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原始社会 第一节 旧石器文化与日本人的起源 一、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 日本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北角，是我国东方的一个岛国。 在洪积世(注1)的大部分时期内，日本与大陆相连。大约在洪积世晚期至冲积世(注2)初期，日本各地发生海进，出现日本海，先后形成朝鲜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从此，日本逐渐脱离大陆。到冲积世末期，日本各地海岸线向里后退，距今约1万年前，成为今天的日本列岛。 在日本列岛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其数达1000处，分布范围很广，从北海道到南九州，遍及全日本。这里只介绍几个重要的遗址。 1949年相泽忠洋在群马县新田郡笠悬村岩宿的赤土层(注3)发现人类加工的黑曜石碎片。随后由明治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发掘，发现手斧、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这个遗址被称为“岩宿文化”。它是开始制造陶器以前的文化，比绳纹陶器文化要早。岩宿文化揭开了研究日本旧石器时代的序幕。 发现岩宿文化2年之后，即1951年，发现丁东京都板桥区的茂吕遗址。 1960年芹泽长介等人对长崎县佐世保市北松浦郡吉井町的福井洞穴进行发掘，出土石器、爪形纹和隆线纹陶器。这是日本最早的陶器，用放射性炭素法测定，为时约当13600年前。 1964年芹泽长介等人发现了大分县日出町早水台遗址，有石英制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旧石器出土。这种石器被推定为第三间冰期(注4)的，属于前期旧石器。 1965年芹泽长介等人又发现了枢木县板木市星野遗址，属前期旧石器。据研究，星野遗址的下层文化与我国周口店上层文化有关连。(注5) 除以上外，1959年在大分县丹生高地发现了砾石石器、石核、石片等旧石器。据研究，出土石器的地质年代可能是第三间冰期，器形属于分布在东亚、南亚一带的前期旧石器文化，并具有周口店文化的共同特点。但有些学者以石器出土的地层不明为由，持怀疑的态度。还有从群马县势多郡新里村鹤谷、不二山出土的石器以及群马县权现山I文化层出土的石器也被认为是前期旧石器。 二、日本人的起源 迄今日本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近1000处，但有人骨化石出土的不满10处。化石人主要的有明石人(注6)、葛生人(注7)、牛川人(注8)、三日人(注9)、浜北人(注10)、圣岳人(注11)、帝释观音堂人(注12)等。 这些人类是从哪里来的?诸说不一。(注13)根据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日本化石人的故乡不是单数，而是复数，至少是从南北两方 面来到日本列岛的。那时日本还是大陆的一部分，中国人来到日本比较方便。据研究，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有可能是中国北部北京猿人的后裔，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步经由朝鲜来到日本。(注14) 我国古脊椎动物学者斐文中指出，日本早水台遗址中出土的旧石器在原料、器形、制作方法等方面，与北京周口店第15地点的文化遗存有许多共同之处。在鹿儿岛上场遗址中发现的石球与中国谗家窑遗址中出土的石球属于同一类型。从许家窑遗址中发现的尖状器、刮削器同坜木县星野遗址第7、第8层中出土的同类石器非常相似。野民湖底的长石片和用长石片制成的刮削器具有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洞沟遗址的长石片工艺的某些特征。(注15)。芹泽长介认为，从早水台遗址下层、岩宿遗址零层、星野遗址下层中发现的旧石器是属于中国周口店文化的类型。至今发现的属于这种类型的遗址大部分在关东以西。(注16)贾兰坡认为，新石器时代日本人的下颊骨具有中国猿人“下额圆枕”的特点。(注17)从语言学上看，日本语在语法结构、音韵组织方面具有蒙古语和朝鲜语的一些共同特点。再从地质学上看，洪积世的日本同亚洲大陆相连，西日本又同中国、朝鲜接近。从上述看来，日本化石人是从中国移入的这一推想有其一定的道理。 长谷部言人主张日本化石人是华南化石人之一支，在洪积世从华南移到日本。今村丰曾对华南地方的现住居民进行过生物体测定，在数值上和现代日本人很近似，特别头形指数和华南人很接近：古烟种基还用血型决定人种的方法。测验结果，日本人的血液O型占31．5％，A型37。3％，B型22．1％，AB型9．1％，而有与此相似的综合值的人种是中国湖南人和匈牙利人。(注18)因而有人大胆设想，现代日本人和现代华南人都是华南化石人产生出来的。(注19) 

第二章 奴隶社会 第一节 邪马台国——国家的起源 一、成立年代与地理位置 弥生时代中后期，约当公元1、2世纪(后汉中期)之际，日本出现了一个称为“邪马台”的大女王国。由于当时毡旧形尬淖趾屠芳窃兀荒艽又泄奈南椎玫剿得鳌?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 《三国志》中没有记述女王国的年代。据《后汉书·倭传》指出：“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共立为王。” 综合以上两种文献研究，可知卑弥呼为女王时是在后汉桓帝(147—167)、灵帝(168—188)时代，即2世纪40至80年代之际。女王以前还有一个男王统治70至80年，所以邪马台国成立年代约在2世纪初或1世纪末。 关于邪马台国的位置，众说纷坛，迄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邪马台国在近畿大和(今奈良)地区；另一种意见主张在九州，特别是北九州筑后(福冈市)山门郡一带。两说各有论据。 近来出现了从国家起源的决定因素来确定邪马台国位置的学说。中日一部分学者提出日本最早的国家应该形成在当时生产力最发达，人口众多的畿内大和地区。中国学者吴廷理认为：从地理方位看，《魏志》行文无法证明邪马台国位于奈良盆地，而从中日古文明传播路径的实际距离方面考察，只有北九州是最自然合理的地带；从时间差距考虑，畿内大和生产力趋于发达及皇室陵墓兴筑，至早应在4、5世纪的古坟时代，而这距离邪马台国时代已是100多年以后的事；另外，遗迹遗物也说明，3世纪前的实物(金印、铜镜、铜兵器)及水稻耕作主要都发现于九州；生产力的因素确实重要，但生产关系直接促进国家的形成，这已为中外历史所证明。因此，邪马台国在九州的说法是有力的。 二、生产情况与风俗习惯 邪马台国的经济，已进入农耕生活。《魏志·倭人传》记载：“种禾稻、芝麻；蚕桑、缉绩。”种稻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同传又指出“人性嗜酒”，说明已有足够的粮食。水稻耕作以外，还种桑、麻、大豆、小豆、绿豆等旱地作物。手工业开始从农业分工，“出细蔓、绣绵”尽斑布、倭锦等丝麻织物，更生产兵器、工具及珠宝、装饰等工艺品。但从整个邪马台国来看，还存在地域差异。如对马国“无良田，食海物自活”，壹支国“多竹木丛林……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 《魏志·倭人传》所谈到的生产情况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基本相同。随着水稻耕作的普及，人们定居下来，出现了村落、市集，人口逐渐增多。邪马台国有7万多户，其属国投马国有5万多户，奴国有2万多户，其他数干户不等。生产工具发达，弥生式后期邪马台国普遍使用铁器农具——铁锄、铁锹、铁镰等。这些遗物在福冈市的井民、长崎县的原迁、熊本县的下前原、大分县的下城等均有发现。 铁的使用进一步促进了冶炼技术的发展。衡量冶炼术水平的标志是铜锗（注2），因为制造青铜器比铁器要复杂得多。以前铜锗的发现除九州的福冈一例外，全部在畿内地区。1980年佐贺县鸟栖市安水田遗址中发现了铜锗模子(熔范)。1982年又在福冈市博多区席田赤穗浦遗址发现了铜锗模子。由此可以说明九州的铜器制作早，冶炼术的水平已相当高了。 当时日本人没有针、剪，穿的衣服还很简单，《魏志·倭人传》载，男子“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女子“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 同传又说“男子无大小，皆藏面文身”，“以朱丹涂其身，如中国有粉也”。这种原始民族的风俗不是全列岛流行，可能只限于沿海地区。 关于丧葬，《倭人传》说“有棺无停，封土作家”。这就是指古代九州流行的瓮棺葬和支石墓葬以后覆土其上而成的古坟。人死时，停丧10余日，不食肉，丧主哭泣，其他人歌舞饮酒。葬毕，全家到水中洗澡。 

绘画遗品有法隆寺玉虫厨子须弥座上的密陀绘（注45）《施身闻褐图》和《舍身饲虎图》。据传这个时期高句丽僧吴征来日传播染料、织、墨的制作方法。留下名字的画家有黄书画师、山背画师。 工艺品有法隆寺的玉虫厨子（注46），法隆寺金堂的天盖，法隆寺的狩狮纹锦(施有波斯式狮子狩猎图)及龙首水瓶(腑部绘有天马)等。中宫寺的天寿国绣帐（注47）也很有名。在玉虫厨子上有透雕的金银花蔓草纹，而这种花纹的源流可追溯到波斯、希腊、东罗马等地，可见西域文化也已通过中国传入日本。日本古代史[1]吴廷缪：《<魏志·倭人传>在日本》，《文史知识》1984年第6期。 [2]铜锗：青铜器，有认其祖型是古代中国的编钟或朝鲜的马锋，少数钢锋中悬挂着铜舌，因而被视为乐器，但多数具有祭祀用具的性质。 [3]汪向荣：《邪马台国》第1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吴廷缪：前揭书第92页。 [5]王金林：《古代日本》第98页，东京六兴出版社，1986。 [6]根据王仲殊研究，三角缘神兽镜为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所作。(见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第355——356页。) [7]田中家：《古镜》，东京讲谈社，1979。 [8]竖穴式石室：在长方形竖穴的周围，用石砌成墙壁，其上盖以石板的墓室。 [9]垣轮：用泥土烧成的陶制明器，有圆筒形和形象型两种。形象垣轮有人物、动物、房屋、器具等形状。 [10]横穴式石室：由安放棺材的墓室通往坟丘斜面入口处的平行隧道组成。 [11]日本古史编造的、连结神代与人代的第一代神武天皇由九州日向(今宫崎)率兵渡海东征，辛酉年(公元前660年)元旦即位于大和(今奈良)摄原宫的传说。 [12]日本古史编造的、景行天皇之于日本武尊西征熊袭(今九州南部的古日本部族)，东讨关东北部古虾夷部族进行统一国土战争的传说。 [13]《宋书·倭国传》。 [14]朝鲜学者否认当时在朝鲜存在日本的殖民地任那，他们认为公元1世纪以后，日本列岛上的“不少‘小国’是由三韩后裔和伽椰、新罗、百济人统治着”，在朝鲜半岛内的“三国和伽椰兴盛的时期，百济、伽椰、新罗等国也曾利用日本列岛上的这些属国桥朗的力量”。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朝鲜通史》上卷(第1分册)第10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15]好大王碑：高句丽长寿王于414年为纪念好太王(广开土王，公元391年——公元412年在位)功绩而建立的石碑，在今吉林省集安县。 [16]对于碑文中的“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口口口罗以为臣民”一段，朝鲜学者金扬亨的解释是便于辛卯年来，(高句丽)渡海破百残(济)。金氏认为，倭是北九州百济系的，辛卯年来是被百济所动员。见金锡亨著：《古代朝日关系史》第366——380页(劲草书房日译本，1972)。朴时亨的理解是倭于辛卯年来，(高句丽)渡海破之，百残(济)招倭侵(或联侵新)罗，以为臣民。见朴时亨著：《广开土王陵碑》，1966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在日朝鲜学者李进熙提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伪造碑文说。见李进熙著《好大王碑之谜》，讲谈社，1973。《好大王碑与任那日本府》，学生社，1977。 [17]参见渡部义通：《日本上古社会的特征》，《历史科学大系》I，第8——46页，校仓书房，1973；井上光贞：《日本古代史诸问题》第46——51页，思索社，1972；弥永贞三：《日本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8——29页，岩波书店，1980。 [18]《日本书纪》安闲天皇2年条。 [19][20]《日本书纪》安闲天皇元年条。据《汉书·成帝纪》注：“无符籍妄入宫曰阑。” [21]《日本书纪》继体天皇22年条。 [2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714页。 [23]国造：世袭地方官，一国或一郡之长。 [24]《隋书·倭国传》记载：“有军尼120人，犹中国牧宰，80户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长也，十伊尼翼属一军尼。”军尼指国，伊尼翼指稻置。井上光贞认为稻置是县主的姓。见井上光贞1大化改新》第65——68页，要书房，1954。 

