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心血来潮的屑作翻译，可能有些问题，欢迎大火指出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和波斯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大帝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马其顿的王位。此前，希腊诸城邦已经和另一个庞大的，波斯人的帝国之间陷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冲突。
古希腊由数百个城邦组成。其中，大多数城邦由一个居住着大部分居民的中心城市以及周围的村镇组成。其中，主要统治机构和公共设施都集中在中心城市里。尽管每个城邦的组织和统治形式各不相同，但是可以大体归纳为两个大类，民主和专治。民主，即城邦做出的决策需由城中的大部分居民表决支持方可通过。专制，即城邦的决策由少数控制了城邦的市民做出。

各个城邦之间的军事冲突并不罕见。柏拉图在他的著作《法律篇》中强烈反对这些军事冲突。他认为和平不应该只是一个存在于字面上的概念，每一个城邦之间都应该和平共处，不再互相发动战争（Laws，I.626a）。战争的元素遍布希腊的政治，文化领域。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希腊人的智慧：现存的大部分古希腊悲/喜剧都以战争为主题。大部分的雕塑和装饰用的画品用勇士和战争作为主体，而古典希腊“哲学”一词同样起源自重装步兵中的角色：公民兵。

希腊与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下的波斯帝国之间的冲突同样常见。在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扩张后，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了广饶的领土。从小亚细亚到印度，都是帝国的疆域；这些土地上的居民都向帝国俯首称臣。在皇帝统治帝国的几个世纪里，如何在处于帝国边缘地带的行省建立统治和行政管理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最有名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便是总督制。公元前六世纪，大流士一世在贝希斯敦（今伊朗境内）的一面岩壁上，以三种语言记录了自己作为皇帝的功绩：在登上皇位后的几年内，他镇压了遍布国内的大大小小的起义。在这块石刻上，记录了皇帝同时击败九名林登万并将他们施以绞刑的壮举。人民的起义和总督，甚至于皇帝亲人的叛乱，贯穿了整个帝国的历史。希腊和波斯间的战争，就是因其中的一场叛乱而起。

提洛同盟
作为在抗击公元前480年薛西斯一世的入侵中的两个最强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都宣称自己才是捍卫希腊的中流砥柱。雅典人是萨拉米斯海战的主力，而斯巴达人则带领着希腊陆军在普拉迪亚击败了薛西斯。在击败了波斯人之后，同盟渐生裂隙。在公元前478年和477年，为了弥补在支援艾欧尼亚和波斯入侵中蒙受的损失，雅典人组建了新的同盟。每个盟友都为联盟贡献士兵，战舰或者金钱，并交由雅典人指挥使用。这个同盟以提洛同盟之名为世人所知。斯巴达同样组建了自己的同盟，也就是伯罗奔尼撒联盟。相比于提洛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参与城邦有更高的自治度。这一同盟更像是防御同盟。只有盟友在受到明显的明显的威胁时，同盟才会生效。
提洛同盟与波斯间的战争持续倒了公元前449年。雅典和波斯签订了卡里阿斯合约，这标志着波斯人以武力征服希腊的野心正式以破产告终。波斯帝国的经营重心回到了西亚的巴勒斯坦（包括了今天的以色列）和埃及地区。此役，证明了提洛同盟是一个成功的联盟，但是在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后，她已经从一个由希腊领导的城邦联盟，转变的更像一个以雅典为首都的帝国。在和平时期，雅典每年都向同盟中的各城邦收取贡品，干预盟友的经济，并且残酷的镇压叛乱的盟友。

