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前中国骑兵的发展（转）

转至@撞坏高档

一、胡服骑射
最早的骑兵来源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原政权组建骑兵的滥觞，是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学习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图片】游牧民族骑兵的战术方式是骑射、游击，司马迁就曾对这种战术进行嘲讽，“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休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游牧民族骑兵采取这种战术原因有二：一是射猎本身就是匈奴等游牧民族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二是草原游牧民族缺乏中央集权。因为在飞驰的、无马镫的马上进行冲锋肉搏的近战，骑士的伤亡率很高，尤其是在对抗中原密集步兵军阵时。只有严厉的军纪才能强制士兵投入残酷的近身肉搏作战，但是草原上恰恰缺乏这种威权。匈奴人的参战动机是劫掠财物致富，来自于单于的赏赐不过是象征性的一杯酒而已，首领对于下属战士没有绝对的权威，无法强制他们从事过于危险的行动，所以匈奴人从不与敌军进行硬碰硬的正面作战，也不会采用危险的肉搏冲击战术。从战国到汉代前期，游牧民族从未与中原主力军队进行正面大规模决战，也从未进行对城池、堡垒的大规模攻坚战。

二、战国、秦汉之际的骑兵战术
骑兵和春秋时期的战车一样可以高速奔驰，对地形的适应性高于战车，但当时骑兵没有马镫，难以进行正面冲击作战，和战车区别很大，所以无法完全取代战车。《六韬》中就对车、骑兵战术进行了比较。“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可见战车是用强攻手段直接冲击敌步兵主力军阵，或者截击行军状态的强敌，而骑兵主要负责侦察任务，依靠其机动性破坏敌军后勤运输，与敌较小规模的机动部队作战。车骑两者分工迥然有别。到了秦汉之际，骑兵依然未能担负正面冲击职能，一方面是没有马镫等装备技术原因，另一方面就是战术上的因循，战国到汉初的骑兵很多都来源于游牧民族，他们还保留着故乡的战术习惯。楚汉战争中来自楼烦的骑兵极度活跃：“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可见楼烦胡人以其骑射技艺在汉军中服役。
总之，战国和秦汉之际，几乎没有单纯骑兵击败成建制主力步兵的战例，骑兵的战术也和游牧民族的区别很小。

三、骑兵战术转型：从骑射到冲击
骑兵冲击战术开始于汉武帝时期，在稍早的战争中，已经开始有骑兵冲击战术的尝试，如项羽垓下战败后，率骑士突围，最后仅有二十八骑追随项羽，汉军五千骑兵紧追其后，将其合围，项羽等仍冲出了汉军骑兵的包围。但这并非惯例，只是项羽鱼死网破的最后挣扎。最后他转战到吴江边，还是“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站。”另一次骑兵突击壮举是在汉景帝七国之乱时，灌夫为父报仇，“被甲持戟, 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者数十人。及出壁门,莫敢前。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至吴将麾下,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驰还,走入汉壁，皆亡其奴,独与一骑归。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可见此次壮举是在吴军的军营中，而非两军正式列阵交战之时，他和数十名骑兵能够冲进敌军壁垒，大概是利用了吴军守门士兵的疏忽，陷入混战后，灌夫的十余骑最后也只有两人返回。