奈良时代造纸技术相当发达。纸的品种有“谷纸”、“麻纸”、“斐纸”、“檀纸”、“宿纸”等。“麻纸”用于写诏书、佛经等。由遣唐使带到中国的日本纸，深受中国人的赞赏，唐玄宗就很喜欢用日本纸。[注3]漆，用于制造漆器和干漆佛像。由官营作坊生产，漆工采用螺钿、平脱、末金缕等技术，制造极其精美。商业发展。平城京设有东西两市，能内等地也出现了市，如大和的轻市、海石榴市、三轮，河内的饵香市以及摄津、伊势、近江、美浓、播磨、备后、纪伊、骏河、越后各有一市。和铜元年(公元708年)仿唐开元通宝铸造银币、铜币——“和铜开弥”。此后至10世纪铸造12种铜钱，这12种铜钱称为皇朝12钱[注4]。铸造和铜开弥之后，政府于和铜4年(公元711年)发布蓄钱叙位令，以奖励用钱。又采取用钱支给季禄，畿内及其周围各国用钱纳调等利于用钱的措施。但由于商品经济尚不发达，除了京畿内外，流通不广，交易仍以物交换为主。“和铜开弥”作为古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于公元1970年10月在中国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第二节 班田制的动摇与庄园制的产生一、班田制的动摇班田法与租庸调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8世纪后开始动摇。首先，由于土地不足，不能如数班田。畿内及其周围人多地少的地区尤为严重。养老7年(723)将奴婢的受田年龄提高到12岁。延历11年(公元801年)，6年一班改为12年一班。班田农民分得的土地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大都是下田、下下田等贫瘠土地。其次，因手续繁杂而不能按期班田。要进行班田必须受太政官的命令，造授口帐和校田帐，把它呈报太政官，经太政宫核定批准之后才能开始。在校田困难，行政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完成这一程序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所以班田不能按期进行，对新增的受田人口也不能班给口分田。沉重的椿役负担和公私高利贷的盘剥，使班田农民贫困不堪。每当青黄不接时，农民被迫接受国家贷稻(“公出举”)和私人贷稻(“私出举”)，利率竟分别高达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百。这种高利剥削不仅不能使农民维持再生产，反而更加贫困。据天平2年(公元730年)越前国(今福井县)义仓帐记载，在1019户中，920户即90％是等外户(最穷户)[注5]，。又据公元750年(或公元730年)安房国(今千叶县)义仓帐记录，415户中有等外户327，下下户69。山上忆良在《贫穷问答歌》中写道：“炉灶断青烟，釜蛛丝斑。奈何无米炊，相对泣无言。”这就是当时班田农民的生活写照。他们为了生存，采取多种形式的斗争。在申报户籍时，常把男子报为女子，正丁报为次丁，用这种虚报户籍的办法，逃避徭役和兵役。他们交纳的庸布粗糙得不能使用。当人们实在不堪忍受时，便背井离乡，逃亡他方。由于班田农民的逃亡，大量土地荒芜。据天平12年(公元740年)远江国浜名郡输租帐记载，1086町输租田中，227盯变成荒废田。政府采取种种手段，严禁农民逃亡。和铜2年(公元709年)朝廷禁止畿内及近江国“百姓”(指富裕农民)隐藏和役使逃亡者。灵龟元年(公元715年)又决定，凡逃亡他乡寄居3个月以上者，在当地负担调庸(“土断法”)，但逃亡的人数有增无已。神龟3年(公元726年)，山城国爱岩郡云上里和云下里的计帐记载，在431人中，有62人逃亡，其中包括不少丁女和奴婢。逃亡的农民和奴婢，渴望开垦荒地，成为自耕农，但多数无力开垦，少数开垦几亩地也被当地寺社、富豪兼并掉了；因此，其中有一部分人便铤而走险，进入山泽，打击豪强，被统治阶级诬称“盗”和“贼”，大部分则不得不进入贵族和寺社的领地。这些领地后来变成庄园，逃到这里的奴隶和农民成了庄民。二、庄园制的产生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奖励开垦，养老6年(公元722年)计划在东北地方开垦100万町步。[注6]次年(公元723年)颁布“三世一身法”，规定凡新修沟池开垦的土地多少不限归开垦者三代所有，而利用原有沟池开 垦的土地则只许开垦者一代所有。但这一法令没有达到政府预期的目的，因为垦田届时交给国家，所以“农民怠倦，开地复荒”。政府遂于天平15年(743)发布“垦田永世私财法”。该法令承认，按身份地位规定的限额之内开垦的土地为永久私有。[注]这一制度促使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迅速向封建土地私有制转化。贵族、寺院凭借财势，困占土地，驱使手下奴婢、邻近班田农民以及逃来的农民和奴婢进行大规模开垦。他们通常在垦地上修建管理者的住宅和仓库。

这样，平安前期班田农民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他们进行生产的最大障碍——徭役负担，大多变成国棚和庄园里的小名主，相对地获得了为提高自己生活所需要的有利条件。马克思指出：徭役地租是“最简单的和最原始的地租形扩闭，是建立在早期封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发展，劳动方式本洲原始性”[注7]的基础上的。实物地租同路役地租相比，“生产者已经有了较大的活动余地，去获得时间来从事剩余劳动，这种劳动的产品，同满足他的最必不可少的需要的劳动产品一样，归他自己所有”。[注8]这对于发挥生产者的劳动和改进生产技术的积极性很有作用。因此可以说，平安前期以来封建地租主导形式从徭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转换，是日本早期封建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第二节 庄园制的形成与经济的发展一、庄园“不输不入”化庄园除了以“神田”、“寺田”等不输租田为基础形成的外，原则上都是输租庄园，即庄园主必须从征收庄民的年贡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田租上交国家，并且在初期，庄民还被国家课以临时杂役等“国役”，庄园土地的调查权(“检田权”)也属于国衙，国衙的检田使和征税吏等各种“国使”有权进入庄园(“入部”)进行检田、收租和征调劳力。马克思说：“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注9]庄园主不能独占地租而必须把它分给国衙一部分，说明直至乎安前期庄园尚不具有完全私有地的性质。从9世纪起，贵族庄园主开始争取自己的庄园不输租化。他们借助自己的权势，设种种口实向政府申请庄园免租。政府一旦批准；便发放可不输租的“太政官符”和“民部省符”。这种手续称“立券庄号”，获得不输租特权的庄园称“官省符庄”。这种庄园出现于今世纪中叶。10世纪以后，庄园主又开始力争获得“不入”特权。“不入”原来仅指国衙检田使等不得进入庄园，后来它的涵义扩大到不承认政府在庄园里拥有司法权和警察权。其结果，取得不输租权、杂役免除权、不入权的庄园便完全排除了国衙的一切干涉，庄园主获得了统治庄园的一切权力，变为领主，庄园则成为他的私人领地。不输不入庄园自公元11世纪起迅速增多，至公元12世纪在日本各地已经到处皆是。二、封建领主等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10世纪以后，有别于自垦地型庄园的寄进型庄园逐渐增多。这是指通过接受“寄进”(进献)土地形成的庄园。原来地方开发领主为得到权力的庇护和借助这种权力使自己的庄园不输不入化，便往往把自己的庄园进献给中央贵族和大寺社，奉之为领主，称之为“领家”，分给庄园年贡的一部分，自己则保留“下司职”或“预所职”(均指庄官)[注10]，留在原地，管理庄园。如果“领家”以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同国司抗衡，则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贵族，奉之为“本家”[注11]，于是“本家”成了更高一级的领主。从而在庄园内部形成“本所职”一“领家职”，“下司职”这种层层瓜分年贡、土地的等级所有的体制。但是，庄园领主土地等级所有制既不同于后来武家领主等级所有制，也不同于西欧封建领主土地等级所有制。它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分封领地，下放土地所有权的方式，而是通过自下而上层层进献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形成的。而且这种土地等级所有制，由于进献者和受献者之间没有建立以私人武装组织为基于的严格等级关系(主从关系)，所以得不到强有力的保证。进献者和受献者间只是寄进契约所规定的关系，而这种规定主要是保证进献者(开发领主)在庄园里的实力地位。[注12]实际上，“本家”、“领家”等各级领主大多是名义上的领主，充任庄官的开发领主才是庄园的实际所有者。他们不只掌握庄园经济、行政、司法等权力，而且也是庄园武装力量的组织者。庄园领主能不能顺利地调动庄园武力，完全取决于庄官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后来许多庄官成为武家政权的支柱。所以这种庄园领主土地等级所有制是极不稳定的。