伯罗奔尼撒战争
在公元前5世纪的上半叶，雅典和斯巴达成为了希腊的最强的城邦。雅典拥有强大的海军，而斯巴达则以陆军见长。二者的关系在公元前462年极具恶化。这一年，为了镇压希洛（译者注：斯巴达在征服了麦西尼亚后，将当地居民全部贬为农奴，即希洛人）起义，斯巴达向所有的盟友请求援助。一支小规模的希腊军队接受了请求。但当他们抵达麦西尼亚（希洛人的故地，起义发生的地方）时，他们却对希洛人产生了同情。因此，斯巴达人驱逐了这支希腊军队。这一举动羞辱并挑衅了雅典。双方之间的关系陡然间紧张了起来。二者纷纷与对方的敌人结成了同盟（即，敌人的敌人便是盟友）。最终，双方之间爆发了战争，也就是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始于公元前431年，并在公元前404年，以雅典投降告终。另一方面，尽管在卡里阿斯合约签订后，波斯帝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都未能踏足希腊的领土，但是事实证明，波斯帝国无法拒绝干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诱惑。阿尔塔薛西斯一世（薛西斯一世之子，与雅典签订合约的波斯皇帝）的继任者，大流士二世不再承认这份合约（指卡里阿斯合约）。他允许他手下总督们向斯巴达同盟提供资金。当雅典人在西西里岛惨败后，大流士二世与斯巴达人达成协议。虽然这只是出于军事考虑的权益之计，但是无疑损害了斯巴达在希腊半岛的声望：斯巴达将小亚细亚的希腊诸城邦归还给波斯，作为其帮助自己击败雅典的回报。大流士派他的一个小儿子，小居鲁士去斯巴达并向其提供资源以击败敌人。居鲁士与斯巴达的舰队指挥官莱桑德结成了深刻的友谊。莱桑德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居鲁士也有自己的想法。当时波斯帝国的继承人是居鲁士的兄长，阿尔塔薛西斯二世，但在波斯帝国的宫廷中，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一事实。许多人支持居鲁士登上王位。所以，他需要一支军队，在时机合适时，向波斯王位的所属权发起挑战。居鲁士认为斯巴达的战士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士，他急于统领着这些士兵打赢这场战争。在雅典战败后的不久，大流士二世驾崩，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继承王位。不满的居鲁士试图率领自己的支持者从兄长手中夺取王位。他统领着大约11000名雇佣军从吕底亚出发。在经过一系列伤亡和叛乱后，这些雇佣军大约还有“一万人”，更多的波斯军队跟随着这支雇佣军，一同进军，杀向美索不达米亚。
公元前401年，两兄弟的军队在离巴比伦不远，一处叫库纳克萨的地方相遇。尽管希腊的士兵轻易的击败了当面的波斯人，但是他们的奋战却因为居鲁士二世在追击他的兄长时被讨取而变得毫无意义。随着居鲁士二世的阵亡，这场叛乱以失败告终。但是此战绝非毫无意义：希腊人在此役之后得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一支灵活而强力的部队，可以直刺波斯帝国的心脏。而这，正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软肋。

公元前四世纪和五世纪的希腊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之前，希腊的陆战主力是步兵。战车，这种让弓箭手能快速机动和有更好视界的平台以及在战时快速运送战士前往战场的交通工具在青铜时代曾经使用过。但是在近东和安托纳利亚，战车的效率被新型战术和武器所克制。同时，在希腊半岛上，因为地形的原因，战车的价值十分有限。希腊的地形不适合骑马。尽管有些地方的地形也适合骑兵作战，如色萨利和维奥蒂亚。但骑兵的数量受养马费用的制约，同时只有少数驯马人懂得如何驯养适合骑兵使用的马匹。这些自然和经济因素共同造就了希腊步兵:“长枪战士”。
