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VX 公众号 饭统戴老板
在深圳，从梅林关驱车到梅观高速，远远就能看见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富士康—华为”。
27年前，南巡的总设计师在这里踩下油门，懵懂的中国开足马力。下海的干部、首都的大学生、边陲小城的打工者摩肩接踵，轰轰烈烈的南下淘金潮如约而至，孕育了一座象征开放的先锋城市，两个路径迥异的工业巨擘：富士康在西边，是制造的骄傲；华为在东边，是技术的野心。
任正非和郭台铭有不少共同点，比如都当过兵，前者1974年入伍，是部队的“学毛选标兵”；后者1971年入伍，抽到了“金马奖”—驻扎在常被对岸炮轰的金门和马祖。后来，他们一个以狼性文化的管理走红，一个被“血汗工厂”的污名缠身，但他们都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受益者。
华尔街日报记者在2007年来到深圳，那是媒体第一次踏足位于龙华的城中之城：高墙包裹着层层厂房，餐馆、银行、网吧和杂货店犬牙交错，500多台电视滚动播放着健美操、安全生产宣传片和富士康电视台的新闻，甚至下水道的井盖上也印着“富士康”。文章里，这里被称做“郭台铭的紫禁城”。
任正非则显得高深莫测，除了1988年《深圳特区报》上一段不到30个字的采访，就再也没怎么抛头露脸过。尽管此时的华为已逐渐成为一个庞然大物，但任的名气几乎只局限在通信行业，在这个小圈子里，流传着种种关于他的性格、财富、家庭、秘书等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传闻。
等他们再一次和媒体与公众产生交集，是在2010年。这一年的5月，富士康发生十二起员工跳楼事件，媒体顷刻间涌进龙华科技园，肆无忌惮的打量着眼前的代工巨人。时值60大寿的郭台铭连夜赶往深圳，面对镜头三度鞠躬致歉，幻灯片投影的光线打在他的脸上，宛如血斑。
同年年底，任正非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要做到世界第一。两年后，华为Ascen-d P1和Ascend D相继面世，余承东亲赴门店站台，但手机散热乏力、性能孱弱，销量雪崩，任正非当着团队的面，怒摔了手上的华为手机。
这是一个值得反复书写的年份，富士康的紫禁城出了乱子，华为的终端战略首战惨败。在那个十字路口，任正非和郭台铭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制造下一步在哪儿？

工科硕士全要，本科前十名也全要！”[6]华为招聘人员甚至混进Top10高校的男生宿舍，看到在打游戏的男生，就凑过去问：同学，找到工作了吗？
2000年，硕士在华为的月薪已经能达到8800元，还有几万十几万的年终分红[6]，比深圳一般公司高很多。一边是应届生在华为拿着高收入，一边是任正非借高利贷发工资，据说最困难的时候，华为还制定过一个内部政策：谁能给公司借来1000万，谁就可以一年不用上班，工资照发[6]。
后来，连郭台铭都忍不住抱怨[4]，“华为的任正非，公司就在隔壁。我们很多同事都辞职去华为，都能拿到两倍的薪水。”员工听到老板抱怨之后，辞职的更多了。
任正非也在对的时间选择了对的地方：90年代的深圳不知道装了多少发财梦，使得华为成为了中国工程师红利的最大受益企业之一。郑宝用在33岁那年拿到了科技界最高殊荣“中国青年科技奖”，共同研发“C&C08”的李一男不到25岁成了华为研发一把手，这背后是任正非一以贯之的朴素观念：让搞技术的人赚到钱。
1994年8月，C&C08万门机落地江苏邳州，经过两个月的上线调试，大获成功，与之后的C&C08 2000门交换机一起横扫中国电信市场。到1995年，销售额已经达到15亿，此后每年翻倍增长，成为全球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交换机，也成就了华为在世纪末的高速发展。
日后的一切都能在深圳找到答案，两家公司在一片狂热中踩中了中国经济全面加速的两脚油门：龙华的工厂还没落成，郭台铭就把那句“我都要了”在昆山又喊了一遍；同一年，华为在美国成立了分公司RANBOSS，中文翻译过来就是“任老板”，任正非勃然大怒，把名字改成了Futurewei。
富士康在全球化的浪潮里节节胜利，华为则在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中迎来了第一个冬天。