画卷中《信贵山缘起绘卷》也很著名，描写领主、大名主、劳动人民生活生产的场面，反映出武士阶级兴起，人民力量壮大，贵族没落的特征。《伴大纳言绘词》也是非常优秀的大和绘，表现了应天门放火的伴大纳言(伴善男)的政治阴谋。京都乎等院凤凰堂的《阿弥陀迎来图》是从唐风转变为日本风的佛画，背景是日本的风景，平安后期佛画的特点是投合日本人之好，菩萨面相特别端美，如教王护国寺(在京都)的十二天神像和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普贤菩萨像。日本把从朝鲜、渤海、唐朝、印度传来的外国音乐总称“雅乐”，其管理机构叫做“雅乐察”。雅乐传到日本后领受日本上层社会的欢迎，用于寺院的法会和贵族的宴会。当初雅乐和日本固有音乐同时并存。至平安前期，日本音乐采取了折衷形式，即在起源于日本仪式上的用日本固有音乐，起源于外国仪式上的用雅乐。当时贵族喜欢采集古乐，还成立了“大歌所”，专门传授日本音乐。过去雅乐察全是外国人，现在日本乐官乐人占大多数了。嵯峨(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仁明(公元833年—公元849年)、一条(公元986年—公元1011年在位)三位天皇皆谙音律，热衷于日本音乐。一条天皇亲自规定了神乐和催马乐的谱子，嵯峨和仁明天皇在统一房乐、高丽乐的基础上复兴、改编了16种乐舞，还创造了几种音乐形式：①神乐(用于祭枢)，②东游(东国民谣)，②风俗歌(即兴耿谣)，④朗咏(朗诵中国名诗，以雅乐伴奏)，⑤今样歌(在宴会上演唱，着重歌词表情)，⑧和赞(由诵读汉译经文的声明演变而成的一种道歌)。醍醐天皇初期产生了用管弦乐演奏的“彻游”。这种音乐形式的产生表示日本音乐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和表现贵族华丽的生活，而独立音乐成为一种娱乐了。御游之后，又产生了独乐和田乐，最后民间音乐逐渐代替古代音乐，成为日本音乐的主流。五、书道与茶道所谓书道就是中国的书法，日本书法从中国学来。奈良时代日本还没有发明假名，所以日本人写的是行书和草书，模仿王羲之等人的笔法。平安前期假名开始产生，尽管上流社会写的是汉字，但多少有些日本风格。空海是“和习书道”即日本书法的创始人。他在唐朝曾跟韩方明学书法，有“五笔和尚”之称，所谓“五笔”就是韩方明《授笔要说》中的五种笔法，因空海学到这五种笔法，故有此称。据说他在唐时，宪宗曾请他补写宫廷屏风上的王羲之书法的缺字。空海与桔坦势、嵯峨天皇合称“三笔”。空海的书法经嵯峨天皇传给小野篡，再传给纪夏井。纪夏井传给弟子藤原敏行，再由敏行传给“三迹”。平安后期流行草假名，于是出现了小野道风(公元890年—公元966年)、藤原佐理(公元904年—公元998年)、藤原行成(公元972年—公元1027年)等草假名书法家，他们三人合称“三迹”。小野道风受王羲之的影响较深，有“羲之再世”之称。藤原佐理则日本风味很浓，被称为“佐迹”。藤原行成揉合小野道风和王羲之书法之长，形成一种优雅温和的书风。“三迹”彻底摆脱了中国书法的风格，从苍古雄劲的唐风转变到丰润优美的日本风。它和这个时代的其他艺术一样，表示着日本文化的独立。茶道是日本特有的沏茶、喝茶的规矩，用以修养心神，学习礼仪。它是日本独特的一种文化，被誉为“东洋精神真髓”。茶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公元6世纪前后日本就有茶了，但当初只作为药用，限于部分贵族和僧侣之间饮用。关于茶传入日本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大陆经朝鲜传到九州，另一条是从中国南部直接传到日本。[注48]平安初，嵯峨天皇弘仁6年(公元815年)4月游近江崇福寺，该寺大都僧永忠煎茶奉献。同年6月在银内、近江、丹波、播磨试种。平安后期饮茶的风气很流行。后来此风一度衰落，直到宋朝流行饮茶时，此风又由荣西(公元1141年—公元1215年)传到日本。荣西从中国带回的茶种试种于筑前(福冈县)的背振山，后移植于畿内山城的拇尾山。荣西还写了《吃茶养生记》2卷(公元1211年)。平安时代是茶道的产生期，到镰仓时代才逐渐流行于一般武士之间，成为进行社交礼仪的一种学问。[49]

第六章 镰仓时代(1192—1333) 第一节 镰仓幕府的建立 一、中央与地方机构的设置 源赖朝消灭平氏后成为左右国家政局的人物，但是他并没有接管京都政府，而是致力于在关东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内战中他就确定形势险要的镰仓(神奈川县东南部)为根据地。承治4年(公元1180年)在此设军事警察机关“侍所”[注1]，由源赖朝的亲信和田义盛(公元1147年—公元1213年)任长官“别当”，平时统领“御家人”， 战时以“军奉行”身份指挥军队。寿永3年(公元1184年)设行政机关“公文所”[注2](后改称“政所”)，从京都请来老练的政治家大江广元(公元1148年—公元1225年)充任长官“别当”，掌管幕府的行政事务。该年又设司法机关“问注所”，长官“执事”由京都请来的法律家三善康信(公元1140年—公元1221年)担任，处理诉讼、审判事宜。至此，幕府的政治机构初具规模。京都的后白河法皇为削弱源氏势力，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即平氏灭亡之后，命源义经征讨源赖朝。但源赖朝反过来成功地迫使后白河法皇发出追捕义经的院宣，同时迫使法皇承认他拥有在各国设置“守护”(初名总追捕使)，在全日本所有庄园、公领设置“地头”的权力。这两种职务都由源赖朝的亲信武士“御家人”(家臣)充任，朝廷无权过问。守护是各国的军警头目，原则上一国一人，也有一人身兼数国的。其任务，平时同以前朝廷任命的押领使、国检非违使一样，武装维护封建秩序，监督“御家人”履行轮流警卫京都和镰仓的义务(“京都大番役”、“镰仓大番役”)，战时则统率国内地头、“御家人”出征。守护并无特别报酬，一般都兼地头之职，以此取得收入。“地头”是庄园的监管人，为庄园领主和国衙征收租税和维护秩。地头之中属于原来作为开发领主拥有领地而现在又获得“地头职”的所谓“本领安堵”的地头，继续取得原来所得；新任命的所谓“新恩”的地头则获得“给名”[注3]、“给田”[注4]，同时这两种地头还都有以征集“兵粮米”(军粮)的名义，按每段(反)5升的标准为自己从庄园和公领征收稻谷。紧接着，源赖朝放逐了京都朝廷中对他抱有敌意的贵族，派进“京都守护”监视朝廷；在边远地九州设“镇西奉行”。文治5年(公元1189年)源赖朝在迫使窝藏源义经的奥州藤原泰衡杀掉源义经之后，立即又讨灭泰衡，设“奥州总奉行”。这样，他就掌握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军警权力。建久3年(公元1192年)旧势力的顽固捍卫者后白河按皇死去，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取得了他渴望已久的军人最高头衔。至此，镰仓幕府名副其实地建立起来，开始了日本历史上军人专政的幕府统治时期。幕府的原意为军幕、帐幕。《史记李牧传》的《索隐》引崔浩云：“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帘为府署，故曰幕府。”在日本，幕府是指将军(征夷大将军)的府署，又是将军的异称，从镰仓时代起，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都称幕府。二、幕府的经济基础 幕府统治的物质基础是附以各种名称的庞大的“关东御成败地”，即将军的管辖地(“关东”指幕府将军，“成败”意为“处分”)。它主要由“关东御领”、“关东御分国”和“关东进止所领”构成。“关东御领”没收源平两氏领地而由朝廷赐给源赖朝的，包括散在全国各地的500多个庄园。“关东御分国”是朝廷授予源赖朝的知行国(封地)，其内容同庄园的知行并无不同，最初计有伊豆、相模、上总、信浓、越后、骏河、武藏、下总、丰后等9国，后来丰后除掉；各国的国司由幕府推荐的御家人担任。将军这两部分管辖地的收入是幕府的主要财源。“关东进止所领”是指将军拥有授职权的那些国衙领和庄园领地。与京都朝廷不同，镰仓政权的社会阶级基础主要是在乡领主和那些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名主等中小土地所有者，而它的主要政治军事支柱则是“御家人”。御家人是源赖朝在征讨平氏过程中同他结成封建主从关系的武士，即将军的家臣。如前所述，御家人原来都是一些在乡领主、庄官、名主，跟随源赖朝参加内战，为的是他们不为京都贵族政权所承认并在贵族庄园制下极不稳定的土地所有权能得到确认。源赖朝保证了御家人原来的土地所有权，有的还赐与新的土地，并通过守护地头制的建立使之获得法律根据。对于将军的这种“御恩”，御家人须为将军“奉公”，即平时值卫京都、镰仓，战时率自己的一族舍身疆场，玩忽奉公义务就有被剥夺其御家人地位及其土地所有权的危险。于是在将军和御家人之间就通过“御恩”、“奉公”的关系建立起牢固的封建主从关系。

室町前期日本经济有显著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农具继续得到改良，生产技术不断提高，按成熟期先后水稻已有早、中、晚稻之别。应永10年(公元1403年)，到日本的朝鲜通信使在其回国报告书中，曾对日本农民利用水力推转水车引水灌田的方法表示羡赏。[注10]由于灌田技术的改进，连某些经济落后地区也实行了稻麦复种。应永27年(公元1402年)，至日本的朝鲜回礼使宋希境在他的《老松堂日本行录》一书中甚至提到三季稻的事。[注11]由于这些原因，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增加，上田一反[注12]可获1石3至4斗收成，这和以后16世纪下半期的产量差不多。粟、稗、黎等作物广为耕种，经济柞物芝麻、茬(灯油原料)、蓝草(染料)在各地也开始栽培。人们懂得了适应土壤特性选定品种，所以各地出现许多特产，例如北陆、东北地方的大麻、蓖麻，宇治和姆尾(京都府)的茶，甲斐(山梨县)和纪伊的桔子等。渔业、盐业也有发展。鱼市场在各地出现。制盐大规模利用了盐田，取代原始的燃烧海草的制盐法。手工业生产方面，美浓、播磨、越前、但马、赞岐、大和等地的造纸业，河内、备前、尾张的制陶业，河内、大和、摄津、京都地方的酿酒业，山城的榨油业以及獭户内海沿岸的制盐业都很有名。中国地方的制漆业也很有名。以河内、大和、相模、京都等地为中心的金属铸造业和以加贺、丹后、美浓、尾张、常陆等地为中心的纺织业尤为突出。由于明代中国纺织工匠大批渡日进行技术交流，在山口、博多、界等新兴城市便开始了高级丝织品金缕[注13]、缎子、绉绸等的生产，产品可与中国丝织品媲美。日本的天鹅绒生产技术也很高，产品深受国际市场欢迎，如中国即有漳州的纺织业仿造日本的天鹅绒的记载：“天鹅绒本出倭国，今漳州以绒织之，置铁绒其中，织机割出，机织云燕，殆夺天工。”[注14]二、商业、交通与城市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市场繁荣。当时市场普及全国各地，从“三斋市”(每月开市3次)发展到“六斋市”(每月开6次)。镰仓末其以来发展成为专门的居间商人“问屋”，在水陆要地和城市里日益增多，拥有巨额财富。有些还经营海外贸易，变成大金融业者。商业业者的“座”(同业公会)多起来了，在经济发达的近锻地方，尤其在京都、奈良及其周围最多。以奈良兴福寺大乘院和一乘院为本所的座就有油座、粉座、酒座、凉粉座等80多个。山城大山崎离宫八幡宫所属油座规模巨大，拥有10多国的茬胡麻(灯油原料)及其制品买卖的垄断权。交通发达，运输力很强的海上交通尤其发达。主要的海陆干线计有从中国、四国地方渡獭户内海进入摄津的兵库，再溯淀川通往京都、奈良的道路；有从北陆方面经越前的敦贺，横穿琵琶湖直往大津、京都的路线；还有一条是沿东海道沿岸航至伊势的桑名登陆，再从近江通到京都。 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除原来一些古老的政治、宗教中心京都、奈良、镰仓等城市在继续发展成为商工业城市外，同时也出现一些新兴城市。有些是在港湾、交通枢纽处发展起来的港湾城市。著名的有对外航路的起点界(和泉国)、濑户内海北岸的兵库(摄津)、小滨(若狭)、琵琶湖沿岸的坂本(近江)、大津(近江)等。另一些是“城下町”，这是在守护大名的山上城堡和居地附近交通便利的平原地方产生的。守护大名居地日益增多的家臣等消费阶层，把手工业者和商业居民引向这里。这类城市在室町后期尤多，最典型的有山口(大内氏城堡)、静冈(今川氏城堡)。再一些是寺社门前的“门前町”，以宇治山田(三重县)为代表。定居在城市里的商人，从镰仓末期起开始被称为“町人”。15世纪的日本城市还都处在守护大名的统治之下。 三、前期倭寇 元朝统治者征日失败后，日中两国邦交迄末正式恢复，但民间贸易从未中断，甚至足利尊氏为筹措天龙寺建筑经费，还曾于公元1341年派天龙寺船赴元贸易。后来两国民间贸易受到倭寇[注15]的严重干扰。