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希腊人开始改进自己的武器，并且形成了一种指挥有序的近距离战斗方式，即“重步兵作战”。尽管盔甲和装备几经变动，但是重步兵部队的外貌和作战方式在几个世纪里未曾有过大的改变。虽然希腊人在发明创造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希腊人并没有试图改变这种作战方式。只有在希腊人试图在战争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并因此陷入近似于“总体战”的困境时，战争的方式才开始逐渐改变。

重步兵作战
Hoplites，即身着重铠的希腊步兵。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士兵在希腊的战争史中独领风骚。在希腊语中，对应武器这一单词的是“hoplon”，所以从字面意思上理解，hoplite意为战友。重步兵们组成的密集阵型被称为方阵。方阵一词在希腊语中意为“战斗编队”，但是历史学家们常常用其来描述重步兵编队。
希腊重步兵本质是一种公民兵。希腊城邦的兵源以这些有足够金钱武装自己的重步兵为核心，辅以少数城邦自己花钱供养军队（如底比斯的神圣军团）。斯巴达是个例外，他们的战士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军队。城邦的军队，由视为城邦作战为自己的道德、政治和社会责任的公民组成。征兵和动员在各个城邦里很常见，公民享受城邦带来的自由的权利，履行保卫城邦的义务。基本上每一个希腊市民都是重步兵。所有的公民大会的与会者，都是曾经为城邦效力过或现在正在为城邦效力的战士。他们参战并非因为畏惧惩罚，也不是为了掠夺和战利品。他们为了身边的人，为了自己的邻居，父兄，子侄而战。这也就意味着，希腊的士兵们在战场上，会以竭尽所能的表现他们的勇气，与自己的袍泽并肩作战，因为作战的结果与他们所能享受的权利直接相关。而这正是将方阵和城邦绑在一起的，看不见的粘合剂。只有那些与敌人矛盾相交，舍生忘死，死战不退的人，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
也许希腊在战争中长期使用密集方阵和重装业余士兵（指公民兵）是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这一现象之所以能维持下去，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套兵役系统因维持传统，共享价值观和消除社会偏见而存在。由于重步兵们需要自己准备装备，那么一个城邦中的大多数人必然被排除在外。只有那些方阵的士兵才享有完整的公民权。所以这些希腊重步兵们可以说是“全民皆兵”。只有雅典是个例外。因为雅典拥有强大的海军，所以雅典城中最贫穷的市民，即tbetes，可以驾驶三层浆战船并在雅典军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雅典奉行民主，这一单词是由另外两个单词，demos（希腊语，人民）和kratei（希腊语，统治）组成，亚里士多德将其戏称为“由三层桨战船带来的民主”（译者注：因为三层桨帆船，所以贫穷的士兵也可以为城邦作战，也拥有完整的公民权，也可以参与城邦的民主）。波斯对希腊的两次入侵证明，希腊的重步兵在战场上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但是，在古典时代，随着指挥官在战场上对的骑兵和轻步兵的使用越来越广泛，重步兵们渐渐的失去了在战场上的绝对统治。

训练和动员
大多数城邦的军事训练从居民十八岁的时候开始。大部分希腊城邦将士兵按照他们出身的地区编组，并将士兵们按照各自所在的部落登记入册，并由各小队的指挥官来保存。当有青年达到入伍的年龄时，指挥官根据名单，再次核对名单上的信息和现实是否相符，并将新加入的士兵的名字记录在册。新兵们会聚在一起，共同宣誓。他们被称为epbeboi（希腊语，大意指未受训练的青年）。在随后的两年里，他们将接受体能和军事化训练，成为ephbate（希腊语，大意指接受完训练的青年）。大部分城邦都使用这种军制，但是在使用时，各城邦有细节上并不雷同。在雅典，新兵们在第一年里要按部落分组，参加一系列的体育竞赛。这些竞赛以短跑为主。在第二年，新兵们会受到更多的军事化练习。在许多城邦，新兵们一起离开家，在兵营里居住。这些新兵们驻守在城邦的防御体系中，如城内的堡垒（卫城）以及边境上的堡垒和哨所，以防备邻国的偷袭。希腊重步兵并不是单独作战，所以对新兵的训练更多集中在团队的配合上，但是对士兵个人战斗技巧的训练相对来说并不严格，如剑术等科目。