他不是没想过把工厂开到东南亚，但那里既没有稳定的政局，也没有遍及全国的机场、港口和铁路，更没有心甘情愿24小时三班倒的工人——中国制造，无处可去。
2010年8月，富士康与郑州政府签订协议几个月后，工厂拔地而起，组装线也开始运行，每天能生产 50 万部 iPhone。在贵州，富士康挖空了三座山，建起了大数据中心和第四代iPhone生产中心，所有的材料都能循环利用。
中金公司曾经拆解计算过一部iPhone X 的生产成本，大约为 417 美元。其中，属于组装的只有 4.2 美元——这笔微薄的代工费是众矢之的，却也是就业的保障、制造业的基石、广大内陆青年为数不多的出路、甚至是自认为体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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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深圳招募中心，排队应聘的工人，2011
时任富士康新闻负责人刘坤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说，“中国制造是一分钱一分钱的赚，希望大家对富士康和中国制造，至少能有些许敬畏之心。”[1]

04. 高峰
2013年9月21日，余承东在微博上透露了华为下一代手机处理器的消息，网友大呼等了太久，列队欢送“万年K3V2”。之后，搭载全新芯片的华为Ascend P6S问世，海思将新诞生的芯片品牌命名为“麒麟”（Kirin）。
第二年6月，华为发布了4G芯片麒麟920，整体性能与当时高通的4G芯片骁龙805基本同步，被誉为中国手机芯片的弯道超车之作。麒麟920前后投入的研发经费超过2亿美元，是国家15年里对龙芯投入总额的1.7倍。[5]同年9月，超八核麒麟925芯片亮相，也让mate7和荣耀6plus成了当年的爆款机型。
紧跟着，华为就莫名其妙的成了民族骄傲，和“爱国”捆绑在了一起。任正非从来没喜欢过这个说法，他在内部会议上说，“我们能什么都做得比别人好吗？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如果我们不向美国人学习，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10]
他也不是个技术狂人，也不止一次对研发团队一味追求技术超前发出警告，“你的技术是用来卖钱的，卖出去的技术才有价值。”等到华为开始做芯片、做手机，任正非又忍不住开炮， “一个手机赚30块，这算什么高科技、高水平？苹果年利润500亿、三星400亿，你们能交给我300亿利润，我就承认你们是世界第三。”[10]
郭台铭对华为的技术赞许有加，哪怕他跟比亚迪因为专利打过官司，“我们很多同仁被华为挖去申请专利，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很伟大。为什么？因为他有远见，专利越多，竞争力就越强。”
郭台铭给世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那句“独裁为公”，任正非学IBM、学思科、学微软，每年花大钱请顾问的时候，郭台铭不屑，“顾问是什么？就是拿起你的手表看一眼，告诉你几点钟，再问你收费。”
2006年，《第一财经日报》写了一篇《富士康，机器罚你站12小时》，郭台铭勃然大怒，将记者和编辑告上法院，索赔3000万人民币。他不喜欢“代工厂”这个称呼，把公司改名成“富士康科技集团”，那年年底，郭台铭说，什么时候富士康真正有了科技，就把这两个字去掉。
他不遗余力的布道，希望公众能知道代工厂也有科技：单是电脑的连接器，富士康就有8000多个专利；在光通信领域，一个“梯度折射率透镜”的专利报告叠起来就有一米高。他上科技论坛演讲时说，“先进的生产力就是先进的制造技术，别人一分钟做五个，我一分钟做十个，就是我技术好，赚的就是技术的钱。”
只是在百万机器人大军建立之前，郭台铭还是离不开大陆的廉价劳动力。2017年国务院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郭台铭说大学生没有实干精神，不愿意进工厂、上流水线。演讲结束，他询问在场的工信部部长苗玗，“苗部长，请问有什么政策可以让大学生下工厂？” [11]
为了能够继续享受人才红利，华为也从2008年开始将研发中心陆续迁往二线城市，甚至顶住深圳市政府的压力，将深圳总部的员工大量迁移到东莞松山湖，让员工能够享受相对更低廉的房价与生活成本，也让华为继续拥有综合成本的优势。
华为坂田基地航拍，2017年
2017年，海思推出第一代AI芯片麒麟970，并创造了独立的AI计算模块“NPU”设计，2018年2月，华为又发布了首款3GPP标准的5G商用芯片巴龙5G01和基于该芯片的5G商用终端华为5G CPE。
8月，华为再度率先发布新一代AI芯片麒麟980，采用7nm工艺制程和双核NPU设计，性能与主流旗舰芯片相差无几。麒麟980还可与华为的巴龙5G01基带芯片匹配，为5G做好了准备。
年中，久未露面的任正非开始密集发声——他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初现端倪；年将古稀的郭台铭则萌生去意，从他一手建立的工业帝国从容隐退。在他们身后，是中国制造业在30年间竖立起的两座高不可攀的山峰，也是一条从低端到高端、覆盖“研发-制造-品牌”的完整产业链，在中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不存在。
一切奇迹又仿佛早有答案：1977年，经济腾飞中的台湾地价一路飞涨，抄底鸿海厂区周边的土地，转手就有大把利润。刚刚让公司扭亏为盈的郭台铭想了半天，还是决定继续做模具。他解释说，“我是个搞工业的，要看长远一点。”
十多年后，面对如出一辙的狂热，任正非拿出了一个更加掷地有声的回答，“我们认为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不可能是这种泡沫的世界，所以我们不为所动。”[7]