随着农民、町人力量的不断壮大，民间文学兴起，出现了新的创作形式，如后来被称做“御伽草子”的通俗易懂的短篇小说和“连歌”。它们中有的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传说，有的是鸟兽虫鱼草木拟人化的童话，这些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人民性。“连歌”是几个人、十几个人一起在相互联咏中不断创作联句的一种诗歌体裁。这种体裁起源于和歌上下句的两人联咏，在平安时代已经出现，到镰仓时代发展成50句100句的联句，开始打破贵族的垄断而推广到武士和人民群众中。至室町前期便脱离和歌而独立，在人民群众中形成连歌热，用来歌颂自己的劳动和表现对统治阶级斗争胜利的喜悦。14世纪中叶，二条良基辑成一部优秀的连歌集 ——《菇玖波集》，奠定了连歌兴盛的基础。这时期绘画艺术的显著特点是“大和绘”走向衰落，而仿宋元画风的水墨画风靡一时。奠定日本水墨画基础的是掸僧如拙及其弟子周文，而使其获得完善发展的则是周文的弟子雪舟等杨。雪舟游学明朗，从当时中国名画家李在和、张有声学得泼墨技法。他的卓越成就在于吸收了中国绘画的长处，结合日本人民的思想感情，在继承发扬民族绘画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色地创造出自己的民族风格，丰富了日本的文化内容。因而他受到日本人民的尊敬，被誉为“古今之画圣”。他的水墨画选题颇广，有优美的山水画，有栩栩如生的花乌画，还有逼真的肖像画。主要作品有《育玉山》、《山水长卷》(长达52尺)《四季山水图》等。建筑方面最著名的是公元1397年足利义满建造的金阁。它是临池而造的三层楼阁，其式样采取结合形式，即第一层寝殿式，第二层佛堂式，第三层禅宗式。这种结合形式可以看到公家与武家文化的结合和平安文化与镰仓文化的统一。 第五节 农村自治体的形成与农民起义 一、农村自治体(“惣”)的形成 南北朝时代封建主集团的混战，破坏了生产，摧残了劳力，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导致农民同封建主阶级矛盾尖锐化。早在镰仓末期，先进地区的农民就开始以名主为中心团结起来，加强了对庄园领主和在乡领主地头斗争的力量。南北朝时代，乘多数武士离开农村忙于混战之机，农民更加强了这种团结，壮大了力量。起初，农民们在发生某些重大事件时都来到村民信仰的中公神社处集会(“寄合”)，商讨应付办法。久之，这种集会便定期召开，做出决议共同行动。农民依靠这种团结一致的集体力量同封建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或以武力阻止封建主军队进入村庄为非作歹，或以集体签名方式向庄园领主“强诉”，要求减轻年贡，免除直营地上的劳役和罢免凶恶的庄官。如被拒绝则集体“逃散”，即撤出庄园，拒绝为领主耕地，直至迫使领主答应他们的要求为止。建武元年(公元1334年)若狭国太良庄农民就曾要求罢免领主代官(代理人）肋袋彦太郎，列举其暴行13条，署名者59人。他们交饮神社之水，宣誓坚持团结，写成慷慨激昂的誓词。[注24]在某些地区，团结起来的农民还成功地拒绝了领主代官进入庄园，规定向领主交纳年贡之事由农民集体承担。这种办法叫做“地下请”或“百姓请”。[注25]至15世纪，以“百姓请”的形式交纳年贡的村庄增多起来。这种在斗争中自发形成的农民结合的组织叫做“惣”(音so)[注26]，有“惣”的自然村叫做“惣村”。“惣”有自己的规章，违者受罚，逐渐形成为带有农民自治色彩的组织机构(自治体)“惣”在其发展过程中，除肩负组织农民向领主作斗争的任务外，还掌握了处理用水和“入会地”(公有的山野)等农村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权力。原来“连一滴”都是由庄园领主垄断的灌溉用水，已由农民来管理了。其结果是，公元15世纪以来出现了利用一条河水、生活在一个盆地或需要共同利用“入会地”的几个乃至十几个自然村的“惣”的联合组织。这种联合组织往往超越郡的界限；“惣村”主要是在近畿地方，尤其是在近江、山城、奈良各地，还有尾张、美浓、伊势、东海、北陆等农业发达的先进地带形成较快，而在关东、东北、九州各地则形成很慢。“惣”的基本群众是“百姓名主”(自耕农、佃农）和“名子”(农奴或小佃农)，而被称为“番头”、“沙汰人”、“乙名”的领导者则往往是强大的名主。这些强大的名主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幕府、守护和庄园领主的压迫，另一方面作为中间剥削者又压迫和剥削农民，是农民的对立面，所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联合农民对付共同敌人，但同时却极力阻挠农民去触动封建制度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他们垄断把持的“惣村”组织，又成了农民广泛深入开展反封建斗争的绊。

矿山对于获得货币和武器的原料十分重要，因此大名们对开发矿山也抱着极大的热情。当时采矿和冶炼技术都有明显提高。铜矿已从露天转向坑道开采。银的冶炼自16世纪30年代开始采用先进的中国灰吹法。黄金不只从砂金里，也从矿石中进行提炼，产量大增。奥羽的金矿，对马的银矿，但马、备前、备中、美作的铜矿，尤其大名中大内、尼子、毛利诸氏经营的甲斐金矿都很有名。这三种矿藏的开发为后来铸造硬币创造了条件。此外伊势的水银，南海的硫黄等开发也很重要。水银、硫黄和金、铜都是对中国(明)贸易的重要输出品。由于国内需要和对明贸易的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也惊人。棉花生产的发展引起棉纺织手工业部门的出现。茶叶栽培的普及导致瓷器生产的扩大。高级绢纺品生产出现了京都这个新的生产中心。京都西城区(西阵)的高级纺织品生产驰名全国。金属工业方面基于大名的要求和对明贸易的需要，刀剑制造非常发达，并且由于枪支传入而开始了枪支生产，但农具、手工业工具及生活用品的生产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农具需要量的增加，在各地的町、村便产生了专职锻冶与铸造的工匠。这些工匠摆脱了庄园领主的束缚，拥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或接受社会订货而收取加工费，或生产向市场出售的商品。 二、商品经济的发达 农村举行市集的次数增多了。从每月6次增至9次。在城市中，每日市集已成经常现象，市场上陈列着几十种商品，包括品种 广泛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城市里，专业化的市场也纷纷建立起来，例如淀的鱼市，京都的米市，奈良的马市等。市场的繁荣说明了16世纪在社会生产力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劳动分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室町后期也是日本海外贸易的大发展时期。16世纪上半期日明勘合贸易(凭明朝发给对照符契的商船进行的贸易)空前繁荣。 从16世纪中期起，日本同欧洲，也同东南亚各国开始了贸易联系(见下节)。有一些大名、豪商和寺院直接参加了对外贸易。海外贸易的大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手工业生产新部门的出现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劳动的分工。所有这些都构成为室町后期日本城市大发展的基本因素。应仁之乱中几乎变成荒野的京都，乱后再次作为商工业的中心地繁荣起来，人口估计约达20万左右。[注18]进入16世纪，界、博多作为对中国、朝鲜、琉球和南海贸易的基地有飞跃发展。从前一时期起作为港湾城市发展起来的小滨、敦贺、大津、大凑、兵库、尼崎、尾道等，也臻于繁荣。在一些城市，商工业者独立的倾向显著。曾经只是指商业地区的町，已逐渐又带有社会组织的色彩。住在这里的以 商工业者为主体的居民统被称作町民(“町众”)他们建立起町的自治组织“惣”，实行自治。随着家臣团集中于大名城下，大名们还努力使商工业者逐渐集中于此。为发展商工业，不少大名废除妨碍商工业自由活动的特权行会“座”，开放所谓“乐市”、“乐座”市场，免除市场税、商业税。还废除领国内各地的关卡，城下町遂作为分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繁荣起来。大名们出于经济和军事目的，恢复早已荒废了的驿站驿站马制度，以大名的城下町为中心整顿了大道。在所有要害之地设驿站驿站马，便利了国内陆路交通，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达。 三、自治城市的出现 “应仁之乱”后的京都虽然没有实施全市的自治，但是祗园、清水、北野等门前町以及室町等市场町都是由各町四民来管理的。祗园町町民所举行的祗园祭典，既加强了他们的团结，也显示了他们的富有。此种町民的自治是室町后期各城市出现的新动向。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自治是界市。界作为濑户内海航路的终点，其重要性最初不及尼崎和兵库，然而随着应仁乱后细川氏将此处作为勘合贸易的基地，于是骤然繁荣。接着三好氏也以这里为据点，一跃成为最大的港湾城市。界也向以刀剑、绢织品和漆器产地闻名，枪支传入后，作为枪支制造的中心地更增加了其重要性。界原为京都寺院的一个庄园，其自治可溯源于15世纪初村民集体负责向庄园领主交纳年贡(“百姓请”)；至15世纪末产生了由门阀商人组成的议会，出现城市自治。16世纪中，这种议会成员达36名，称为“36人众”，每月由其中3名代表轮流管理市政，裁断诉讼，处罚罪人。该市更三面围以护城河，拥有自己的武装。这时期来到界的一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向本国政府报告说，界富庶而和平，象意大利自由城市咸尼斯那样实行自治。[注19]当时界的人口已超过五万；永禄11年（公元1568年）织田信长命令界出“矢钱”（军用金)3万贯，界绝交出。当信长企图以武力征服时，界议会便致书另有享有自治权的城市——摄津的平野，呼吁以武力联合抵御。此举意义至大，如羽仁五郎所指出，它证明此时日本“甚至还有过近代自由城市共和制联盟的萌芽。”[注20]

