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迟暮英雄的挽歌？www.lotayu.net 2005-11-8 闪亮的日子 　　“我们都爱罗大佑”，就是这样一句流行在当时大陆歌坛的口号，使我们怎么也绕不开这个“黄种人”的悲情歌者。罗大佑是位歌中的异数，他在港台蹿红，却是在大陆火爆，乃至遮天。如今，60、70年代出生的人都在罗大佑的歌中长大了，可是当年他们不只要唱罗大佑，最情愿——就是把他当作精神领袖。　　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一个奇怪的中国历史巧合时期，两岸三地几乎同时发生着或将要发生从未有过的改变。在海峡的对岸，台湾当局开始了政治戒严时期的“解禁”，大陆这边已是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香港回归启动了“倒计时”，西方文化思潮正在劲吹过来，中国人处于一个时代的动荡和社会无序的历史转折阶段。　　这个时候的歌坛还是一片虚假景象，甜腻腻的矫情泛滥大面积传染。　　而一个精神的流亡者抱着一把吉他，带着人们从遥远的天空唱到现实的大地上——他就是知识分子型的歌者罗大佑。罗大佑敏感地感到青春之容易幻灭，人生命运之难于测度，于是沧海桑田、青春、恋曲、光阴、旧日、诺言、前生、原乡等等词汇，被他拎着到处把空茫的人击伤。两岸的歌迷，特别是大陆青年几乎一起跟着罗大佑咏唱心事茫茫，举目所及，端的是，流行歌坛——悲伤是随着罗大佑到处流行的一种情绪，歌迷们在罗大佑的往事伤感和现实悲情中变得满眼凄迷。　　2000年秋，继《之乎者也》横扫中国流行歌坛很久之后，罗大佑音乐会卷土重来，竟然引起一场意外的火热：听罗大佑音乐会就是一个不容错过或必须参与的文化事件。甚至人们的感觉，出现了对大陆知识界不无讽刺般的集体错位，许多人忘记了罗大佑只是具有敏感的深度情感直觉的音乐家，可众人却情愿把他当作精神领袖，当作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来苛求。　　之后的罗大佑又来到北京，他又让希望犯癫狂的哥们失望了。有人喜欢拿罗大佑和鲍勃·迪伦比较，的确，30多年前，鲍勃·迪伦的《时代在改变》是绷进了时代脉搏，后来他的《路上的血迹》被认为是一个艺人的手艺了。而罗大佑在《爱人同志》之后，其恋曲系列也推出《恋曲2000》，他也被以前的欣赏者给断然降级到艺人的岗位上。　　这不是罗大佑的错，如果时代先锋消失了，没准是欣赏先锋的人变阔了。　　这不是罗大佑的错，欲望号街车已经堵满了路口，而且每个欲望号的驾驶者都想充当路口的红绿灯。　　这里已经变成随便谁都可以下载手机彩铃的年代，而个性化彩铃里纯粹的音乐和撒尿的原始采样已经在“交响”着我们的听觉，更物质或者不太物质的叫春的声音随时都会登堂入室。快餐文化已经把我们更年轻的胃给洗得粗糙，缤纷名利“速成”的神话弥漫，甚至都缺乏对人类基本情感的敬畏，比如被比尔·盖茨财富英雄刺激得对自己都没了耐心。这不是罗大佑的错。而知识分子们只是无力地在伪知识里自恋，面对正在快速复制的更小的 “自我秀”，学者不能给予时代制高点上的点拨，却硬要从文化策划公司牵线的“超女”木偶游戏中寻找文化深意。　　这样“非典”性的花样年华，我们还能要求罗大佑什么？他老兄只能再来一首“新现象七十二变”。　　曾经的恋曲岁月老了，当年追随他流浪在家园之外的青春歌迷老了，仿佛罗大佑没有老，他的歌在扫描“现象七十二变”之后，又在下一个站台上用他的歌声画出一些使生命发生晃动的新现象，不知道是意味着结束还是另一场情感体验的开始。　　也许，罗大佑会选择归隐。 原作者： 向隽 来 源： 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