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了解明朝的体制，就在瞎评论。
明朝文官的体制就是多头管理，比如辽东巡抚王化贞和辽东经略熊廷弼，名义上熊廷弼更大，但是王化贞有10多万兵马（编制14万1300），而熊廷弼只有援辽的11营2.7万人，熊廷弼能插手王化贞的兵马吗？不能，同样的，高第能越级插手宁前道袁崇焕的手下吗？一样不能，因为这涉及到了本管、分管、兼管，明朝后期的营兵制，最大的军事单位就是营，总兵的正兵营、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的奇兵姓援兵营游兵营等，各管各的，都只有3000人上下，什么战也打不了，人事后勤都操在文官手里，所以打仗必须文官统帅才能调动，这也是袁崇焕一上任就能号令辽西十万大军的原因。
对武将采取分而治之，而对文官则是层层叠叠，这样谁都造不了反。
蓟辽方向来说，第一层是总督/督师/经略，第二层是巡抚，第三层是兵备道/分守道，总督有本管的中军，分管几个巡抚，而巡抚也有中军，也管几个道，袁崇焕是督师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是第一层，刘策是总理蓟、辽军务算1.5层，还有天津巡抚，登莱巡抚，辽东巡抚（当时空缺），袁和刘职务重叠太明显，所以袁驻宁前本管宁前山海，刘策驻蓟门管蓟镇，袁作为上级确实管的到蓟镇登莱天津，但是蓟辽总理、登莱巡抚、天津巡抚买不买帐就另说了，所以有事要么和蓟辽总理、登莱巡抚、天津巡抚商量（就跟高第和袁崇焕商量一样），要么上奏朝廷（如果管不到就没道理上奏蓟门的事了）。
王化贞和熊廷弼也只能商量着来。
西平被围，王化贞让游击孙得功和祖大寿带领广宁的6万人马，会同镇武总兵祁秉忠1万人马，熊廷弼也派了总兵刘渠2万人马，明军在平阳桥遇到了后金军队，孙得功叛变，带兵反击广宁，祁秉忠、刘渠战死，祖大寿逃往觉华岛，明军覆灭，王化贞带了两个随从逃出了广宁，这时候明朝在辽西成建制的军队只剩下熊廷弼手里六千人了，王化贞希望守右屯宁远（这样能收拢溃兵，减少自己的罪责），但是熊廷弼觉得辽西已经不可守了，所以给王化贞5000人殿后，自己焚毁城堡粮草，带着辽西几十万军民入关了。老奴由于不相信孙得功的投降，所以耽搁了几天，等清军占领广宁之后，往南追击了200里，“不得食，乃还”，明军已经焚毁粮草撤入关了，老奴只能驱逐辽西的残民去辽东。然后才有了后来孙承宗的恢复辽西。

