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重量
  小说是一种反映人类历史，表达个人世界观的艺术表现形式。它的历史可以说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齐头并进，互相依傍的。它是历史通俗化的表达，是融汇了作者主观意识后的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艺术。一部真正好的小说，甚至可以超越历史的思维，越过发展的今天，直接进入更加进步的未来，揭示道理，体现更加精进的思维过程，为人类的发展提供养料，为哲学家研究人类，思考问题提供参考资料。可以说，小说的存在等同于社会的存在，只要有社会的进步就有小说的发展。这些人类文明的硕果，或标致了时代，或开创了时代，在人类的思想文明中，体现了相当的厚度与丰度。
能够标致时代的小说可以称之为优异的小说。时势造就了小说，而好的作者必须抓住时代的脉搏，他的作品必须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时代的特征，体现毫不吝惜的批判精神，但这种批判要求是理智的而非狂乱的，是引而不发的，这样才能达到警醒的效果。在历史的非常阶段，大批作品被烙上了时代的色彩，然而真正能够脱颖而出的也甚寥寥。菲兹杰拉德的小说通过人物的悲剧展示了七十年代美国的浮华梦，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最后一个爵士倒在了时代的拖车下，正如爱情倒在了物质面前。一百年后杰克.凯鲁亚克横空出世，他的作品大多带有自传性质，文学性不强，曾遭同为美国优秀作家以笔法旖旎著名的杜鲁门的讥诮，然而《在路上》这部作品却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两位作家，一个是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一个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他们的作品，超越了空间，超越了思维，在当时的某处达到了共通，引起了某一代人心灵的共鸣。一部优秀的，能够标致时代的小说，实际上也是作者对内在心灵的探索，是对自我的反省与批判。通过自我倒映社会，反映时代，由心而出，带有感召力，呼唤着别人的进入，抵达深邃的思想核心，囊括一个时代的思想风气。
然而我觉得，这样的小说是缺乏进步意义的。
  
  能够开创时代的小说可以称之为最优秀的小说。它们大多开始创作于一个幽暗昏惑的时代，成形于时代板块相撞的时期。可以说，这样的小说在为变革兴风作浪，是先驱，是最先觉醒的先知用以敲醒尚在黑暗中沉睡的民众的武器。与哲学不同，小说并非纯粹理性的东西，与乏味高深的论调相比，它们反而显得不经而轻松，就好比哲学是从万物中剥离出的神经，粘稠的，充满思考的，而小说则是取出这些有用的神经，为之加上肉体，血液，心脏，使神经变成了人，从人的嘴里讲故事。这大大满足了人类的认知激情。于是时代开始起了变化，正是因为小说带给了人幻想以及自由的渴望，在人们还没有认清这是小说核心那根强劲的神经在起作用时，大部分人已经开始觉醒，双手空空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过这并不要紧，在实践中会慢慢领会这其中进步的要义。大部分人反抗，挣扎，根本目的是让自己获得财富，过得更好。这种战斗的激情是十分原始的。往往在群众间还来不及传播太多的理论思想时，解放已经到来。于是，小说就这样被理所当然地推上了开创时代的地位上；它的作者也成为开创时代的伟人。我们总是被如今市面上的小说所迷惑，把小说看的粗浅了。然而这样看来，小说其实是一种高尚的存在。
米兰.昆德拉说：“从现代的初期开始，小说就一直忠实地陪伴着人类”。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小说一直不断地涌现着，教化着，是人类用以进行“批判”武器，之所以开创了时代，是因为他能够反映斗争，这种斗争是广义的。当上帝不再能带给人光明的时候，唐吉坷德出现了。在他面前，世界是自由的敞开的，他不在乎是否有美丽的仆从，他幻想能像侠士一样除危济贫，在他身上体现了真理的矛盾，并不全乎理性的判断。这表现了一种荒诞不经的理想主义。同一时期的卜迦丘创作出了《十日谈》，在疾病横行的佛罗伦萨郊区创建了一个理想家园，用一个个故事揭露了教会的丑恶腐化，宣扬了爱的解放，体现了人权的至高无上。这两本书成为了启蒙运动的核心代表，正如康德所说，是“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的典范。这一时期，小说所反映的斗争是人与神的斗争，是主观与客观的斗争。在此后漫长的世纪里，巴尔扎克跳了出来，福楼拜跳了出来，莫泊桑跳了出来，他们所反映的斗争，是人与人内在的妄图，空虚，灵魂的不满的斗争，批判了人性，无论是悲喜剧，都是具有悲壮得现实意义的。然后有了卡夫卡，他将小说带入了新的境地，他所批判的斗争，不再是人与本身，而是与外部一种不可逃开的不可知的力量的斗争。人类被压迫，被审判，被监禁，被逼得无处可逃，以致出现幻想，最终被外部力量扼杀。这看起来是十分荒诞的，然而它实际上是反映了存在的绝望。最终，人类的历史达成统一，我们无路可逃，整个世界被监禁起来，这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我们无一幸免将等待至上权威的审判。卡夫卡是深刻的。他的作品体现了小说的某种预见性，它的出现能够给人以启迪。
  于是不难看出，小说的本质就是探索，这种探索具有延展性，平行于历史的发展，垂直于哲学的纵深，这就注定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