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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顾我这一生的经历，对我来说最生动、在我的记忆中保留得最清晰的，似乎就是我去过的那些地方。我的心中会突然升起一阵充满喜悦的兴奋之情——一棵树、一座山、一幢隐匿在运河边的白色房子、远方一座小山的形状。有时候我得回想片刻，回忆那是在何时何地，然后那幅画面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我就想起来了。

我不知道写作的情形是否也是如此。刚开始写作时，你通常会极端崇拜某位作家，不自觉地模仿其风格。但一般情况下这种风格并不适合你，因此你会写得不伦不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崇拜的影响力减弱了。你仍然佩服某些作家，甚至还希望写得像他们那样，但你也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这么做，这时你大概就懂得了文学创作的谦卑感。如果我的作品能像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穆里尔·斯帕克（Muriel Spark）或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著作一样，我会快乐得飘到天上去，但是我知道我无法写成那样，也从未想过尝试模仿他们。我深知我就是我，只能尽力而为，却不能干那些奢望之事。正如《圣经》所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在所有的品行中我最推崇忠诚，远胜于其他任何美德。忠诚和勇敢是人类两大最优秀的品德。任何形式的勇敢，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使我满怀敬意。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品德，如果你要生活，就不能没有勇敢，这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不断地写信给我，建议马普尔小姐和赫尔克里·波洛邂逅。可为什么要让他们见面呢？我敢肯定他们俩绝对不会对此感到高兴。赫尔克里·波洛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他不会要一个老处女来指点他如何办案的。他是一名职业侦探，他在马普尔小姐的生活圈子里是不会自在的。他们俩都是明星，是自己那个圈子里的明星。我不会安排他们相遇，除非哪天心血来潮，觉得有必要这样做。

我想，大概是在《罗杰疑案》中刻画谢泼德医生的姐姐时所产生的乐趣，促使我创造出了马普尔小姐这个人物。我喜欢书中的这个角色，尖刻的老处女，好奇心十足，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听得到，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侦探。当这本书被改编成剧本时，使我最难过的就是卡罗琳不见了，倒是让那个医生又多了一个妹妹——一个年轻得多的少女，美得能让波洛春心萌动。

马普尔小姐在我的小说中诞生时就有六十五岁到七十岁了，和波洛一样，这并不是件好事，因为她要在我的创作生涯中长久地陪伴着我。假如我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我会让一个早熟的学生做我的第一个侦探，然后他会和我一起变老。

有些情节会时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我乐于深入地思考，反复设计，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会写出来。《罗杰疑案》在我的脑海中排演了好久，才终于将所有细节都安排好。另一次，鲁斯·德雷珀（Ruth Draper）的表演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觉得她太聪明了，模仿得太逼真了，能完美地从一个爱唠叨的妻子变成跪在教堂里的农家姑娘。她给我以启迪，使我写出了《人性记录》（Lord Edgware Dies）。

我有一本书叫《无人生还》（And Then There Were None），它太难写了，反而对我非常有吸引力。十个人要合情合理又不露痕迹地被干掉。我在经过漫长的构思之后动笔了，写完之后很满意。这本书清晰、简明，又令人迷惑，最终解释合情合理，事实上还需要一个尾声部分。这本书的评论和销路都不错，但最满意的还是我自己，因为我比任何评论家都更清楚，写这本书是多么不易。

我决定两本书同时动笔，因为同一题材会使人丧失新鲜感，这对写作很不利。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把它放到一边，干点别的事，可是我没其他事可干，我不想坐在椅子上冥思苦想。我相信，如果同时写两本书，不断变换口味，会让工作有新鲜感。这两本书一本是《藏书室女尸之谜》（The Body in the Library），这本书我已经酝酿好长时间了；另一本是《桑苏西来客》（N or M?），是本间谍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的第二本小说《暗藏杀机》的续篇，讲的是汤米和塔彭丝的故事。汤米和塔彭丝的儿女此时已长大成人，但因为战时无人聘用他们而无所事事。于是，这对已到中年的搭档满怀旧日的激情去追捕间谍了。

斯蒂芬为了结尾与我争执不休，我必须很遗憾地说最后我向他让步了。我一直恼怒于这次让步，但他有一种类似于催眠术的感染力，他如此坚定于自己的正确性，结果就是让你不禁怀疑自己。在此之前，尽管我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让步于人，但基本上从未在写作上向任何人妥协。
假如我认为自己在书中的某些描写是对的——就是说某些描写应该如此——就绝不会轻易改动。但在这本书上，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正确判断，而是让步了。虽然问题并不严重，但今天重读这本书时，我仍然很想改写结尾部分。这说明人必须坚持自己最初的主见，否则就会不满意。但是我没有去改写，因为我一直对自己给斯蒂芬带来的那些麻烦，以及他促使我产生写这本书的想法而由衷地感谢他。无论如何，这本名为《死亡终局》（Death Comes as the End）的书如期写完了。

我需要的是轻松的、口语化的表达，但又要带有一种逐渐紧张起来、令人心神不宁的情绪，一种能引起共鸣的感觉。我想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经历这种感觉——我是个怎么样的人？我究竟做了些什么？我所热爱的人如何看待我？他们会像我待他们那样待我吗？

于是，全世界都变了样，你开始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你不停地安慰自己，可是猜疑和焦虑总是反复泛起。

不过我觉得《蓝色列车之谜》有点接近于此。每次重读此书，我都会觉得它内容平庸、描写陈腐、情节淡而无味。可遗憾的是，许多人喜欢它，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是最没有发言权的了。

在我创作的侦探小说中，有两篇是我自认的得意之作：《怪屋》（Crooked House）和《奉命谋杀》（Ordeal by Innocence）。某天我重读自己写的小说时，惊奇地发现《魔手》（The Moving Finger）也颇令人满意。重读那些十七八年前写的小说，对它们是极大的考验。人的观点是会变的，有些小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有些则是永恒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