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新粤桂战事”，自然是因为以前曾经有过旧的粤桂战事，所以特别标出一个新字，以示区别。盖自民国五年以后，一直到民国十二年，这七八年间，不是广西的军队去打广东，便是广东的军队来打广西。在这种循环的内乱当中，我们如果站在老百姓的地位，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是分不出什么正统与叛逆，是非与曲直，而只是历史事实的蜕变，社会现象的反映而已。关于以往的事实，因为我没有主动的参加，只能在前面作概略的叙述，为使写作界限明显起见，名之曰“旧粤桂战事”。自民国十六年至十九 年，两广的战事，仍旧继续的循环的发生，虽然作战的地点不限两广，而扩及于湖南江西，但考其战事发生的原因，总由于两广问题而引起。作战的双方，亦是两广的部队。因此我仍本着前面所说的立场与观点，名之曰“新粤桂战事”。这是我在追述这一段事实的经过以前，要首先声明的。
两广自民国十五年革命之后，似乎不应该再有战事发生，而事实上战争又延长四五年之久。这不但是局外人不易了解的谜，就是我们局内人，亦只是莫名其妙的打来打去。现在追想当时所谓原因与理由，不过是一种正面的直觉的感触，此外还有很重要与很微妙的因素存在里面。此种因素的发酵，正好成为那些正面的直觉的剧本演出的原因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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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上旬，我在广西忽然接到汪精卫的电报，说有种种问题要我到广州去面商。我在那时以前，对汪不仅毫无恶感，而且相当的敬仰。所以接到电报后，也就毫不怀虑他有什么恶意，立刻复电“等轮前来。”并买了很多广西的土产，如果子狸海狗鱼沙田柚之类，奉送他们，以表情意。十七日中午到达广州。汪精卫约我下午四点钟到大沙尾葵园的公馆里见面。我很诚意的依时到达，总以为见面后，一定有很多重大问题商谈。可是到了他的公馆，见汪派许多人物都在座，只作见面的招呼，态度非常沉默，似含有极严重的心事。尤其是陈公博、何香凝的面部，表现出愤怒而张皇的样子。我觉得情势不好，又发现李任潮亦不在座，就开口问道：“李任潮不到会吗？”汪回答说：“任潮急于要赴上海，已乘飞鹰兵舰起程，我等方才送行回来。季宽先生初到，路上辛苦了，一切事情，待明日商量吧。”我只好兴辞退出。一路上暗自猜想：“李任潮一定被他们用手段赶走了，又把我召来广州，看他们那种情形，说不定会玩出什么花样对付我呢。”当时我这样的想着，事变之后，才知道在葵园时，就有人主张把我扣留，也许汪精卫碍于情面，不便在他的公馆内动手，横直我到了广州，已成笼中之鸟，釜内之鱼，还能逃得出去吗？所以安心放我出门。事后回思，当时我如果被他们立刻扣留，那末除了束手待毙，还有什么办法？兴念及此，不觉毛骨悚然。

个人走出了公馆，茫无所之。后来才想起石秘书楚琛住在西关很僻静的地方，于是跑到他家里去，两人相对默坐，听候情况的变化。并时时打电话到我的公馆去探问，亦没有事情发生。到了两点钟，东北方的枪声，好像鞭炮一般的响了起来。我家的电话，再也摇不通了，就知道不幸的事件已经发生。我虽然一时脱了险，可是如何逃出广州，还成问题。而且在石寓也是一个危险地方，他们不难搜查我办事人员居住的地方。因此再行改装，成一个乡下人模样，预备黎明就逃走。正在那个时候，就有人来报告：我公馆的卫士，除死亡外，已全数被缴械，我的妻子尚被看守在楼上，办事处亦被攻击缴械。我得报后，心里盘算，必须向北江逃走。因为我尚有一师人驻防在那里，到了部队，才有办法。于是同石楚琛向西村车站走去。到站一问，据说：“今天火车停开。”也就知道他们对于北江方面，已有防备。就是三水一路，亦必是同样的情形。于无可奈何之下，便转到南澳（西村附近小镇）石楚琛友人姓胡的家内，耽搁了大半日，想想终不是个办法。必须转回长堤方面，看省港轮船的情形，设法逃到香港，才是生路。走到十八埔，见有一班士兵，在那里警戒检查坐汽车通过的人，我一手夹雨伞一手提一包药材，土头土脑的走过去，他们竟然毫不留意，被我扬长通过。但是离下午四点钟开船的时间，还很长，西堤地方，耳目众多，固然不宜久留，就是在任何地方停止等候，都易启人怀疑。只好在马路上低头缓步，一面察看他们对社会表示是怎样的。行经永汉路，见那些政工人员，正在那里张贴五颜六色的标语。

此时广东的局面虽变，彼此感情，尚未完全破裂，往返的电报，都以和平建设为言。我们在梧州逗留不久，即回到我家乡容县，召集重要的干部会议。广东方面并派香翰屏代表到来商量，表面上仍是息战宁人一套老调。他们除了答应我驻粤部队自由撤回之外，其他政治问题，实无从谈起，一切只有静候时机的演变。我对于内战，确已早生厌倦的心理，但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个人的意志，是很不容易表示出来的。记得有一次，我因事到了离城数十里的乡下，住了两日，就有很多电话，催我回去。但是回来之后，并未有若何重要问题，等待解决。后来才知道我到乡下去，引起了德邻剑生的误会，以为我有意隐避。的确，在当时那种形势之下，本来有容易引起误会的可能。其实我虽有厌战的心理，却不愿违背团体的意志，因为不顾团体的个人行动，是会使团体陷于不幸的分裂的。在那时候，谭组庵、何敬之有一个电报给我，要我顾全大局，劝解息争。可惜措词不甚妥切，字里行间，并感觉有令人难堪和不够诚恳之处，我自然不能单独用我的意见去答复他们，而是要参酌大家的意见。商量的结果，认为首先要求恢复李任潮的自由，与德邻、剑生的名义。

复电的语气，亦不示弱。南京方面正在“六合统一千军解甲”的乐观时期，我们提出这种要求，与崛强的口气，当然不会得到结果。从此与南京往来断绝，成了一个僵局，无法再行转圜。而外间的谣言很多，不是说广东的军队集中肇庆，就是说湖南的军队，集中永州，对广西将实行武力解决等话，空气日趋紧张。广西的民性，是不输最后一口气的，你迫得他愈厉害，他就不顾一切的和你蛮干到底。洪杨末期，很多全军被杀，不肯投降的情形，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到这时候，战争的主动，遂移到我们这一方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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