希腊人很少会在战场上投入还没有完成训练的新兵。只有在城邦遭到侵略，危在旦夕时，新兵们才会参战。在达到一定的年龄后，市民不再需要负担对外作战的兵役。在雅典，不再负担兵役的年岁最晚为50岁，但是市民可以在家服役至六十岁。这也就意味着，城邦可以随时动员出一支最年轻和最年长的士兵之间相差42岁的军队。
在所有实行民主体制的希腊城邦，由完成军事训练的男性市民组成公民大会，来讨论是否发动战争。在决定开战后，公民大会就需要决定动员多少士兵，动员几天，以及怎样动员军队。动员分为几个等级，从总动员到各部落的某个年龄段动员，再到部分部落的某个年龄段的动员，以此类推。

战斗
希腊重步兵的以一种原始的方式作战。他们的作战风格给人以模式化的感觉。希腊军队作战的指导思想是击败而非消灭敌人。希腊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战斗方式，即所谓的“西方模式化战争”。双方的士兵，在开阔的平原上，给予对方迎头痛击，靠勇气和体力，残酷的撕碎敌人的抵抗。战场上，到处都是激烈的战斗和无情的屠杀。这样的场景往往不会超过两个小时。当每一个士兵达到自己生理和心理的极限时，这场战争就结束了，在随后的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他们不会再投入战争了。
在马尔铎尼斯将军向波斯帝国皇帝，薛西斯汇报希腊军队的情况时，他特别指出，希腊的重步兵们在最平坦的地方作战。“当他们（指希腊城邦）彼此宣战时，双方会在附近寻找一块最平坦的土地，并在那儿展开会战。”马尔铎尼斯将军认为希腊人之所以会使用这种独特的战斗风格，无可置疑的是因为他们的愚蠢和无知。任何意料以外的障碍都会破坏方阵的完整性。亚里士多德提醒我们，当希腊方阵需要跨越障碍物，哪怕只是最小的河道时，（方阵）也会四分五裂。因此，希腊的将军们才选择平原作为战场。
一旦方阵指挥官布置自己的军士投入战场，他就不再有指挥和移动的余地。指挥官将立于方阵的第一排，和自己的袍泽并肩作战。因此，许多将军喋血沙场。对于一个将军来说，勇气，战略和战术技巧缺一不可。但希腊军队的作战方式，让将军们只能依赖于自己的勇气，而无从体现自己的战略和战术技巧。
希腊重步兵们多是农业从事者，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土地长时间无人看管。大多数城邦没有余力花钱购买食物支持军队作战，也无力补偿重步兵们在出征时因放弃打理土地而蒙受的损失。因此，重步兵们在公民大会上并不支持发动长时间的战争。希腊的将军只得尽可能的运用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政治目标的战术。这也意味着，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更具杀伤力的攻城器械出现之前，大多数希腊城邦无力围攻敌方城市数个月及以上。另外，由于道德准则和自身重甲的制约，希腊重步兵们难以靠自身装备的不合适的攻城武器来攻破严密防守的据点。（关于围城的更多信息参见第十章节）

方阵
因为重步兵们手中的盾牌，方阵这一呆板僵硬的战术才没有被淘汰。士兵用左手装备盾牌。而盾牌的宽度比士兵们的侧身更宽，如果有其他士兵向他的左侧靠拢，那么他们手中的盾牌就可以形成重叠的防护，如图所示。因此，希腊重步兵们并肩而立，盾牌紧锁。“一旦
这种阵型被打乱，那么盾牌的优势将当然无存”—— 普鲁塔克（《道德论集》 220a2 ）如果说重步兵们身披重甲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话，那么盾牌就是为了保护整个方阵而存在。这也是斯巴达的母亲为什么告诫儿子：“要么带着盾牌，要么躺在这块盾牌上。（《道德论集》，24IfI6）”这句话的意指，他（指斯巴达母亲的儿子）在战争胜利后或是带着自己的盾牌凯旋，或是倒在盾牌上由幸存的士兵带着他的遗体回到家乡。