在汉匈战争中，汉军就推广使用了这种骑兵正面冲击战术：不与匈奴人较量远距离骑射，而是把中原步兵惯用的正面冲锋战术移植过来。用肉搏抵消匈奴人的骑射优势。下面四个战例系统说明了骑兵冲击战术。
战例一：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汉军对匈奴的第四次出击中，卫青带领的三万骑兵成功绕过匈奴人的前哨，乘夜间合围了匈奴右贤王所部，从而将匈奴人擅长的追逐骑射变成了短兵肉搏。右贤王带数百骑突围逃走，其余“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都被汉军俘获。这是汉军以骑兵冲击战术对匈奴主力的首次胜利，卫青也因此被授予“大将军”之号。
战例二：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指挥了对匈奴的第七次远征。此行汉军骑兵万人出陇西向西北，直指匈奴西道。史书未记载此战具体过程，但抄录了汉武帝嘉奖霍去病将士的诏书：“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这里“合短兵”明确指出霍去病采取的战术，是和匈奴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连用“杀”“斩”“诛”三个动词，也在宣扬汉军用的是短兵而非弓箭。在汉廷和汉军将士看来，这种短兵肉搏战显然比骑射更富于勇武精神。至此，中原骑兵已经超越了战国以来惯用的骑射战术，同时也具有了独立作战的战略职能。
战例三：汉军对匈奴最大的一次远征，在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出击，搜寻远在漠北的单于主力。匈奴人侦悉了汉军动向，单于决定乘其远来疲惫予以全歼。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两军相遇后，卫青“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双方骑兵展开决战。当时已近黄昏，“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两军在暗夜和风沙中展开混战，“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挐，杀伤大当”。《史记正义》引《三苍解诂》云：“纷挐，相牵也。”即双方军队胶着混战，厮杀肉搏从马背打到了地面上。暗夜和近距离肉搏使匈奴人的骑射技艺无从发挥。第二天清晨汉军统计战果时，“捕斩首虏万余级”，单于则乘夜脱逃。同时，霍去病所部与匈奴左贤王部遭遇，斩首更多达七万余级，但具体作战过程不详。匈奴此后几乎无力再侵犯汉朝边境，而汉军已完全掌握战争主动权，继续对匈奴进行远袭打击。
战例四：征和三年（前90年），汉军三路出击匈奴，其中御史大夫商丘成率三万余汉军，在班师途中被三万匈奴骑兵追上，双方激战九日，汉军仍旧采用骑兵正面冲击“陷阵”的战术，杀伤大量匈奴兵，终于将其击退。

由于《史记》等文献对当时战争少有正面描写，许多战术细节的复原只能求诸考古材料和后世文献。战术转型首先带来了骑兵武器的变化：长戟取代弓箭成为汉军骑兵的作战兵器。长戟是秦汉步兵的普遍装备，所以这种技术移植比较便捷。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用长戟冲刺敌人可能将自己也顶下马背，但这对敌人造成的损失毕竟更大。关于中原骑兵与游牧骑兵作战的具体细节，在东汉画像石中能找到一些参考。比如山东孙家村、孝堂山画像石表现的，正是用戟和弓箭的骑士互相作战的场景。

孝堂山画像石表现的战争场面更大。以所用兵器和战斗形势来看：左方的骑士中持弓箭者四人，持戟者至少五人；右边的骑士可辨认者三人皆持弓箭，另有至少三人已战死或正在被杀（被左方一位持长戟骑士刺死），且右边骑士身后还有大量徒步持弓箭者。另外，右方步、骑兵都戴尖顶帽，一位身份较高的人物旁边还有“胡王”二字榜题。故左边骑士应为中原军队，右边则为匈奴等北方民族。这和孙家村等画像石一样，都代表了中原骑兵用长戟和冲击战术击败草原骑兵的战斗场面。另外，这些汉画像石中的骑兵都是没有马镫的。耐人寻味的是，卫、霍二人针对匈奴人优势开创这种全新战术，和他们并不熟悉马背游牧生活、也未曾熟练掌握骑射技艺有直接关系。在参与对匈奴战争之前，卫青、霍去病都没有太多军事素养和战争实践，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外戚受武帝重用。卫青年少时曾为主人平阳侯夫妇充当“骑奴”，这是他仅有的作为骑兵的训练；武帝还曾让霍去病学习“孙吴兵法”，但霍去病回答：“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缺少“传统”的包袱拖累，恰恰是他们创新的优势所在。