他只是党争下的一个牺牲品。

为赌一口气放弃广宁，说冤也不冤……

拿军国大事当儿戏，这才是最让皇帝痛恨的。

也不是不可守，只是有一定难度，坚守待援还是可行的，熊尽弃关外之地很大程度上是与王化贞斗气

冤枉

其实没毛病，皇帝善听奸言。就凭哪一群比严世蕃徐阶还不要脸东林党，不亡国才怪。

封建社会的军阀害的中国

明末的失败，一部分原因就是文官主兵事，历朝历代有几个这样的。

中日韓，包括阿伊奴和琉球的Y染色體（父系），總結如下表：
簡單來說，漢族的O3-M122整體占了將近60%，是漢族的主體，以及C3-M217和N-M231，這些也都是北方漢族的常見成分，在韓國和日本也都存在。而韓國和日本也有其獨特的成分，其中共有的是O2b-M176，在韓國和日本都占到30%以上，而在漢族僅有0.5%（此外，越南和印尼也發現少量，比漢族略多）。而日本的獨特類型有D2-M55（34%）和C1-M8（3%），除了在韓國人裏發現微量以外，其它地區均幾乎沒有發現。而D2-M55在阿伊奴人裏占了絕對多數，琉球人裏的比例也比日本本土高。於是，Hammer F(2006)提出了一個假說，即日本人的雙起源說，他提出D2單倍羣是日本的繩文文化土著，而O系代表了來自大陸的彌生人，尤其O2b-M176是從朝鮮半島遷過去的，在日本的比例也是中部，尤其是九州到關西比例最高，與彌生人最早定居的地區一致。
我自己也同意，由O3, O2b, D2三者在中日韓三國的分佈比例，可以判定，人口流動基本就是中國->朝鮮半島->日本這樣單向流動的。我們甚至可以約略計算一下比例，即日本的父系有大約40%是本土的（D2和C1單倍羣），大於30%是朝鮮半島來的（至少包括O2b-M176），剩下不到30%是從其它地方來的（包括從中國或者東北亞，也包括從中國經過朝鮮半島再到日本的）。
而韓國除了30%左右是漢族地區極少的O2b，以及2%不到的D2和C1應該是從日本回流的以外（日本人歷史上在朝鮮半島有過多次殖民），其它成分之閒的相對比例都比較接近漢族，尤其是北方漢族的比例。我想這說明了，日本和韓國父系從中國過去的成分，大概是以北方爲主的，並無明顯的吳越影響痕跡。而講南島語系的人羣，從臺灣原住民到東南亞，O1-M119是普遍偏高的，也都缺乏D單倍羣。我想這說明了至少在Y染色體層面，日本和南島之閒雙向缺乏交流。
D-M174單倍羣高頻的大族羣有兩片，一個在日本列島，一個在西藏及周邊，均能占到一半左右（還有一些零散的小族羣，比如安達曼羣島的Onge和Jarawa島），於是有人懷疑日本人是從西藏遷來的。我覺得至少從文化層面來說基本靠不上了，因爲談到同源，必須要攷慮時閒，因爲所有亞歐美澳洲的人基本都是六万年之內一批共同祖先的後代。日本的D幾乎全爲D2-M55，而藏族等大陸族羣（除藏、彝、羌等D占相當比例的族羣，也包括漢、蒙古、苗瑤等D比例較低的）中的D幾乎全爲D1-M15或D3-P99。而D1、D2、D3三支之閒的分化年代相當久遠（STR估測），應該至少在2万年以上，這種年代的共祖很難從文化上找到共性。比如Swadesh計算的100個最核心的同源詞，被替換的速率是1000年14%，或曰保留率86%，這樣從一個祖語，過1万年還能保留的就只有0.86^(10000/1000) = 22%了，而已分離2万年的兩種現代語言又是0.22 ^ 4（兩個分支各有其替換），只有0.2%了。這樣的同源詞保留率，再加上語音變化，早已經埋沒在偶然相似的噪聲中了。所以，通過同源詞基本也就能討論七八千年之內的同源關係（直同源的傳承也好，借詞也好），原因就在此。
另外，日本少量但獨特的C1-M8，這一支和華南零星分佈的C*及印度的C5-M356都共享F1171和F3393突變（與C3-M217不同），也許說明了其遠古時的南方路線，但其分離年代也在3万年前後了。而日本和阿伊奴的C3-M217，從朝鮮、中國或庫頁島尼夫赫人等路線進入日本都有可能，以目前數據精度沒法判斷。
母系方面，即線粒體，討論的難點在於線粒體較短，從而總突變率較低（平均約3100年在全序上出現一個突變），而東亞地區的母系主要擴張時閒在舊石器時代的1.8 - 1.2万年前（Zheng HX_2011），我們也觀察到，相當大部分的線粒體簇在中國和日本都會同時出現，只有部分7000年左右的小支系主要是日本獨有的。如果按以往只測線粒體高變區，幾乎無法分辨2万年之內的支系，只有線粒體全序纔有此分辨率。而現在公開發表的東亞線粒體全序還比較有限，尤其缺乏韓國人的，因此我覺得目前討論日本人母系有多少是彌生、多少是繩文的條件還不成熟。待有足夠多的中日韓線粒體全序後，日本人的繩文成分應該能夠靠數以日本人爲主的3000-15000年前擴張的支系所占的總人口比例來估算。不過按通常規律，外來人口的影響一般都是父系強於母系，因爲男性更容易遷徙，而日本父系的土著有40%，我猜測日本人的母系土著應該超過一半。
日本和琉球語言接近，和高句麗、百濟語等可能有關，未能清楚地看出和阿爾泰和南島的聯繫。日本的人和文化有明顯的二元結構，分別是土著的繩文文化（以Y染色體D2-M55爲特徵，日本東北部及琉球比例偏高）和渡來的彌生文化（至少渡來系的一半來自朝鮮半島，以O2b-M176爲標記，另有O3-M122的諸多支系，九州到近畿比例最高
朝鮮半島的情況並不好說。因爲新羅統一朝鮮半島以後，有過若干次大的移民，現在韓國各地以至中國的朝鮮族從Y染色體都看不出太大的區別（Kim SH_2010）。但古代，我相信高句麗、新羅、百濟，還有更早的三韓和漢四郡，其Y染色體組成應該是有區別的。首先O2b-M176相對O3-M122的比例，日本比韓國要高。其次O2b*-M176(x47z)與O2b1-47z的比例，韓國比日本高得多（朝鮮O2b* 22.5%，O2b1 8.9%，而日本本土O2b* 7.5%，O2b1 25.3%）。這說明去日本的朝鮮半島人是一個以O2b1-47z爲主的羣體，後來朝鮮半島又融入了大量O3比例較高的人（比如漢人）和O2b*較高的人。但以目前的數據，無法判斷去日本的主要是三韓還是百濟之類。只是從歷史記錄來看，似乎日本與百濟、任那的關係更緊密一些。
日本倭王家族的Y染色體類型：這個很難講，目前好像還沒有人公佈過。但以其發祥地，如大和一帶來看，O2b的概率比較大。不過倭王那麼多近親結婚的，歷史中出現生不出健康的孩子，抱亂這種事兒的可能性不小。古墳又不讓挖開來測。

巡抚经略不和朝廷都不管，说好的全力支持熊廷弼，结果任由王化贞这个关系户架空，木匠皇帝不管事，朝廷文官司马。

还是怪朱常洛死的早，让个年幼的天启继位

你是说本经略死得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