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坞壁的产生及其基本特点
     秦汉时代，乡、亭、里既是政丨府的基层行政组织，也是人民的生产生活单位，其外有城栅，内部设有公署监狱，置吏管理户籍课役，开闭扫除，逐捕盗贼等事。城内聚居与行政单位相统一，是其重要特点、对此，清代学者早有所论，当无疑义。[1]
     动丨乱时代，乡亭里成为掳掠财富与人口的目标，常遭兵燹。所以，城内百姓便在乡里大族率领下，逃往山林陂泽，聚众凭险自卫，从而形成“坞壁”。王莽末期，樊宏“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2]冯鲂“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3]第五伦聚众，“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褒，褒见而异之，署为吏”，[4]由此可知，坞壁早在王莽时代就已出现，此后，每逢大的战乱均可见到，如曹操部将李典和许褚原来都是坞壁主。这是坞壁出现的时代特点。
     坞壁的分布范围极广，并不限于中原或汉族地区。马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5]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6]“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寺塔”。[7]坞壁泛滥，莫过于五胡十六国时代。那些互不统属的民族，犹如一群追逐水草的野马，恣意纵横奔突，在如雨的铁蹄下，中原传统社会组织随着一个个城邑的陷落而分崩离析，失去任何保护的汉丨人几乎是出自求生的本能，纷纷逃离成为战场的乡里，辗转流徙于各地。他们在西晋残余将官或乡里豪强的统率下，结成一个个独立的组织，各自为战，力求自保。“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8]，自卫性质的坞壁聚垒遍布于中国各地，这是坞壁在地域上广泛分布的特点。
     坞壁既是为逃避战乱而建，故大多设立于远离城邑的山林川泽地带。例如，洛水流经的檀山，“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一合坞，“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惟筑西面即为固。”此外，如云中坞、合水坞等坞名所示，[9]坞壁一般建在易守难攻之地。《资治通鉴》“永嘉四年七月”条，胡三省注释坞壁道：“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为坞主”；《后汉书·刘玄传》“离乡聚”之李贤注也说：“离乡聚谓诸乡聚离散，去城郭远者”；以及李流起义时“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的事例所见，[10]坞壁乃是从国家地方行政组织脱落出来的宗族流民自治组织，从秦汉的乡亭里到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实为动丨乱年代社会基层组织的一大演变。


     这种建立在贫弱相助、有无相通原则上的规约，以及学校等公共设施，表现出浓厚的共同体理念。坞壁下有邑里之类的基层组织，选贤任能，秩序井然。严酷的环境，逼使坞壁内部紧密团结，故坞主与其下属的关系，不仅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而且还存在某种相互依存的义气人情。如田畴助魏破乌丸，曹操想用封官来犒赏其功，但田畴誓死不受，“自以始为居难，率众遁逃，志义不立，反以为利，非本意也。”坞壁内部以坞主一族为宗家，以坞民为宗子，以宗姓为标志，视宗祠为神圣，由此产生许许多多用族姓命名的集团或地名。于是，现实权力关系与共同体理念的结合体又蒙上了同姓共祖的模拟血缘关系的面纱。
     如果说天下大乱和社丨会黑暗，使得个人生命和正当权利失去保障而不得不依赖私人武装的庇护，是坞壁兴起的外在要因，那么，当政局相对安定，国家职能日益发挥作用，而坞壁的主要功能也由武装自卫转变为日常生产活动之后，坞壁或强宗大族垄断乡曲的局面能够长期保持下来，则自有其内在原因。《晋书·苏峻传》记载：“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遣长史徐玮宣檄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远近感其恩义，推峻为主。”苏峻得到诸屯拥戴，除了实力最强的因素外，还在于推行“王化”，使“远近感其恩义”两点。
     行“王化”也就是以儒家宗法原则统辖坞壁。《宋书·王懿传》说：“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北方原来就重同姓宗法关系，在坞壁内部更是如此。前述庾衮事例里，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聚禹山，以其心腹为坞壁内的邑长、里贤，将坞众编为部曲，使整个坞壁笼罩于宗法关系之下，并律之以“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的大义，组成坚强的团体。这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具体运用。所以，在社会分裂为坞壁林立的情况下，随处可见的是宗族社会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大幅度加强。