四、东汉和三国时期骑兵冲击战术的发展
东汉初的战争中，骑兵作用上升，刘秀的骑兵担负了一种全新的职能：冲击敌军步兵主力。《后汉书》中，刘秀的骑兵习称“突骑”，可能就和这个新职能有关。比如景丹带两郡突骑投奔刘秀不久，就参与了刘秀对王郎的战斗。王郎步兵主力先强攻进刘秀军营垒中，造成刘秀步兵溃散，这时：
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追奔十余里，死伤者从横。丹还，世祖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骑兵打击步兵主力并取胜的战例，这是史书记载中比较早的一次。刘秀起兵已经数年，似乎也极少见到骑兵击败步兵的壮举，才会有此感叹。不过，当时马镫尚未出现，骑兵强行冲击时自身的落马风险也比较大。刘秀骑兵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和对方步兵缺乏训练、素质低下有关。比如耿弇刚获悉王郎起兵时说：“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王郎等河北武装大都是乘乱世而起的草寇，缺乏严格的组织和训练，面对奔驰而来、声势浩大的骑兵时很容易作鸟兽散。

当时骑兵如何使用冲击战术，《华阳国志》中有一处记载比较具体。刘秀派吴汉、臧宫入蜀灭公孙述，决战成都城下。双方步兵主力进行了几乎一整天漫长的对峙，其间发生过数次交战：
……自旦至日中，（公孙述军）饥不得食，倦不得息。日昃后，述兵败。汉骑士高午以戟刺述，中头，即坠马，叩心者数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
可见在一天的苦战后，公孙述兵败退，吴汉的骑兵乘机冲击刺死公孙述。《后汉书》对此战的记载作：“汉使护军高午、唐邯将数万锐卒击之。述兵败走，高午奔陈刺述，杀之。”“奔陈”即驰马冲入敌军阵中，和《史记》刘邦时代的“陷阵（陈）”同义。这种骑兵用戟冲击敌军的做法当时已经颇为普遍。灭公孙述之前，汉军耿弇、马武等进攻陇西隗嚣政权，初战失利被隗嚣军追击，“（马）武选精骑还为后拒，身被甲持戟奔击，杀数千人，嚣兵乃退”。武威雷台东汉末期墓中出土的铜战马骑兵有执戟和矛两种，刘秀时骑兵则未见有用矛的记载，说明矛在东汉时期骑兵中推广较晚。值得注意的是，对公孙述和隗嚣的这两次战斗中，骑兵都是很晚才派上用场：公孙述军已经发生溃败时，骑兵才发起冲击解决战斗；而汉军与隗嚣的首战骑兵也没有参与，只是在被敌军追击急迫时才发起反冲击。这也说明当时骑兵强攻步兵主力仍有相当的难度和危险，所以一般选择在敌步兵已经作战较长时间，军阵队列松动的时候，才从侧翼或后方发起攻击。因为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冲击敌军战斗力最强的正面比较危险，却可以选择敌军比较薄弱的侧、后方进行突破，达到冲散敌队列的目的。再如刘秀军与河北的彭宠作战时，彭宠主力据守河流挡住汉军正面，同时“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后”，大败汉军。建武四年，周建、苏茂军乘胜攻击马武，与马武同行的王霸“乃开营后，出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乱败走”，为马武解除了威胁。

到了汉末三国时期，这一时期骑兵对步兵的战术运用更为广泛，已经取得了对步兵的技术优势。骑兵从此不再是陆战的辅助力量，职能也不再局限于战术性的侦察、袭扰和追击，而是成为和步兵一起决定陆战胜负的主力兵种。