天正13年(公元1585年)，秀吉征服了最后一个守旧势力堡垒和歌山县的高野山(佛教真言宗的根据地)和纪伊的根来寺。同年迫使朝廷授之以关白之职。公元1586年任太政大臣，更受天皇赐姓为“丰臣”。天正15年(公元1587年)进攻九州，大名岛津义久投降。这一年秀吉在京都建成宏大富丽的官邱聚乐第，围以城壕，宛如宫苑。天正16年(公元1588年)他在这里迎来后阳成天皇，召织田信长次子信雄、德川家康等一起表演了向天皇誓忠的一幕。天正18年(公元1590年)秀吉出征关东，讨伐北条氏一族，包围小田原城，迫北条氏政(公元1538年—公元1590年)自杀，并使东北的伊达政宗(公元1565年—公元1636不)臣服，然后北进，平定奥羽地方。至此全国统一。文禄2年(公元1593年)他又使战国时代统治虾夷地区(北海道)南部的松前氏归顺，北海道南部地区遂正式划归日本版图。 三、织、丰政权的统治体制 织田信长在其统一过程中，为提高权势，先则利用足利将军家，继则利用天皇权威。丰臣秀吉因自己原有的家臣数量不大，在统一过程中加入家臣队伍的多半是过去的同僚和前辈大名，加之取得政权时间过短，所以并没有创建自己的幕府，没有取得将军衔，而只是以“关白”名义，君临各大名之上。丰臣政权的中央机构：在关白之下设五“奉行”，执行政务，由前田玄以(公元1539年—公元1602年)、浅野长政(公元1547年—公元1611年)、增田长盛(公元1545年—公元1615年)、石田三成(公元1560年—公元1600年)、长束正家(?一公元1600年)担任，这5人都是丰臣秀吉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另任命5名实力雄厚的大名为五“大老”，作为他的政策顾问，无疑这是一种怀柔手段。五大老是德川家康(公元1542年—公元1616年)、前田利家(公元1538年—公元1599年)、宇喜多秀家(公元1573年—公元1655年)、毛利辉元(公元1553年—公元1625年)、小早川隆景(公元1533年—公元1597年)，后来改小早川隆景为上杉景胜(公元1555年—公元1623年)。为加强中央集权，丰臣秀吉对大名实行严密控制。他把自己一族和近臣安置在重要地区，如把养子秀次(公元1568年—公元1595年)安置在尾张的清州，弟秀长(公元1541年—公元1591年)安置在大和的郡山，把石田三成安置在近江的佐和山等等，从而把近畿地方巩固起来。与此同时，把那些不可靠的大名调离原来领地，如把原在东海地方拥有巨大势力的德川家康调到关东地方，以便防止大名们盘据原领地独立。作为严密控制大名的办法，他还命令各大名让他们的妻子常任京都、大阪和伏见，作变相人质，并规定大名之间未经批准，不得通婚。第二节 丰臣秀吉的统治 一、土地政策与“兵农分离”丰臣秀吉将全国土地集中在手里后，一部分作为直辖领地，另外大部分土地则封赐各大名，称为知行国(封地)，受封者有统治知行国的特权。当时拥有土地的多少是用稻米产量的石数来表示的。天正17年(公元1589年)的全国稻谷总产量为1，580万石(壹岐、对马除外)。那年丰臣的直辖地为46国、产稻200万石，占总产量的九分之一强，封赐各大名的领地则占总产量的九分之八，其中最大的大名德川氏领地产稻约250万石，上杉氏和毛利氏各100万石。在土地领有方面丰臣虽不占绝对优势，但他同时直辖界、京都、大阪、博多等商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和贸易港，还控制佐渡、生野等金、银矿，因此他的经济实力远远胜过各大名。由于大名知行制的确立和全国范围内“本百姓”(自耕农)小农经济的出现，从此在，日本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注1]这种单婚小家族—小农经营体比复合大家族——家内奴隶制经营体优越得多，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丰臣政权对这种小农经济的出现首先加以承认。这种小农经济是与秀吉实行的土地政策分不开的。织田信长死后不久秀吉就开始施行“太阁检地”，文禄3年(公元1594年)正式规定全国划一的土地制度：将过去不统一的一间的长度定为6尺3寸；960步一反改为300步一反；田地分为上、中、下、下下四等，各规定标准产量——石数，即上田为1．5石，中田为1．3石，下田为1．1 石，下下田另行规定；以标准升“京升””统一各地区不相同的旧升；以标准产量的石数的三分之二收取年贡；尽量贯彻“一地一作人”[注3]的原则。以上是“太阁检地”的主要内容。丰臣秀吉对检地的贯彻非常坚决，在给地方的“朱印状”(盖有红色将军官印的执照)中明确指示：不管是城主；土豪还是百姓，凡敢反抗检地者，全部杀掉，即使整个一乡或两乡也当如此。[注4]

二、手工业 经济作物的种植，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德川前期，手工业中心在城市，工匠从事小商品生产，以满足幕藩领主和城市武士消费的需要。17世纪末起，以经济作物为原料的农村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手工业中纺织业最发达，其中又以丝织业最先发展。例如京都的西阵、九州的博多、关东的桐生以及丹波、近江、八王子、米泽等地都以生产精美的丝织品著称。棉织业在盛产棉花的大阪附近，以河内、摄津、和泉、大和等地为中心。越前(今福井县)、美浓(今歧阜县)、土佐(今高知县)则是新兴造纸业中心。其他如尾张(今爱知县)、肥前(今佐贺、长崎县)的陶瓷，京都的漆器，野田、桃子(千叶县的市)的酱酒，滩(今神户市的一区)、池田、伊丹(今大坂的市)的米酒等，闻名全国，行销各地。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工产品的商品化，日益使农村卷入商品货币经济的游涡。幕藩的贡租和农民的剩余物都必需换成货币，才能解决日益复杂的生活要求。幕藩从17世纪后半起，为财政的需要，开始对地方农业、手工业产品实行初期专卖制。藩都近郊可产销日用品，其他地方农民也可将产品交换必需品。各村镇设置了生产农民非自给必需品的机构。地方名产称为“特产物”(又称“国产”、“物产”)，根据地域分工，由藩当局和大商人合力经营生产。进入公元18世纪，畿内先进地区，一些从事商品生产和高利贷致富购地的新兴地主、上层农民通过租佃土地兼作包买商人，一部分小自耕农和农奴也在小商品生产者化的过程中，达到身份的独立。特产物生产的发展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产地相互间发生分化和分工，例如以长野为首的养蚕业，先后在结城、福岛、信达地方建立了蚕种业。由于17世纪末奖励产丝，西阵生丝需量增加及地方丝织业的扩大，促进养蚕业发展，各地农村生丝大量流入都市，开始和京都丝农业中心西阵抗衡。二是都市的手工业技术传到地方，如西阵丝织技术传入桐生，大扳的炼钢技术移植到秋田铜山。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农村阶级关系的分化 一、城市的繁荣 元和元年(公元1615年)德川幕府公布“一国一城令”，幕藩领主把武士集中到幕府和藩都的城堡周围——“城下町”(军镇)，并把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到城下，使城市规模扩大。以这些新兴的“城下町”为主，加上过去发展起来的“门前町”(寺社门前形成的市镇)、“港町”、“宿驿町”等商业城市，到17世纪末，全国已有大小城市300个以上。[注10]城市中除少数富商外，大部分是工匠、徒工、商人，还有一些小商贩和搬运工。江户、大坂、京都是全国性城市，江户为幕府所在，又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元、禄6年(公元1693年)市民353588人，1731年增至553000人，加上武士(将军、大名及其家臣)与仆人约50万，人口达100万，据说超过当时的伦敦，居世界第一位。[注11]大坂为全国商业中心，1692年人口达345524人。京都为皇室所在地，又是仅次于大坂的工商业城市，1715年城内外人口358987人。[注12]各藩的藩都规模小些，其中最大的有金泽、名古屋等，后者1692年人口约达10万(一般市民67734人、武士及其佣仆约3万)。[注13]以大坂为中心的全国市场的形成是与大坂、江户、京都等大消费城市的形成，手工业高度发展以及全国性社会分工等条件分不开的，商品经济发达促使城市繁荣，同时城市繁荣又成为商品经济的巨大推动力。德川时期，商品流通首先是通过领主的贡租商品化进行的。诸侯和武士必须把贡租和俸禄换成货币，才能维持他们的城市生活，支付往来江户“参觐交代”的费用。不少大名还必须把贡租运到江户或大坂出售。1732年运到大阪的稻米已达300至350万裱。[注14]经营大名贡租和武士俸禄的商业机构，如江户的“札差”[注15]、大坂的“藏屋敷”[注16]、“挂屋”[注17]等应运而生。这些与领主关系密切的大商人也经营民间产品，还以大名和武士的年贡与俸禄为抵押，兼营高利贷，积累了大量财富。

17世纪末，商品流通开始超过藩国范围，投入市场的品种增多，各藩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公元18世纪初，以大扳、江户、京都、兵库、界、大津、长崎等商业城市为中心，逐步向全国性市场发展。公元1714年，由全国各地运人大阪的商品已有119种，价值28、6万余贯。[注18]其中许多商品再转运到江户和各地，以致大阪被称为“天下的厨房”，成为全国性商品交易的枢纽。“问屋”(批发行)商人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通过中间商人，一手包办了商品的收购、运输、保管和贩卖，控制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生产，经营项目也日渐专业化。这些批发商组成同业公会，维护他们的商业特权。公元1694年，在江户组成了“10帮批发商公会”[注19]，大阪组成“24帮批发商公会”[注20]，这些批发商公会得到幕府承认，加强了与封建势力的勾结。此外，战国时期兴起的行商——近江商人和富山卖药商人依然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作用。从17世纪末开始，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乡商人”(农村商人)逐渐兴起。他们也以批发行的方式控制农民的生产，与城市商人争夺商业利益。由于这些商人的活动，在以后全国性商业网的形成中，起了一部分作用。 二、交通由发达 全国性交通的发达，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有巨大作用。早在德川初期，为实行“参勤交代”，修建了以江户为中心，通向各地的5条干道。其中以太平洋沿岸的东海道(江户——京都)最为重要。此外，有中山道(江户——滋贺的草津，与东海道会合)、月光大道(江户——日光)、奥州大道(江户——福岛的白河)、和甲州大道(江户——长野的下取访)，通称“五街道”(大道), 以东海道53“次”(宿驿)为始，沿大道设置驿站，各站有特许旅馆(“本阵”)。民间也开设客栈(旅笼)、小客店(“木赁屋”，旅客带米自炊的小旅馆)。幕府并从沿大道各村镇征用人马到野站，供官府运输，作为一种课役制(助乡役)。[注21]以江户为中心，大道各要地设关卡(“关所”)构成环形警备圈。各藩也在藩境设关，防止物产外流。5条大道虽主要为“参觐交代”和幕府对全国的政治、军事统治服务，对民用加以限制，但它的修筑，尤其是与之相连结的支路(幕藩为通向5条大道修筑的大道，日本称“胁往还”，如水户路、北陆路、中国路等)的整顿，都有利于打破自然经济造成的隔绝状态，促进全国性的经济往来。政治中心的江户和生产较后进的关东地区日用品都依靠关西经济中心大阪供应。承担商品运输的主要是海上运输。其中以大阪至江户的南海路最发达，有称作“菱垣驳船”(以船上安装菱形篱笆得名，每船载二三百吨)和“樽(酒桶)驳船”(以主要运酒得名，载重同前)的两大航运业，他们组织了行会，互相竞争。[注22]17世纪末以后，有北海道及东北地方到大阪和大阪到长崎的西海路、下关到松前的北海路、奥州到江户的东海路等先后兴起，形成以江户、大阪为中心的沿海交通线。 三、货币金融的活跃 商品经济发展中，货币被大量使用，全国性的信贷制度从17世纪后期开始建立。当时通用金、银、铜三种钱币。幕府设金、银、钱(铜)“三货”的铸造厂(“座”)，征收税金，另铸有少量真输(黄铜)钱及铁钱。幕府独占了铸币权，禁止私铸钱币。各藩发行了名目繁多的“藩钞”，据废藩置县时(公元1871年)调查，德川时代的“藩钞”，多达1694种。[注23]有244藩发行了这种不兑现纸币。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幕府不断改铸劣质货币，币价经常变动，加之关东用金币、关西用银币作价值尺度[注24]，币制很复杂，因而出现了货币本身兑换和买卖的必要。拥有大量资金称作“两替商”(货币兑换商)的钱庄，以大商户为对象，办理存款、贷款、票据和汇兑等，从事与今天银行相类似的业务。大阪、江户都出现了这样的钱庄。1662年，大阪拥有实力的大钱庄(本两替)选出10人组成的同业公会，称为“十人两替”，在其统辖下，据说已有钱庄120或200家。[注25]就这样，由以普通商人为对象的“两替”商和以幕藩领主为对象的“藏屋敷”、“挂屋”及“札差”，构成了全国的信贷系统。它们除经营信贷外，大多兼营商业及高利贷。幕藩都利用两替商从事金融活动，从中谋利，弥补财政。