由于方阵本身战术的限制，当两军的方阵相遇时，他们会直接冲向对方，在最后几英尺的地方发起冲刺，尽力在敌军的方阵上撞出缺口，随后用手中的长矛刺向敌军，直到其中一方的部队彻底崩溃。修昔底德在书中记录道，一支正在向前挺进中的方阵，他们的士兵总是向右挤，以至于让方阵看起来像像右爬行的螃蟹（《伯罗奔尼撒战争》，5.7I.I）这一现象也被称为方阵漂移。方阵漂移也存在于马其顿军中。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居于方阵最右侧的士兵倾向于向右转。也许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将没有盾牌保护的右侧暴露给敌人，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有更多的空间挥舞长矛来杀伤敌人，又或许二者皆有之。其他士兵为了寻求右侧战友的保护，自然而然的向右挤以调整位置。每一个士兵都跟随着战友慢慢移动，以防止自己和战友之间的距离过远。因此，两军交战时，双方的右翼往往行动一致，并击败对方的左翼。
方阵的是一种有较大纵深的阵型，通常由十二排手持盾牌的希腊重步兵组成。但是只有前两排的士兵可以用手中的长矛攻击敌人身上容易受伤的部位，以此来杀伤敌人。自第三排以后的士兵只能在后面推着前面的士兵继续前进，以增强方阵向前突击的能量。这种前进可能是通过直接将盾牌压进前面士兵盔甲背部的凹陷处，然后在用左肩顶住盾牌的上边缘的同时，双脚使劲蹬地以获得向前进的动力来实现的。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和色诺芬的著作《希腊史》中，都提及到了希腊重步兵的这种推搡。这种推搡只要经历过一次就终生难忘。在阿里斯托芬喜剧的合唱团中，有一位老兵，他这样形容道：“我们扛着长矛和盾牌向前奔跑，与敌人交战。。。每个人都紧紧的靠在一起。。。在神的庇佑下，我们推着前面的人向前进，直到夜幕降临。”这种推搡解释了50层方阵的创造者，伊帕米农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中那著名的咆哮，“再往前多走一步！”
一旦重步兵在战场上倒下，不管他受伤与否，他都不可能再站起来了。这场短而残酷的暴行在一方彻底崩溃变宣告结束。失败方的方阵变得一团混乱。战败的希腊重步兵很快就成了乌合之众。胜利方不会追击失败者，并给他们（指失败者）足够的时间能够逃离战场。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军队
到了公元前四世纪，传统的方阵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少见。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渐渐的复杂了起来，他们更多的投入由多支兵种组成的军队。其中包括，使用轻型武器的轻步兵，小规模的精锐士兵，以及越来越多的骑兵。重步兵们也改良了他们的装备，使他们（指重步兵）能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尽快的在战场上执行经过改良的重步兵战术而不耗费太多的体力。
轻盾士兵装备标枪和匕首，有时也挥舞着长矛或剑加入战斗。他们身着很少的防具，有些人甚至不穿防具，唯一保护自己的手段是他们配发的轻盾“pelte”，这也是他们得名的原因。（译者注：希腊轻步兵 “peltasts”） 。在与轻装上阵，拥有很强机动能力的色雷斯轻步兵交手后，希腊人决定依葫芦画瓢，创造自己的轻步兵并改良重步兵战术。因此，希腊城邦雇佣了小规模的色雷斯雇佣军加入自己的军队。如此一来，色雷斯人不得不面对一支比之前更加平衡（译者注：这里的平衡指兵种更加丰富，不再单一的依赖特定兵种）的希腊军队。公元四世纪前叶，在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斯的备受争议的改革中，就有加强轻盾兵武备的提案。其中包括换装比之前更长的长矛和剑，改进他们对盔甲（使盔甲更轻更坚韧）和引进特殊的鞋子，来提高轻步兵的行进速度和机动能力。