     与宗法关系相辅相成的，是通过贯彻儒家共同体理想而重组乡里社会，郗鉴在乡里“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12]祖逖率众南迁时，“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13]庾衮在坞壁内“均劳逸，通有无”，使“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魏晋南北朝时代新起的强宗大族与以往腐朽的世族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他们深深地扎根于乡村，与乡党民众生活在一起，通过实行一些扶弱济困、有无相通的“恩义”措施，造成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观念，从而获得其诚心归依，奠定了垄断乡村的权力基础。特别是在个人权利和社会公正得不到保障的时代，政丨府的苛政甚于豪强的剥削，驱使农民大量流入豪门，更加强了乡村豪族的地位。例如，萧梁的张孝秀“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14]形成豪族与政丨府争夺劳动人手与控制乡村的局面。
     从坞壁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强宗大族能够控制乡村，还在于贯彻某些体现共同体观念的原则。这实际上蕴含着对社丨会黑暗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以及构建未来社会的养料。因此，如何将某些原属于乡村社会的观念原则提升为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及其政策措施，将是关系到新政权统一安定而必须认真解决的重要课题。


[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卷22，“乡里”（第783页）、“亭”（第785～786页）诸条论之甚详。
[2]《后汉书》卷32，《樊宏阴识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65年版，第1120页。
[3]《后汉书》卷33，《朱冯虞郑周列传》，第1147页。
[4]《后汉书》卷41，《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第1395页。
[5]《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第828页。
[6]《三国志》卷11，《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版，第350页。
[7]《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3032页。
[8]《晋书》卷100，《苏峻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2628页。
[9]以上见《水经注》卷15，《洛水·伊水· 水·涧水》，岳麓出版社，1995年版。
[10]《晋书》卷120，《李流载记》，第3030页。
[11] 见罗振玉编《鸣沙石室佚书》。
[12]《晋书》卷67，《郗鉴传》，第1797页。
[13]《晋书》卷62，《祖逖传》，第1694页。
[14]《梁书》卷51，《处士·张孝秀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3年版，第752页。。
[15]《晋书》卷110，《慕容俊载记》，第2839～2840页。
[16]《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第2926页。
[17]《晋书》卷63，《魏浚传附族子该传》，第1713～1714页。
[18]《魏书》卷40，《陆俟传附陆传》，第904页。
[19]《通典》卷3，《乡党》引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版，第62页。
[20]《资治通鉴》卷157，“梁武帝大同三年（537）十月”注，中华书局校点本，1956年版，第4886页。
[21] 分别见《资治通鉴》，“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十月”记载：“东魏行台薛义等渡河据杨氏壁；（胡注：据《薛端传》，杨氏壁在龙门西岸，当在华阴、夏阳之间，盖华阴诸杨遇乱筑壁以自守，因以为名。）魏司空参军河东薛端纠帅村民击却东魏，复取杨氏，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苏景恕镇之”；“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十二月”记载：“洛阳以南寻亦西附。丞相泰即留（外兵郎中天水权）景宣守张白坞，（胡注：坞在宜阳西北。《水经注》：“河内轵县有张白骑坞，在水北原上，据二溪之会，北带深隍，三面阻险，唯西面板筑而已。）节度东南诸军应关西者。”
[22] 李贤墓志记载：“十世祖俟地归，聪明仁智，有则哲之监，知魏圣帝齐圣广渊，奄有天下，乃率诸国定扶戴之议。凿石开路，南越阴山。竭手爪之功，成股肱之任。建国     拔，因以为氏。”（《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11）“     拔”即“拓跋”，可知李氏实为鲜卑拓跋族人。
[23] 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中译本收于夏日新、韩、黄正建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中华书局，1992年版。
[24] 宫崎市定自1923年起，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中国都市国家的论文，其代表作后来收入《中国古代史论》，日本，平凡社，1988年版。
[25] 堀敏一《魏晋南北朝时代の村をめぐって》，收于《中国の都市と农村》，日本，汲古书院，1992年版。
[26]《唐六典》卷3，《户部》，中华书局校点本，1992年版，第73页。
[27]《通典》卷3，《食货三·乡党》，第63～64页。
[28]《隋书》卷73，《循吏·公孙景茂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3年版，第1681页。。
[29] 分别见《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中华书局校点本，1972年版，第63页。）和《隋书》卷46《杨尚希传》（第1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