阳明学派以主观唯心主义思想鼓励武士杀身报主，这种愚勇精神本质上是封建反动的。但明治维新前后，他们代表下层武士和广大平民的利益，同代表封建领主的上层武士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发生过积极的作用。如大盐中斋(即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都是发动起义的阳明学派志士。(2)古学：古学派打着复古汉学的旗帜，提倡实践的道德，从朱子学里解放出来。朱子学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古学派则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异端思想。这一派的创始人山鹿家行早在公元1665年就认为朱子学和阳明学都不是孔孟的真精神，提出直接追踪孔孟经典，恢复先秦懦学本来面目的主张(《圣教要录》)。因而他被幕府流放到赤穗藩。另一个创始人京都町人出身的伊藤仁斋也从同样立场著《论语古义》的注释书7卷，反对朱子学。朱子学主张有德者能治国，仁斋则认为可以脱离政治来树立道德，以“人情”讲解道德。著名学者获生狙袜也主张政治和道德分开，以科学态度治学，反对朱子学派的空谈性理，坚持学习历史或“事实”。他看出幕藩体制的危机，但无法认识，只能根据儒家经典，讲求“经世之学”(经国济世的学问)。在《政谈》一书中，他指出改革幕藩政治是匡时救世的要务，但改革必先研究古文辞、阐明古代典章制度，然后通过将军的“作为”，重建“先王之道”的封建秩序。这种思想方法阻碍了古学派的前进。其弟子太宰春台更关心政治经济，思想开阔，主张促进商品货币经济，顺应了当时的潮流。(3)前期国学：国学派继承了古学派的复古主义精神，但把重点转向日本古文学和神学。这一学派在中世纪研究日本古典文学——和歌的基础上，力求从宋明理学、佛教道德和中国传统文学形式(“汉意”)中解放，恢复日本古文学所独具的本性，发露真实的感情(“情”、“大和心”)。大扳的僧人契冲(公元1640年—公元1701年)精研并注释古代和歌集成的《万叶集》，主张根据日本古语的原义，排斥从来儒佛道德观对和歌的解释，确立了国学的方法。但作为独立的学派则开始于荷田春满。2．史学：德川时代日本史学有显著的进步，尽管当时学问受官学(朱子学)统治，但和早中期封建社会被神话、帝王家谱或故事充塞的文书相比，则后期封建社会的“近世文学”已多少具有合理主义和实证的精神。林罗山及春斋、春德父子著《本朝通鉴》[注70]，站在儒学大义名分立场，拥护武家政权。林罗山以继承中国史学传统——《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的态度自居，虽标榜以六经为本立论，却努力策集诸侯、神社、旧家族的遗文日记等作为依据，表现尊重事实；在有关国际的史事上，参照中、朝两国史籍；神道观上，力辟神否混合的“本地垂迹”说，使它理性化，对神代的叙述，只罗列系谱，不表示看法。林家史学总的是在封建理学和武家史观的指导下，重视史实，讲求考证，排斥宗教(佛耶)迷信，关心政治制度和沿革地理，倾向实践，具有一定的客观精神。德川时代另一修史事业是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公元1628年—公元1700年)和一部分朱子学派儒者主持编纂《大日本史》[注71]。光国于明历3年(公元1657年)设史局“彰考馆”，继续200余年，才完成了这部巨著。《大日本史》着重史实考证，对史料典据注释谨严。全书标榜朱子学的正统论，强调“大义名分”[注72]观点。这种尊王斥霸的精神，以后成为“水户学”的学风，由此影响了幕末的维新运动。元禄时代的政治家新井白石(公元1657年—公元1725年)[注73]，“不论在自传文学或作为近代学术性研究的国语学、国史学及洋学方面，都作了创造性的开拓工作。他力求摆脱不敢正视现实的排外自大思想，以达到日本人在世界地位上实事求是的自我认识。”[注74]新井白石在史学上的贡献，首先在敢于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中发现其演变的阶段性。他在《读史余论》中，按照日本封建时代政治变革的性质，提出了“王朝九变而为武家之世，武家之世五变而至德川氏”的历史理论，将今天史学中上古、中世等概念都用于历史时期的划分，这和单纯编年体或记事本末体的旧历史编纂学大不相同；其次，对史料力主求真求博。他不但引用参考了日本大量的史料，还利用中国、朝鲜史书中有关日本的记载，甚至从西方国家采择资料；第三，他解释史料，突破过去用汉文解释的旧习，阐明日本古今语言的变化，以至某些东西方国家语言成为国语的过程；第四，白石的《古史通》等书，表现了他史学思想的合理性——逻辑性。他批判了从来儒家道家的历史观，说：“史者，据实记事，以为世之鉴戒者也。”[注75]他也反对神道教的解释历史，说：“神者人也，我国习俗，凡所尊敬之人皆为神。”他把神代史中的神话看作人事，不盲从曲解。因此受到水户家的排斥，终至被幕府辞退。由此看来，日本史学在明治维新前已因白石的出现而达到接近突破封建史学的水平。

[14]揖西光速同上书第23页。便是装米的稻草包，一裱装米4斗或3．8斗的其容量各藩规定不一。[15]札差：为幕落及武士保管、贩卖租米兼营贷敦汇兑的大商人。“札”是代替粟证的牌子，“差”指将牌于“插”在米袋。这种营业一度形成特权商行会制。[16]藏屋敷：各藩驻大坂，保管出纳贩卖租米、禄米和其他物品的仓库和营业机构，置蘸元、挂屋等职。1117世纪中叶后，由商人代营，并经营借贷。[17]挂屋：大扳金融业者，代幕府征税、保管、出纳、运输各藩的租米、物资兼代理财务、借贷等。 [18]揖西光速《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第2卷第25页。[19]10帮批发商公会(十组问屋仲间)，由经营棉、漆器、内店(店内营业，售绸缎、布、线、妇女用品等)、药、钉、纸、酒等十帮批发商组成。[20]24帮批发商公会(24组问屋仲间)，由经营棉花、食油、铁钉、纸店、漆器、杂货、瓷器、药材、席子、干菜店、五金、估衣、磨刀面、刀、枪、铁丝、烟叶、帆布、戒指、干色、本色、伞等24帮批发商组成。[21]助乡役，本为辅助宿驿站人马不足而设，据1694年规定，凡领主俸禄每100石，须摊摄搬运工2人、马2匹。后逐年增加，至1780年时，每100石出工多达300—490名。农村路径过重，终于各地爆发了助乡起义。[22]当初横驳船垄断断运酒，其他货物由羡垣驳船垄断，后来因横驳船运输迅速，运路费低廉，其他货物也运输了。这样双方产生激烈竞争，几次签订载货协定仍不遵守，最后还是搏驳船占优势，直到幕末。[23]岛田隆等：《日本经济史》第160页，山川出版社，1978。[24]当时金币采用定位币制(以金币作各种货币价格的标准)，银币还是称量币制(以银决重量作币价标准)。1601年铸一定品位的银币，作法定标准。1609年定各种钱币的交换比率为金1两＝银5两；铜线4000文。以后比率常有变动。[25]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62页。[26]恩格斯：《沦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见《德国农民战争》中译本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62。[27]野村兼太郎：《日本经济史》第112页，庆应出版社，1938。[28]引自本庄荣治郎：《近世的日本》第41页，有斐阁，1954。[29]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79页。[30]熊泽藩山《集义外书》，引自吕野荣太郎：《日本经济史》第42页，庆应出版社，1938。[31]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第130—132、142—145页，有斐阁，[3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89一690页，1975。[33]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第5页，三联书店，1963。[34]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第32页，弘文堂，1964。[35]据新井白石：《焚薪记》。[36]由幕藩对武士涪臣的贷款称为“拜借金”一般无息。[37]三河刘谷藩主松平定政请幕府救济贫困武士未成，愤而退还领地，出家行乞江户，使幕府丧失威信。[38]庆安之变：庆安4年(1651)江户军学者由井正雪组织门徒、浪人、豪农等3000人倒幕，事泄被杀。遗书中有“天下制法无道，上下因穷，为有心者所悲”等语。[39]《兼山秘策》一，正德元年5月13日状。引自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13页。[40]《兼山秘策》五，享保7年6月3日状。沼田次郎同上书第23页。[41]太宰春台：《经济录》。[42]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见《德国农民战争》中译本，附录4，第162页。[43]相当于市长。[44]太宰春台：《经济录》卷5。[45]《日本经济丛书》第12卷第78页。[46]《大阪市史》第5卷第543页。[47]本多利明：《西域物语》卷下。[48]加田哲二：《武士的穷困和商人的勃兴》第92页，1961。[49]笠原一男：《日本历史》第3卷第139页，评论社，1976。[50]内田繁隆《日本政治社会思想史》第80页，前野书店，1963。[51]引自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第75页，中央公论社1974。