05. 尾声
1983 年，第一座生产苹果Macintosh个人电脑的工厂在加利福尼亚落成，面对前来参观的记者，乔布斯骄傲地说，“这是一台美国制造的机器。”28年后，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硅谷邀请众多科技高管共赴晚宴，宴会上，奥巴马问乔布斯，“需要做什么，才能让iPhone回美国生产？”乔布斯毫不犹豫的回答：“那些工作不会回来了。”
乔布斯引以为豪的Macintosh生产线在1992年全部关闭，戴尔、康柏、惠普等科技公司为了降低成本，陆续将生产线迁往中国。苹果也被迫接受外包，乔布斯的美国制造梦宣告破碎。
30年间，走出内陆小城的年轻人浩浩荡荡，高校毕业的才俊如过江之鲫，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国家，有覆盖每个制造环节的劳动人口、遍及全境的交通网络和巨大的消费市场。也只有中国，能够同时容纳华为与富士康两座制造高峰。
梅观高速上的路标，2017年
如果说华为浓缩了中国制造的骄傲与雄心，那么富士康就是中国制造最真实的背影。但归根结底，是拼命加班透支青春的工程师、厂房里枯燥重复的体力劳动、毫无隐私与尊严的集体宿舍，撑起了物美价廉的“MADE IN CHINA”。
未来，我们依然要依靠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去突破科技壁垒、在高端产业攻城略地。但同时，又有什么产业可以承接规模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互联网、金融、还是房地产？
中国需要华为，中国也需要富士康。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请顺手点个“好看”吧~
参考资料：
[1].富士康真相，徐明天、徐小妹，2011
[2].郭台铭与富士康，徐明天，2007
[3].任正非谈华为国际化，周锡冰，2018
[4].富士康内幕，陈润，2010
[5].华为研发，张利华，2017
[6].华为30年，程东升、刘丽丽，2018
[7].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任正非，1998
[8].政府支持增强信心 富士康武汉移植"科技之根"，湖北日报，2008
[9].富士康内幕，魏昕、廖小东，2010
[10].华为终端战略，芮斌、熊玥伽，2018
[11].郭台铭霸业，杨艾俐，2017

郭台铭在美国建厂，川普亲自接见大力表扬。结果郭台铭的美国工厂万事俱备就是开不了工，因为招不到足够的产业工人，美国人并不愿意干这个。郭台铭向川普提出到中国招员工来美国工厂上班，川普大怒，因为川普的口号就是把工作岗位留给美国人，也不知道两人谁在耍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