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为什么取得天下？高起、王陵认为刘邦“跟天下人同享利益。”刘邦承认自己有些能力不及张良、萧何、韩信，但他自信的说：“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俊杰，我却能够使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所在。”其实，刘邦不只是知人善任，而且是从谏如流，决策能力很强。下面让我们看看刘邦对别人提出的定都方案又是什么态度呢？

娄敬建议刘邦到关中建都时说：“秦地有高山被覆，黄河环绕，四面边塞可以作为坚固的防线，即使突然有了危急情况，百万之众的雄兵是可备一战的。借着秦国原来经营的底子，又以肥沃的土地为依托，这就是所说的形势险要、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地啊。陛下进入函谷关把都城建在那里，山东地区即使有祸乱，秦国原有的地方是可以保全并占有的。与别人搏斗，不掐住他的咽喉，击打他的后背，是不能完全获胜的。如果陛下进入函谷关内建都，控制着秦国原有的地区。这也就是掐住了天下的咽喉而击打它的后背啊。”

张良说：“洛阳虽然有这样险固，但它中间的境域狭小，不过几百里方圆，土地贫瘠，四面受敌，这里不是用武之地。关中东面有崤山、函谷关，西面有陇山、岷山，肥沃的土地方圆千里，南面有富饶的巴、 蜀两郡，北面有利于放牧的胡苑，依靠三面的险阻来固守，只用东方一面控制诸侯。如果诸侯安定，可由黄河、渭河运输天下粮食，往西供给京都；如果诸侯发生变故，可顺流而下，足以运送物资。这正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的建议是对的。”

刘邦左思右想，认为娄敬、张良是出于公心，说得有理。于是雷厉风行，当天就起驾入关，到关中去建都。刘邦说：“本来主张建都在秦地的是娄敬，‘娄’就是‘刘’啊。”于是赐娄敬改姓刘，授给他郎中官职，称号叫奉春君。

其实，关中地区的重要性，在楚汉战争爆发前就有人提醒项羽了。项羽率兵西进，屠戮咸阳城，杀了秦降王子婴，烧了秦朝的宫室，大火三个月都不熄灭；劫掠了秦朝的财宝、妇女，往东走了。有人劝项王说：“关中这块地方，有山河为屏障，四方都有要塞，土地肥沃，可以建都成就霸业。”但项王看到秦朝宫室都被火烧得残破不堪，又思念家乡想回去，就说：“富贵不回故乡，就象穿了锦绣衣裳而在黑夜中行走，别人谁知道呢？”那个劝项王的人说：“人说楚国人象是猕猴戴了人的帽子，果真是这样。”项王听见这话，把那个人扔进锅里煮死了。

我们再比较田肯对刘邦说的话：“秦地是形势险要之地，周围有山河环绕，与关东有千里长的疆界被山河阻隔。如果关东拥有百万军队，那么秦地只需兵力二万就可以抵挡住。秦地地势这样有利，如果对诸侯用兵，就好象从高屋檐角的滴水器往下流水一样，居高临下，势不可挡。还有齐地，东有琅牙，即墨的富绕，南有泰山的险固，西有黄河的天险，北有渤海的地利。土地纵横各二千里，与诸侯的疆界被山水阻隔，超过千里，如果诸侯拥有百万军队，那么齐地只需二十万就可以抵挡。所以说，齐地可以和秦地并称东秦和西秦。如果不是陛下的嫡亲子弟，就没有人可以派去做齐王。”刘邦听后说：“好。”赏给他黄金五百斤。

在政治兴亡和军事成败中，地理因素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刘邦是个聪明人，他由平民到皇帝，深知“在德不在险”这个道理。“险可恃而不可恃也。”中国古人对于地理险要与政治兴亡的关系其实已有了比较科学的态度。险之不可恃，是因为决定政治兴亡的自有更为根本的因素，而非地理因素。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勤修德政，自可怀敌附远，弥患于未萌。若不修德，则一舟之人尽为敌国。险之可恃，是在政治、军事上积极进取的前提下，因地设险，防患于未然。险之不可恃是在战略乃至政略层面上的，险之可恃是战术层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