在公元五世纪之前，只有波奥提亚和色萨利联盟的军队的骑兵部队不属于摆设性质。这两座城邦处于的低地地区有希腊仅有的有能力供养马匹的地主，并且这里的地形适合骑兵作战。在中世纪马项圈发明出来之前，马匹无法应用于农业生产：人们往往用牛来耕作，拉车。马只是一种昂贵而又不体面的交通工具，和一种炫耀社会地位的手段。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后半叶，雅典也组建了自己的骑兵。这要归功于雅典势力的扩张所带来的回报。雅典制定了一条法律，如果雅典骑兵在战斗中损失了自己的坐骑，那么雅典将补偿他的损失。城邦在和平时也提供养马津贴，而不仅仅是在战时提供资金来补偿普通人养马的费用。除了上述的这些城邦外，只有斯巴达和科林斯在公元前五世纪末组建了自己的骑兵。大多数希腊城邦拥有自己的骑兵要等到公元前四世纪了。
随着更强大，同盟关系更久的城邦联盟的出现，希腊人开始从城市的市民中选出佼佼者，组建常备军。这种士兵大多是轻步兵，（他们的主人）需要定期向他们支付薪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城邦都有能力这样做。因此，这些职业士兵通常以雇佣兵的形式，为有钱的雇主提供服务，特别是波斯雇主。这些士兵在和平时不再需要靠耕种等副业来养活自己，而是由城邦提供薪水保障士兵在和平时的生活。

底比斯的崛起
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以及雅典人的帝国（指提洛同盟）的毁灭，终结了希腊世界的平衡。然而，斯巴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同时，斯巴达的国力还没有达到能主宰希腊的程度。斯巴达以人力匮乏而闻名。为了成为希腊的主宰，斯巴达供养着强大的舰队并且向其他城邦派出驻军、官员。这使斯巴达的资源入不敷出，严重的破坏了斯巴达简单而有效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但是问题不仅仅来自城邦的内部。斯巴达的力量引起了希腊世界的敌视。因此，公元前396年，当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为了希腊人的自由而远征小亚细亚时，波斯支持底比斯，科林斯，阿尔戈斯和重建的雅典组成同盟，并发动反抗斯巴达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科林斯战争。雅典将领科农率领波斯舰队在公元前394年摧毁了斯巴达海军，并驱逐了许多艾欧尼亚城市和岛屿上的斯巴达驻军。此后，希腊开始试图重建曾经的荣光。斯巴达不得不在公元前387/386年派使节前往波斯，与波斯大王，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和谈。根据波斯大王开出的条件，希腊（指波斯和希腊所有的城邦）以艾欧尼亚的自治权为代价，与波斯达成了全面停战。这一协议由波斯大王的权威作为担保。尽管斯巴达人最终赢得了科林斯战争的胜利，但是这场惨烈的战争只是另一场死斗的前兆。在随后的这场死斗结束后，底比斯人依靠强大的重步兵短暂的主宰了希腊。
公元前394年，底比斯人开始将著名的底比斯楔形战术用于防御作战。底比斯人不再采用让士兵与敌方的阵列呈平行布置的战术，转而让步兵组成楔形向敌军阵线上的一点发起攻击。很快，底比斯人就发现，将他们的新战术用于进攻有着巨大的潜力。由于著名底比斯的圣军（译者注：底比斯的精锐部队，完全由男酮组成）完美的执行了这一新型战术，底比斯成功的，至少是在陆地上取代了斯巴达希腊之主的地位。公元前371年，斯巴达人在留科特拉战役中遭受底比斯军的毁灭性打击。随后，底比斯人大举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并解放了麦西尼亚。此前，这里（指麦西尼亚）一直被迫向斯巴达提供奴隶（即前文中提到的希洛人）。同时，也是斯巴达经济的基础。至此，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斯巴达人繁华的都市失去了支撑他们的基石。
