礼貌行为。
《后汉书韩歆传》：歆又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
《后汉书董宣传》：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乃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棰杀之。
《新五代史王彦章传》：彦章驰至京师入见，以笏画地，自陈胜败之迹，岩等讽有司劾彦章不恭，勒还第。
自两汉到唐末后梁及后世，臣属不管当着皇帝、贵戚还是上级做敲打、比划地面等动作显然都是不恭，当时孙坚无论出身、官职、地位还是从依附关系来看明显都低于袁术，故而孙坚本意虽佳但仍失当，然亦足够使四世五公的袁术感到自己的震慑力从而不敢再背后耍花招了。

第四部分：义正言辞
《吴书》记载了曹操进攻徐州之事，不过可谓之巧于造字，比如“曹公父於泰山被杀，归咎於谦”，另外裴松之注《武帝纪》兴平元年处也引《吴书》云“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於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於陶谦，故伐之”。这里韦曜等吴国史官统一口径称曹操将父亲的死“归咎”陶谦，也就是类似于单方面的指责，事实并不一定如此，而《吴书》又记载陶谦似乎本意是为了护送曹嵩等人，只是派遣的张闿起了歹心，这个不能完全责怪陶谦。
然而考察诸传，如《后汉书曹腾传》载“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后汉书应劭传》载“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后汉书陶谦传》载“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我们先不必论曹、陶交战究竟谁先动手攻击对方，陶谦害曹操之父是否妥当，单说陶谦绝对是有参与其中，完全不能排除陶谦是故意指使手下以“劫掠”为名“误杀”曹嵩全家，制造了一个“意外”事件。就算如《吴书》所云，陶谦也很可能是假意派手下去“护送”曹嵩，实为追杀，这样《吴书》的“都尉张闿将骑二百”也算和《应劭传》的“轻骑”对应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