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取士，考校的是封建文化的主体内容。因此，各地的科举状况、录取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文化水准与特点以及教育状况。这方面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 
    进士科是科举的主要形式，其录取人数，在地域上的显著特点是西北少、东南多。欧阳修言：“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西北进士得少。”〔（１）ｆ〕富弼亦言：“近年数榜以来，放及第者，如河北、河东、陕西此三路之人，所得绝少。”〔（２）ｆ〕这一布局，在北宋各时期没有大的变化。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西北三路是北宋国防要地，要应付契丹、西夏的侵犯，连年战争和备战，使当地文化大受骚扰。这一点后文还要讲。 
    二、文化素质有较大差异。东南地区读书风气浓厚，士人众多，因而参加科考的人数相应很多。如福建：“福建一路举人最多。”〔（３）ｆ〕福州最为典型。笔者收集到南宋福州三个有关数字：投家状报名参加考试者，一次是１６００余人，一次是１７００余人；参加考试终场者，一次是１８００人〔（４）ｆ〕。基数如此之大，自然会选拔出数量较多的优秀举人，参加朝廷考试的录取率也就相对较高。

三、文化类型、学风、文风不同。进士科主要考文词，在这方面，南方人优于北方人。苏轼在上神宗书中指出： 
    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是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沈鸷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人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５）ｆ〕。 
    从水土赋予人的禀性角度，揭示了北方人不善于或不肯于文词。宋敏求进一步明确指出：“河北、陕西、河东举子，性朴茂，而辞藻不工，故登第者少。”〔（６）ｆ〕北方人士在文词方面不及南方，因而多不能考取进士。 
    科举的另一形式是明经科（或学究科），主要考校对经书的记忆功夫。在这方面，北方人占优势，南方人则处劣势。“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１）ｇ〕北方人久经儒学熏陶，偏爱经学、熟悉经书，更值得注意的是北方人记忆力强。“南方之学，短于记问，与北学大不相侔，从古则然。每见北士解法与书，并能上口，如《尔雅》之声聱牙，正文传经，诵之如流水比比也。而南士ｃｈī＠②绘，或工于广记不忘，万无一二，焉能强之，以其所短。”〔（２）ｇ〕人的气质和智力结构南北之间有明显差异，所以，南方士人对明经科不感兴趣或知难而退。朱熹言：“有才思者多去习进士科，有记性者则应学究科……应者多是齐鲁、河朔间人。”〔（３）ｇ〕苏轼甚至说，如让热衷于做诗赋的东南、四川士人“专习经义，士以此为耻”〔（４）ｇ〕。 
    宋代经学的重心在北方。尤其是京东、河北士人，以专习经术著称。对此，《宋史·地理志》等都有所记载。京东：“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直，甚者失之滞固，然专经之士为多。”河北：“人性质厚少文，多专经术。”西北：“西北诸州，颇愿习为明经矣。”〔（５）ｇ〕有关文献记载比比皆是，但对此类北方尤其是京东士人，多有微词。主要揭示的弊病有三：

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是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沈鸷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人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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