与此同时，雅典试图重建海上力量，并以此为核心建立第二雅典同盟。这与公元前五世纪的提洛同盟相去甚远。每一个同盟的成员对雅典试图帝国化同盟的决心保持警惕，雅典人自己的军力也不足以宣称希腊的统治权。在几个城邦脱离同盟后，在公元前357到公元前355年，希腊爆发了同盟者战争。这些让各城邦的实力逐渐变弱的战争分散了希腊人的注意力，从而忽视了北方逐渐增长的威胁：马其顿。他们的国王，菲力二世，正利用同盟者战争来巩固自己在爱琴海地区的利益。
在希腊各城邦势力的此消彼长中，波斯通过让各城邦之间保持彼此斗争，以此分化希腊，从而保证自己的利益。事实证明，对于正在为争夺希腊霸权而战的城邦来说，来自波斯的黄金是一种很好的诱惑。

一场泛希腊的战役
惨烈的内战并非没有引起希腊人的警觉。著名的修辞学家伊苏克拉底对希腊人之间令人精疲力竭，毫无结果的争斗发出哀叹。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指希腊内斗）的最好办法，是整个希腊都团结起来，对波斯发动一场神圣的远征，以报复波斯在一个世纪前对希腊的入侵。他在公元前380年的演讲中表达了这一观点。但是，他所提倡的泛希腊主义的理论，并不适合现实中征战不休的希腊城邦。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接受了波斯的援助，另一个城邦马其顿，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波斯人的入侵中，就已经做了波斯的走狗。尽管如此，但实现泛希腊主义的理想依然有着有力的，有可能实现的基础，那就是对自由的承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决权。自由在希腊社会中受到高度重视。但是矛盾的是，城邦并不反对牺牲希腊同胞的自由来为自己的城邦牟取利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发现，来自希腊本部的同胞们数次将自己的自治权作为筹码，用来讨好波斯人。这对他们独立的地位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大王合约后，他们（指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又一次被出卖了。斯巴达人接受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希腊城邦重回波斯的统治，以此来换取其（指波斯）支持自己在希腊的争霸。尽管（泛希腊主义的构想）与现实截然相反，但是将希腊人（译者注：大概是指小亚细亚西海岸那些被出卖的希腊人吧）从波斯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想法在希腊倍受赞誉。也正因为如此，斯巴达与她（指希腊）狡猾的宿敌波斯之间的交易引起了希腊人的不齿和愤怒指责。
然而，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内耗后，没有一个希腊城邦有实力来领导并实现泛希腊主义。看起来也没有城邦想这么做。但是，一支新的势力正在希腊北部悄悄崛起，很快，他的国王将会带领自己的国家，逐渐接受泛希腊主义的号召，并将自己的城邦置于引领泛希腊主义潮流的领袖位置上。他就是马其顿人的国王，腓力二世。

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的波斯
公元前四世纪，波斯帝国成为了当时近东地区（译者注：近东地区一般指地中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小亚细亚，今天的叙利亚，埃及等地）最强大的国家。统治着这一广饶领域的主宰被称为大王。在希腊语中，这一地位也被称为伟大的巴赛琉斯（译者注：类似于中文中的皇帝）。在亚历山大入侵波斯时，帝国已经拥有了西起安纳托利亚，东至印度，北起巴克特里亚（如今的阿富汗，似乎也是吐火罗，大夏），南抵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的庞大领土。帝国在埃及的领地在公元前405年成功独立。从那时起直到亚历山大发起远征，帝国的重心都放在如何征服这个曾经的行省上。