定租制对拥有肥沃土地的地主有利，对耕种多为贫瘠土地的农民不利。实行新的勘查制后，农民更加贫困，进一步促进了农村阶级分化。幕府拉拢地主，允许“苗字带刀”(即准许平民称姓佩刀)提高地主在农村中的威信，阻止农民的反抗斗争。 七、开垦新田与增产兴业 幕府增加收入的另一措施是开垦新田。享保7年(公元1722年)，幕府奖励在幕领或与它交错的地带开垦新田。规定幕府垦地虽为藩领，贡租亦归幕府征收，商人出资开垦者，其贡租十分之一归开垦者称为“町人请负新田”，允许他们将与投资相应的利润以地租形式收回，这就公认地主制的形式。当时著名的新田有武藏野、摄津川江、越后的紫云寺沼泽等新田。开垦新田的目的是扩大税源，幕府子享保11年(1726)制定征收新田年贡的规定——《新田丈量条项》。将享保以前开垦的新田贡租提高到与“本田”(一般土地)同等的税额，对于火田(焚烧野草开垦的田地)和山坡田，也都列入征收年贡的对象。还积极检查“隐田”，干方百计增加贡租。商人出资开垦新田，许多人便成为地主。在开垦新田的同时，幕府还致力“增产兴业”，奖励种植经济作物，并推行当时主要靠输入的药材、人参、甘蔗等的栽培，以增税收。此外，吉宗重视对生产有用的实学，令被称为甘薯先生的青木昆阳(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学习荷语与兰学。享保5年(公元1720年)缓和对洋书的禁令，准许输入与基督教无关的自然科学书籍、西洋船舶、武器、望远镜、仪器及药种等。还在江户设立天文台，鼓励与农业有关的历学研究，下令在江户小石川药园种植药草等。吉宗的改革，使幕府的财政暂时得到改善，物价一时也趋平稳。但改革本身包含着各种矛盾，而这些矛盾在幕藩体制下是无法解决的。在幕藩领主经济中，米具有中心商品的作用，米价与其他物价的关系直接影响领主及其家臣们的生活。享保15年(公元1730年)起，米价一再跌落，其他物价则不下降，这对于把年贡米换成货币作为难一财源的领主及其家臣武士们的生活威胁很大。因此，调整米价成为幕府的重要政策。为防止米价跌落，幕府除自己大量买米、囤米外，奖励各大名、商人也来买米、囤米，并限制向江户、大坂运米，或默许投机商买空卖空。此外，在大坂设置官办的米谷交易所(堂岛米市场)，企图通过它操纵、管理米价。享保17年(公元1732年)近畿以西发生虫灾歉收，米价猛涨，结果公元1733年江户发生饥民捣毁米店的暴动。第二年丰收，米价又跌。公元1735年幕府规定了“法定米价”，但亦无效；因为幕府调整米价，实行买米、囤米，需要大量资本，只能依赖大商人，准许米商成立行会，并给予行会特权，米商因此得肆意投机操纵。另外，也由于米的生产、贡租的分配上；封建主一味诛求，没有固定政策，以致米价涨落无常，使农民、市民、下级武士的生活极不安定。幕府依靠增加贡税、徭役来维持其不断增长的需要，但由于他们的经济也受商人高利贷支配，所以幕藩财政基础愈不巩固。 八、享保改革的历史意义 享保改革并没有解决幕藩体制的深刻矛盾，反更加深了矛盾。例如当时面临最重要的商品货币经济急剧发展的问题，已经证明单纯的复古政策抑制不了它。因此，改革表现为一方面统制、压抑商业资本，另一方面又与之妥协并利用它，结果造成商品货币经济更发达。在对待商业资本侵蚀农村、农民丧失土地的问题上，尽管一再禁止土地买卖、分割，抑制商人势力，而事实上却听任土地典当、租佃、默认兼并，并鼓励商人投资开垦新田。幕府既宣布不受理旗本、御家人欠商人债款的诉讼，似乎是对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压迫。另一方面又承认商人组织行会，给予经济垄断权，企图通过行会组织统制和利用商业资本，结果反招致商人操纵市场。增产兴业也是依靠批发商人来吸收其经营成果，事实上默认商业发展邦批发商、经济商势力的增大。

第三节 资本主义因素与生产关系的变化 一、全国市场的出现 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显著发展，以大坂、江户、京都为中心，形成了全国商品经济网。如松前的海产品运往九州出售，萨摩的红糖被贩运到奥羽(本州东北地方)。但在18世纪以前，这些还主要是在消费生活方面。到19世纪初，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各地区商品生产已发展到流通领域的相互结合。例如，秋田藩的棉纺业，原棉由大阪沿西行航路运来，在秋田纺纱织布，然后运往藩外出售。这种生产活动，冲破了各藩的闭锁性，创造了定向全国市场的条件，并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了对外贸易。田沼意次时，幕府就企图垄断向清朝出口海产品的事业。在北海道同俄国进行官方贸易，民间商人则与俄船勾结走私。淡路的海运业者，高田屋嘉兵卫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开辟了北海道的渔场，还把本州产品走私到北海道。稍后，加贺的钱屋五兵卫也借北方海上走私致富。九州南部也有从海上同中国进行走私贸易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畿内农村不仅商业性农业，而且农村加工业也发展起来。过去农村只把原料作为商品来生产，现在接受大钣及各乡镇的加工定货了。 农村手工业最初是作为农家的副业开始的。也就是由于农村被卷入商品经济中，农村的阶级分化在进行，土地被兼并的佃农只靠耕种不足维生，他们事实上已成为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少数小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发财，雇用工人成为资本家。地主富农除向佃户收地租外，还放高利贷或开设酿酒、酱油等作坊，雇用贫困的小生产者，经营商品生产。商人通过“问屋”(批发商)包买农村手工业产品进行贩卖。他们预付定金，到期收购。有的贷给农民原料，使农民加工，然后以微薄的加工费(一般给实物)收买农民的成品再进一步，则除原料之外还预借生产工具。例如棉织业，由商入供给棉纱、织机等，生产者只出卖劳动力，加工费也改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形式。这种批发商对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控制，称为“前贷制”的包买制度。这一新的经营方式，也就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随着全国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形成了与大坂中心市场相对的独立市场，如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初江户经济区形成。于是大板作为全国中心市场的地位下降。地区市场的形成还表现在18世纪中叶各藩的领国市场的独立。因米价便宜日用品贵而财政陷于困境的各藩，努力开发可能获得金银正货的各种商品。这些商品不经大坂商人之手在各领国间流通。地区市场的出现，杨志着日本民族市场在逐步形成。 二、手工业工场的出现 从行庄制家庭工业进一步发展，资本家在作坊里安装许多织机，生产者集合到作坊里工作。例如棉丝纺织业中，资本家招雇“机祝织下女”用分工合作方法集体作业。19世纪初，以丝织业为首，纺织、造纸、酿酒等行业都出现了由许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产品的手工业工场。例如京都的西阵、群马县的桐生、（木历）木县的足利等地都出现了拥有丝织机十数台的大“织屋”(机房)还有为“织屋”提供劳动者的专业户。不仅纺织业，其他行业也出现了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工场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封建制度下所能发展的最高阶段。幕末日本除少数手工业中心外，工业的发展水平还不算高。 三、生产关系的变化 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农村自然经济逐步瓦解，从德川时代中期开始的农村的阶极分化，到19世纪初有了新的发展。农村工业的成长，出现了前贷制家庭手工业，这一发展是农村经济分解，也就是封建社会瓦解的开始。这些农村工业，多半是由进行商业、高利贷活动并兼并土地的地主所经营，也有从各藩城市来的商人。有的商人从领主那里承办开垦新田事业，成为新垦土地的地主。随着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过渡，这些商人有的变成了手工业工场主，即前期工业资本家了。这些地主、商人和工场主、一方面受着领主的保护，剥削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场工人，与领主看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受领主的压迫和剥削。因为农业以产米为主，商品作物终止一直受到幕府的限制，土地不能买卖，工人不能任意招募。加之内有藩国割据，外有锁国干预，原料和商品贩运处处与封建领主发生矛盾。这就是他们要求推翻幕府统治、进行明治维新的根本原因。

商品经济渗入农村，加速了农村的阶极分化。极少数的“本百姓”聚集了更多的土地和货币，出现了雇工耕种的富农和经营地主、富商、手工业工场主；另一方面，一部分“本百姓”破产，丧失土地沦为“水吞”、“小前”等贫雇农、佃农，或成为受“前贷制批发行资本家”剥削的小生产者、短工等。到19世纪中叶，家庭手工业中雇佣劳动者过的已不是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一部分或全部生活资料必须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必需品或货币工资，过半无产者的生活了。虽然从数量上看，维新前仍是自耕农和家庭手工业者居多数，但两极分化已逐年在加剧。第四节 新思想的发展与天保改革 一、兰学的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性 兰学[注40]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近代科学，它对日本生产力的发展和反封建思想的产生都起过重大作用。约在18世纪中叶，日本、朝鲜的知识界，包括一部分通事(译员)，在长崎出岛同荷兰商人接触，吸收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将军吉宗出于财政需要，奖励实学，开洋书(特别是汉译的)之禁，派入学习荷语及自然科学。结果，幕府医官野吕元丈(公元1693年—公元1761年)写成《荷兰本草和解》12卷(公元1750年)；日本实验医学先驱者山胁东洋(公元1705年—公元1762年)通过人体解剖，纠正旧说，写出《脏志》一书(公元1754年)。当他发现解剖结果同荷兰解剖学书一致时，指出“履实者万里同符”，论证实践经验的必要。幕府儒官青木昆阳(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研究荷语，出版了《荷兰文字略考》。公元1774年青木的弟子西医前野良泽(公元1723年—公元1803年)和杉田玄白(公元1734年—公元1817年)又据解剖尸体的经验，译出荷译德国《解体(解剖)新书》附图谱共5卷，引起日本科学史上一大革新。在地理学方面，早在1708年幕臣学者新井白石著《西洋纪闻》，后又写《采览异言》[注41]，此两书在否定西方道德、宗教价值的同时，承认其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影响以后日本人的西洋观很深。西川如见(公元1648年—公元1724年)著《华夷通商考》。[注42]公元1812年，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用测量器费时20年测绘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几接近今日科学水平。药学者兼俗文学家平贺源内(公元1728年—公元1779年)游长崎后，努力钻研科学，实验种植甘蔗、药草、制糖，发现石棉，还研究荷兰的制陶术。平贺以其唯物主义的态度，嘲骂徒事空谈、盲目祟华的“腐儒”。在天文学方面，长崎的译员本木荣之进(本木良永，公元1735年—公元1794年)写了《天地二球用法》(公元1774年)，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说。公元1811年，幕府据天文学者高桥景保(见下)的建议，在江户设立洋书翻译局，使荷语学者仙台藩臣大(木规)玄泽(公元1757年—公元1827年)等译出法人诺埃尔。肖梅尔著《日用百科辞书》(荷译本)[注43]。这是明治前最大的翻译事业。公元1823年，荷商馆医官德国科学家西博尔德(P．F．von Soebold，1796—1866)到长崎市外设诊所兼学塾，教授天文、地理、历法、医学、培养出高野长英(公元1804年—公元1850年)、小关三英等多数洋学者。公元1838年，备中藩士兰医绪方洪庵(公元1810年—公元1863年)游学长崎，回到大坂行医，还开设“适适斋”学塾。诊疗之余，从事教育、著述。幕末和明治初期许多志士，如大村益次郎、桥本左内、福泽渝吉等都出于他的门下。 洋学具有的科学精神，特别是民间洋学者对幕政和朱子学的批判，当然引起封建统治者的嫉视。从松平定信“宽政异学之禁”，也对准洋学一事，已足说明。公元1828年发生了西博尔德事件。[注44]与此事件有关的兰学者、天文地理学家高桥景保(公元1785年—公元1829年)在所著《英国人性情志》序中客观地介绍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说：“(英国)自中古改革以来，政刑法典皆由举国付议成立，王亦不能违背。盖政法乃国家之政法，非王之政法，虽极权贵之威，亦不足以彻其下。反以听从人民得益，以下民挫权贵之威为高尚，虽有君臣上下之别，其实则若无。”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见解，但公元1828年因与西博尔德交换地图而被幕府问罪，死于狱中。从此日本更加强了洋学之禁。

