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又称宗庙、宗祠、家庙或祖堂等。从帝王大祭天地的夏朝，到殷商时期的太庙，至明清时的宗祠，祠堂作为一种家族文化，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川流不息了几千年，在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时而激起千堆雪，时而汇成涓涓溪流潜入大海。如今，隐匿在江西座座古村中的宗祠已拂去祭祀中神秘的色彩，浮现出中国历史中宗权盛衰的印记。

南宋风行平民家庙江西省黄庭坚文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昌保告诉记者，祠堂是家族的象征，分为宗祠、家祠和统宗祠。宗祠是人们供奉和祭祀同族始祖的场所，支祠是同族中人供奉和祭祀各支祖先的场所；家祠也称家堂，是同族中人各家各户供奉和祭祀各自直系祖先的场所；统宗祠则是几县、十几县甚至几十县同族中人集资修建的供奉和祭祀本族始祖的场所。据史料载，它们的出现时间比皇室祖庙晚得多，建筑规模也小得多。先秦时期，包括夏、商、周，平民是无权修祠祭祖的。人们祭祀祖先只能在自己的居室中进行。从战国到汉代，民间祭祖一般采用墓前祭祀的方式。魏晋南北朝、隋、唐至北宋，朝廷虽然允许民间修建祖庙，但等级规定很严格，有资格修建祖庙的人物寥寥无几。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著作《家礼》问世以后，臣民的祭祖建筑才被称为祠堂。我省婺源萧江大宗祠便是由萧何之后始建于南宋时期的。明代，祠堂建筑得到了飞速发展。明世宗嘉靖皇帝允许民间广建祠堂，使祠堂兴建之风席卷全国。清代，民间修建祠堂的风气有增无减，此时，萧江大宗祠已毁，萧氏一族便择婺源江湾旃坑村重建了江南第一祠堂——萧江大宗祠。据了解，此时江西等地的祠堂规模不算太小，建筑艺术和装饰艺术都很突出，在我国祠堂建筑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借以维护宗权的工具黄昌保告诉记者，近日安福县文物工作者在爱国诗人王礼锡的故乡——安福县洲湖镇王屯村发现了一座明代皇赐古宗祠。这座宗祠更加说明了宗祠是维护宗权的工具，同时也被皇室利用。位于王屯村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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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这座古祠名叫上圃金陵彭氏宗祠，又名萃秀堂。建筑外形犹如古时帽沿和一件官袍。除正中大门外，左右两侧各有一扇大门，门额分别镌刻“储祥”、“凝瑞”。祠堂东面樟树下有一座青龙古庙“盘踞”，西面有一座虎祠“蹲伏”。按古代说法，天上有二十八星宿，左边七座为“青龙”，右边七座为“白虎”，中央一座为帝王，宗祠仿帝王而造，是触犯皇帝禁忌的。然而，历代皇帝却从未追究，原来，宗祠内有一件皇赐朱衣连带皇冠一顶，乃明太祖巡视南京时，赐与当时冒严寒跳长江喊冤的原南唐御史中丞彭嵩后代彭祖兴的。此祠堂及祖兴子孙仿照明太祖所赐皇冠龙袍之形状而设计建筑，并将御物供奉于堂内。从此，彭氏家庭人才辈出，至清代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止，获进士、举人、教谕、邑郡痒生、登仕郎等学位或官爵的不下200人。黄昌保说，据考证，周瑜宗祠的“相帅府”中之“相”指周必大。周必大是宋孝宗淳熙末宰相，系周瑜后裔，今江西吉安市人。“帅”指三国时吴国大将周瑜，“相帅府”寓意出文官武将之府第。据车田周氏25世孙、现年80岁的周旭宜老人介绍，车田周氏10世孙周贯在湖南经商致富后捐出巨资，委托族人建造车田周氏宗祠，取名“相帅府”，以彰显先祖恩德功勋，并勉励后人文武成才。

祠堂折射出宗权盛衰记者对吉安钓源古村宗祠前的旗杆石很感兴趣。黄昌保说，宗族的凝聚力往往来自宗族的实力。在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一人得道，同族皆荣，祠堂的规格也有王法制度，族中有人金榜题名，“青衣换紫袍”，这个宗族盖的祠堂就能“竖旗杆”、开“三山门”、设置“门当户对”。各种设置还要与其人官位相应。此为彰显宗族势力的方式。吉安古时学风盛行，集于此地的各种文化现象被学者称为庐陵文化。旧时，安福县的大家庭多。据史料载，明朝洋门嘉溪村王之礼，兄弟六人，百余人口，合炊数十年未分炊，画“百忍图”于墙上，提出“大要量，小要让”的治家原则。族有族规，家有家规。民国末年，安福县有姓氏137姓，不少大姓均在县城建有宗祠，春秋会祭。其中不少是富甲连城的大户，如洋溪的“郁十万”、边村巷口的“童十万”、江南冷水坑的“王十万”、甘洛山下的“钟十万”，山庄东冈的“刘十万”等姓。也有不少名门望族，如西汉安成侯刘苍之后的茨溪刘氏、三国东吴周瑜第二子都乡侯周胤之后的蜜湖周氏、东晋安成大守刘遐之后的笪桥刘氏、会稽望族东晋义熙时安成太守谢瞻之后的东门谢氏等。在整个安福姓氏中，刘姓人数为各姓之冠，有“刘半县”之说。各姓多聚族而居，自成村落。笪桥刘姓，出现了一批诸如道教上清派祖师魏夫人、禅宗七祖行思及刘元宾、刘沆、刘日升、刘敞、刘奉世、刘建绪等中国名人，形成了一种笪桥刘氏文化现象。近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生育运动的开展，家庭规模日趋缩小，独生子女户日趋增多，小家庭不断出现，宗族关系、宗族观念逐渐失去了发展基础。

文／记者黄铭 图／记者邓安 策划／记者吴宣(大江网-江南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