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斯大林（对他亲密圈子里同事）的怀疑，尤其是对莫洛托夫的，在围绕着他健康状况产生的流言和一些切实的对他（在度假时留在莫斯科）的代表太过独立的担忧的不幸联合之下逐渐升温。1945年10月3日，政治局9年以来首次官方允许斯大林延长他的假期，而斯大林选择在黑海周边消磨这剩下的时间。在那里，领袖定期收到外国报刊上翻译好的文章，其中就有把他离开莫斯科和他被损害的健康联系起来的。尽管它们没有事实根据，这些声明也引起了西方世界对于谁会是斯大林继承者的强烈兴趣。在人民委员会（注：即Sovnarkom）中最有可能的第一继承人就是莫洛托夫，斯大林缺席时不正式的负责人。正是莫洛托夫被选中作纪念十月革命的关键演说，也正是莫洛托夫有着和外国代表最多的接触。十月十九日，在挪威一家报纸（名字不译）上，该国的卫生部门负责人描述了斯大林不在场时莫洛托夫拥有的巨大权力，并称他为“苏联的第二公民”。10月24日，《每日快报》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个斯大林将莫洛托夫推向前台，而自己扮演一个“元老”角色的计划。
身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斯大林选择无视了这些逸闻，但他却无法容忍莫洛托夫“独立”的政治路线。这一路线在1945年秋天逐渐被建立起来。它在九月份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伦敦参加第一届外长会议（注：外长会议，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若干主要盟国为处理战后问题而组成的非常设国际协商机构。第一届外长会议于1945年9月份在伦敦召开，第二届则于1945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那时领袖甚至还没去索契。即使被授权为苏联的全权代表，但莫洛托夫的一举一动都被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监视着（注：此处应指国家安全部对莫洛托夫的监听），两个人也每天都在互相联系。领袖没花多长时间就发现了他的代表的严重错误。这个问题产生于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即使法国和中国不被允许投票，它们是否能参加会议？莫洛托夫对这一问题的同意迅即被斯大林视作原则性错误，在波茨坦，斯大林写到：“没有人意识到这会是一个多数反对少数的问题。现在，和波茨坦会议的结果相反，多亏了你的纵容，盎格鲁-撒克逊人成功地把法国和中国拉进了这次谈判，伯恩斯（詹姆斯·F·伯恩斯，自1945年7月起为美国国务卿），将多数反对少数的问题提了出来。”“我承认，”莫洛托夫回应称，“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将坚持今后由五国代表参加的会议应该终止。”但现实却比莫洛托夫设想的更加艰难，程序问题上的争吵和一些实质上的外交问题使伦敦会议最终难产。
在去索契之前，斯大林将国家事务委托给了一个四人团体（原文为“四重奏”）--一个除去斯大林的五人团体（原文为“五重奏”）--这个团体不正式地由莫洛托夫领导。然而，领袖仍然密切注意着国家事务，他每天大概要收到二十至三十封文件，其中包括由安全渠道得来的政治局决议和会议记录的草稿。斯大林所读到的进一步激化了他和莫洛托夫之间的矛盾。斯大林的第一次发怒来源于一份关于莫洛托夫和哈里曼（注：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1943-1946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会谈的副本，在这次会谈中，莫洛托夫同意了美国关于它在即将成立的远东控制委员会（注：此处应为原作者的疏失，斯大林这里谈到的应为Far Eastern Commission即“远东委员会”）里拥有否决权的建议。斯大林认为，美国的这一着十分卑劣，用意旨在孤立苏联，他立即指责莫洛托夫，称他滑到了伦敦会议的错误路线上去。“莫洛托夫的行为将他自己和我们的政府分离开来”，斯大林向“四重奏”们写道，“更将他自己置于比（苏联）政府更加自由化，更加顺从的地位上去，这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
斯大林更被莫洛托夫允许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由丘吉尔作的奉承俄罗斯对战争的贡献与斯大林个人品格的演说所激怒。“我认为公开发表丘吉尔对俄罗斯和对斯大林的颂词是错误的。”十一月份，斯大林对“四重奏”写到，“所有这些都是丘吉尔居心不良，掩藏他对苏联敌对意图的必要举措.......我们有一些领导人对丘吉尔，杜鲁门和伯恩斯的颂扬之词兴高采烈，而对他们不友好的评论十分沮丧。我认为这种态度是危险的，他们正在培养我们在外国事务上的奴性态度。”在1947开始的反西方运动的公开宣传上，斯大林拓展了他的结论：“如果在未来我们出版了这些演讲，奴性和顺从的种子就将在我们之间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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