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叛乱严重损坏了帝国的经济。每次镇压起义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放任诸如安纳托利亚，印度和埃及的叛军则会让王朝在失去对这些地方的控制的同时，损失不菲的收入。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1年至公元前486年）时代开始，波斯帝国被分为数个行政单位，这些行政单位被称为总督区。每一个总督区的总督由波斯的贵族担任。作为保护帝国的回报，总督们在地方上有很高的自主权。波斯大王依赖总督们的支持，并与他们合作。然而，有时他们并不忠于国王。叛乱时有发生，特别是发生在公元前360年前后。在小亚细亚的世袭总督们试图瓜分这片已经在事实上成为独立王国的土地。此外，王位的挑战者和篡位者也多在总督中诞生，如前文提到过率领希腊雇佣军试图夺取兄长王位的小居鲁士。
波斯贵族有个天生的传统：他们既是勇猛的战士，也是独立的贵族。他们不能接受自己在帝国中只处于一个次要的位置。那些与国王关系密切的贵族总司被派去担任富庶地区或战略要地的总督，而其他贵族则被给予军队的指挥权或其他的职责。他们住在自己宏伟的宫殿里，享受着当地省份广阔的土地。公开的赠予贵重的，能增加人声望的物件，特别是金银器，是波斯的大王向外界表示谁是自己宠臣的方式。波斯人靠几个方法来维持彼此间的凝聚力和保持独特，其中就包括他们的着装，波斯语，以及教育孩童的方式。波斯男孩在生命的头五年里，都是跟着自己的母亲和其他的家庭主妇一起居住，以远离他们的父亲。随后，他们就被教育如何去成为一名士兵和一名统治者。希罗多德称，五到二十岁的波斯人只接受过三种教育，骑乘，射术和诚实。（历史，I，I36）.专门用于狩猎的知识和与之相关的射箭技术，投枪技巧能很轻松的用于作战领域。在位于那什洛斯坦的岩石上，大流士大帝刻下了波斯贵族的价值观：“作为一名骑士，我是优秀的骑士。作为弓箭手，无论在平地上还是马背上，我都是优秀的弓箭手。作为枪兵，无论是在平地上还是马背上，我都是优秀的枪兵。”在二十岁之后，男人们就要参与兵役，直到他们五十岁。
统治帝国的精英并没有完全脱离自己的人民。波斯人和非波斯人之间的通婚现象非常广泛。波斯贵族的女儿经常嫁给当地王子。同时，波斯人也会将当地贵族家的女子纳入后宫。居鲁士大帝有一个政策。在他征服米迪亚，吕底亚和巴比伦时，他会尊重当地的传统，保留一些当地的贵族和地区领导人来协助他的管理。后来的波斯大王们也在新征服的地区沿袭了这一政策。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拥有权力的人总是会被授予很高的地位并以“皇室的朋友”这一身份进入宫廷。类似的待遇也会授予从其他国家流亡，试图得到帝国保护和帮助的人。
波斯大王通过两种方式压榨自己庞大的帝国。他们向人民征税，要求他们定期进贡，并利用他们的人力进行军事征伐，以此来得到新的领土或平定叛乱。有些低阶层的波斯和米底亚总督只有很小的土地，因而他们只有微薄的收入。但是，他们要自己供养一支骑兵或一队战车兵，或者向大王的军队提供步兵。当帝国不需要他们的军事支持时，他们依然要和其他地区的总督们一样，向帝国以白银或实物的形式上税。
现存的记录显示，波斯帝国打造了一套复杂的官僚体系以管理治下的总督府，并根据大王的指示来处理收入。王室成员和其他显贵可以直接从内帑中支取食物和供给。帝国利用一套道路系统，将境内的重要城市：萨迪斯（原吕底亚首都，在今土耳其境内），埃克巴坦那（今伊朗境内），巴比伦（今伊拉克境内），苏萨（今伊朗境内，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的出土地），波斯波利斯（今伊朗境内，波斯帝国中后期的首都）连在一起。这些道路主要由穿梭在各个城镇之间的皇家信使和士兵使用。同时，这些道路也促进了整个帝国的贸易和贡品的流通。
除了行省总督外，还有一些统治着更小行政单位的长官。希腊人将其称为hyparchs以区分行省总督（satrap），但是在保存下来的希腊语资料中，这一术语的使用并不固定。“satrap”和“hyoarch”之间有时可以互换使用。二者均指指挥某地军队的地方大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