起义者沿途放火，捣毁素为人民痛恨的“与力”、“同心”的家宅和巨商、粮商如鸿池、天王寺屋、平野屋、三井、岩城升屋等的店宅，钱谷散满街道，任贫民取走。大火烧到余二天夜晚，毁房3000多家，占全市居民区面积的五分之一。午后，起义队伍与东町奉行迹部良弼、西町奉行喾利坚率领的镇压军展开巷战。这时，近郊农民既无法联系，起义队伍孤军作战，到下午4点，终于失败。志士们大部分被捕或自杀。40天后，潜伏在大阪商人家的大盐父子也被发现。3月28日，在捕吏包围中放火自杀。[注58]暴动后，各地斗争蜂起，公元1937年4月．备后国(广岛县)三原郡爆发了起义。起义者打着大盐弟子的旗号，跟广岛藩军激战。同年6月，越后国(新泻县)柏崎又有自称大盐弟子的国学者生田万，散发檄文，掀起暴动，攻打幕府代官的邸宅。7月，摄津能势、川边、丰岛三郡2000农民发动起义。这些暴动都对准了幕府官吏和特权商人。只是由于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前朗无产者还不成熟，反封建的意识处于朦胧状态，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和行动纲领，因而起义仅一天内被镇压。但由于事件发生在全国商业中心大坂，下层人民的领导者又是负责维持幕藩体制的原任与力和阳明学者，暴动后各地还不断起义响应，所以提高了运动的政治意义。它敲响了幕府统治的丧钟。 五、水野忠邦的幕政改革 以大盐起义为最高潮，公元1830年以来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东，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天保12年(公元1841年)，浜松藩主水野忠邦任幕府老中首席，为挽救危局，于天保12至14年(公元1841年—公元1843年)，对幕政进行了改革——天保改革。天保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厉行节约，禁止奢侈。命令节减经费，取缔着用贵重服饰，买卖高级食品。虽然也要求大名、旗本和商人，其实主要为对付农民，住房三餐也迫令遵守农家古俗。在城市借口矫正风俗，审查出版物，处罚文艺作者柳亭种彦、为永春水等。对武士奖励武艺，振作士气。 2．控制城市人口，下“归农令”。由于饥荒流入江户的农民，几占总人口30％。为此，规定除经常营业和有妻子者外，一律回乡。限制农民充当工人，降低雇农工资，其目的在加强自然经济，巩固小农经营。农村阶级分化已难抑制，法令只在阻止失地贫农转向工资劳动者，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3．解散特权行会(“株仲间”)。各地物产运往江户，不必通过特权行商，承认村吏、地主等兼营商品生产者的批发行自由买卖，把农民的商品经济重新纳入自己的封建统治下。 4、整顿财政。幕府因奢侈浪费，每年财政赤字达50万两，只靠铸劣币弥补。同时，折半减免大名、旗本欠幕府的债款，或重新借钱给他们还札差的债。另一方面，对町人课重税，以挽救政府财政。5．上知令。天保14年(1843)，为加强幕府统治，下令大名与旗本在江户四周10里、大板5里方圆的领地(知行地)，收归幕府直辖。这一范围内的诸侯，转封他地。嘉永4年(公元1851年),幕府下令恢复特权行会，这是新兴商人也可加入，性质也变化了。他们已不专靠封建权力保护，而根据本身经济要求，改变政治结构。由此，为维新的经济准备了条件。天保改革完全是按照享保、宽政改革，实行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复古保守政策，因而都不能达到目的。反之，同一时期采取了现实主义路线的萨、长等西南各藩的改革则获得成功。六、藩政改革和强藩的兴起 和幕府的天保改革相反，一些经济先进地区的大名，统制并利用领内农村商品生产的收益，加强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此后，活跃于幕末维新时期的强藩，就是以这种改革的成果为背景的。长州藩。天保2年(公元1831年)，长州的防府(山口县东南部)地方爆发了10万多人的大起义，波及全藩。他们反对国产会所，要求生产和经营自由，改革农村自治，具有反封建的倾向。起义者捣毁富商、材吏的住宅，斗争不断向各地展开。公元1837年受大盐暴动影响，又爆发大起义。公元1832年藩主起用村田清风(公元1783年—公元1855年)，他为补救藩财政亏累，公元1840年利用獭户内海活跃的贸易，设“驳船货站”于下关，用高利贷给通过的商船作资金，以牟取利润。组织特权行会，垄断藩内生产。为救济贫困武士，其债务由藩承担，采取37年分期归还的强硬措施。因此，村田改革仅2年多，他就在商人强烈反对声中辞职(公元1843年)。但长州藩得以脱离困境是由于以后藩政仍继承村田的方针进行之故。[注59]萨摩藩。全藩武士多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是直接统治农民的乡士，封建势力在西南强藩中最占优势。萨摩(今鹿儿岛县西部)地多火山，农产缺乏。调所广乡(公元1776年—公元1848年)进行改革，首先将欠三都商人的500万两以每年千两还4两，分250年还清，实行和赖债一样的手段。欠藩内富豪的债务，则将他们提升为武士，使放弃债权。在整理债务的同时，积极增加收入。萨摩藩早就强迫琉球、奄美三岛农民种甘蔗，专卖产品中，以糖获利最大。琉球贸易构成萨摩藩特殊的财源，同时参加以大坂为中心的全国市场，使封建经济有了适应新经济形势的一面。佐贺藩。藩主锅岛正直(公元1814年—公元1871年)早就加强西式军备，登用人才，奖励文武，励行俭约，限制商品流通，制止豪农与高利贷的中间剥削，加强藩的商业活动。为防止农民分化，田租3年问只许收三分之一。藩领则停付佃租债息。 土佐藩，紧缩财政，下令降物价2至5成，解散了影响涨价的特权行会13种。禁止农民商人化及商人的地主化，不准商人置地，并征收町人富农的土地，分给贫农，实行类似均田的制度，显然是维持自耕农的政策。综观以上天保年问西南诸藩的改革，凡是成功的，都是提高商品生产，加强专卖制，统一藩内市场的。而只采取封建守旧、剥削农民政策的水户等藩就失败。当时被迫依赖三都中央市场，本藩市场又为三都特权商人所掌握的藩，由于厉行藩的专卖制，便能对中央市场采取独立行动，显示领主在幕藩体制中的自主性。有些藩则实行各藩问的贸易。这些藩国经济的独立是通过应付民族危机进行的军事改革即富国强兵政策、加强政治地位而取得的。为实现这些改革，上级武士显已不能发挥作用，必须起用长于理财和近代军技术的先进人才。由此下级武士和豪农出身、熟谙经济的知识分子，逐渐参与藩政。藩的封建专制强化成为与幕府独立的新势力，幕府的势力削弱。这就是西南强藩在维新运动中日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原因。

三、学术思想 1．后期国学 国学发创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由本来是外国(儒佛)思想影响下的宫廷歌学逐渐演变为日本民间固有文学的革新运动。如上所述，契冲为国学之祖，作为独立的学派始于荷田春满(公元1669年—公元1736年)。荷田的研究方法(必须排除“今人的心”，而由“古人的心”来理解)后为贺茂真渊(公元1697年—公元1769年)所发展。贺茂研究古典文学，发现了古代人的“直心”(纯情)。在他的《国意考》里，指出读万叶调的歌能体现日本古道的天地自然之理，儒佛则是凭借狡智制作的人为之教或伪善的道学装饰起来的，所以痛斥两者，力主尊重自然和人性，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本居宣长(公元1730年—公元1801年)集国学之大成，把国学发展成为属于日本古代所有的学问，但其重点放在究明古代社会秩序的古道上。宣长思想的核心是“情”。他认为儒学从中国传到日本，儒家作出种种种烦琐的规范，但那是“汉意”，和日本人的心情不同，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有日本人固有的情的世界。即使接受儒学也只是表面的，它应以纯粹的形式从昔日末被儒学污染的古代人心情——“大和心”中找出来。唯有理解古代人留下来的文章，通过它才能将“大和心”复原。于是宣长研究和歌及《源氏物语》。他主张《源氏物语》的本质，不是为“悟道”或劝善惩恶，而是为表现真实感情，将它的基础置于人性自然发露上。这是真渊学说的发展。宣长还重视《古事记》，甩30余年岁月写成《古事记传》。他相信《古事记》所记载的是事实，对他来说，《古事记》所传的“天照大神之道”及“天皇统治天卞之道”曾是实有其事的世界，要从那里追求人生的理想。平田驾胤(公元1776年—公元1843年)是宣长的私淑弟子，他发展了宣长的复古主义，反对儒者崇拜中国，批判“唐虞禅让”和“汤武放伐”的思想，强调日本古史上尊神忠君，爱妻育子之情就是日本胜于万国的“古道”。他又发挥“复古神道”的思想。幕末民族危机和革命浪潮下，他这种国家主义的尊王攘夷论在农村中竞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实践思想，对下级武士及豪农阶层影响很大，在倒幕维新运动中起了—定的作用。2．折衷学和考证学 随着古学营园学派[注71]的停滞不前，代之而起的是既反对狙株古文辞学的烦琐注释，又对抗朱、王性理之学的空疏，主张折衷取舍各派优劣，来理解儒家经书本义的折衷学派。代表人物是片山兼山(公元1770年—公元1782年)和井上金峨(公元1732年—公元1784年)。他们折衷汉唐训访与宋明义理，尊祟中唐、晚唐的诗，韩、柳、欧、苏的文，以清新流畅为主，力排古文辞学派。当时皆川漠园(公元1734年—公元1807年)也具有这一倾向。三人以后，有山本北山(公元1752年—公元1812年)、太田锦城(公元1765年—公元1825年)、松崎谦堂(公元1771年—公元1894年)、狩谷掖斋(公元1775年—公元1835年)、安井息轩(公元1799年—公元1976年)等。他们学术上缺乏独立思考，但在古学和清代乾嘉考证学影响下(见第14章第2节)，精于对文献作实证的研究，相反地忽视规律的探索。这种治学方法到明治以后，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结合，构成日本学院派史学的基础，直至今日。3．史学 由于国学和考证学的发达，从事史料学和史学的学者不断涌现。如搞保己一(公元1746年—公元1821年)搜集古书，在江户开设“和学讲谈所”，校订编成日本最大的类书或史料集成《群书类丛》正续编共25类，1500余卷。[注72]此书网罗了日本最贵重的文化史料，也是日本古今最庞大的一种丛书。又编辑了《武家名目抄》381册。[注73]伴信友(公元1773年—公元1846年)著书120部。他的《比古婆衣》(根苗)一书就有正续20卷，集录了有关日本古代文史的考证。狩谷掖斋精金石文，著有《本朝度量衡考》、《笺注倭名类聚抄》等书。广岛藩儒者赖山阳(公元1780年—公元1832年)工汉诗文，著《日本外史》。它是一种模仿《史记》列传体的武家时代史[注74]，对幕末勤王运动影响很大。又著《日本政记》6卷，它是一种史论性的编年体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