三国时期战争的一大特点就是骑兵将领大量出现
汉末到三国的战争中，伴随骑兵成为陆战主力的是一代名将的崛起，他们特别擅长骑马冲击作战，经常冲杀在战场第一线。回首此前的战争，我们很少能找到以亲自披甲上阵、与敌军肉搏血战而著称的将帅。【图片】因为在从战国到东汉的战争中步兵都是战斗主力，将帅的主要职能是用旗鼓等方式指挥步兵方阵以适当的方式移动接敌，很少有机会亲身投入到徒步的搏杀当中。而骑兵主要采用骑射战术，骑兵军官即使愿意亲自出击（如李广），也不会和敌军直接交手肉搏。但当骑兵冲击步兵的战术广泛采用后，将帅骑马亲自参战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因为骑兵冲锋速度快，高速奔驰的队列不能沿用步兵的指挥方式，所以骑兵统帅只能亲自参与冲锋，以便随时指挥高速运动的部属，普通骑兵则随时观察和追随统帅的旗帜，以此实现骑兵部队的统一行动。其实，这种高速集群作战方式在春秋时期的车战中已经非常普遍，因为高速战车同样需要统帅冲锋在前，以身作则进行“示范式”的指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春秋列国的君主、统帅频频出现在战场搏杀的第一线，伤亡或者被俘的情况都不少见。六百余年之后，随着战马再次成为战场主角，这种场面又频频出现在三国战场，历史由此进入了另一个马背上的“英雄时代”。

当然，并非汉末三国时期的所有军事统帅（或者说割据势力的军阀）都是合格的骑兵军官。他们大体分两种情况：一种出身承平时期的文官系统，如曹操、袁绍、袁术、刘表等人，后来即使成为统帅也较少亲自参加战斗；另一种则出自基层军官，比如孙坚、吕布、公孙瓒、马超等人，经常骑马冲杀在战场第一线。不过这也和个人风格有关，比如公孙瓒地位升高后就较少亲自作战，而孙策、孙权兄弟即使已经成为统帅或皇帝，也依旧保持着亲自冲锋陷阵的习惯。
为了便于冲击作战，东汉末骑兵的普遍装备已经是长矛而不是戟。内战爆发前，公孙瓒与鲜卑骑兵的一次遭遇战，可以让人重温汉军骑兵与游牧族激战的场景：
瓒……尝从数十骑出行塞，见鲜卑数百骑，瓒乃退入空亭中，约其从骑曰：“今不冲之，则死尽矣。”瓒乃自持矛，两头施刃，驰出刺胡，杀伤数十人，亦亡其从骑半，遂得免。鲜卑惩艾，后不敢复入塞。
东汉末的大规模内战中，骑兵将领之间的马上肉搏战也时有发生。比如吕布与董卓旧部郭汜的一场战斗，两将约定单独决战：“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遂前救汜，汜、布遂各两罢。”另一场决斗发生在马超和阎行之间，“行尝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挝超项，几杀之”。值得注意的是，郭汜、马超、阎行都是关西军人：马超是右扶风人，郭汜张掖人，阎行金城人，似乎这种骑士单打独斗的风气在西部比较盛行。

当时骑兵战斗更多发生在对步兵作战中。和东汉初期相比，这一时期骑兵对步兵军阵的威胁性更大，往往无须等待步兵军阵出现松动，或者步阵没有明显的薄弱方面时，骑兵都会对步兵军阵发起强行冲击。如吕布到河北投奔袁绍后，一起进攻张燕武装：
（张）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匹。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能驰城飞堑，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
值得注意的是，吕布每次冲击所率骑兵数量并不多。这种冲击的主要意义不在于杀伤多少敌人，而是冲断敌步阵的队列和指挥序列，从精神上打击震慑敌军，制造混乱，从而为己方主力发起总攻创造条件。曹操征讨关西诸将时试图渡过渭河建立营地，筑营军队也遭到了马超骑兵的这种冲击：“公军每渡渭，辄为超骑所冲突，营不得立。”关羽斩袁绍部将颜良之战，也是骑兵冲击步兵军阵的经典战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此战颜良虽可能骑马，但关羽必须冲开敌步兵密集的队列才能接近颜良，所以也可以视为骑兵对步阵的成功冲击作战。另外，关羽动作为“刺”，则说明所用武器是长矛，而非演义小说中的“青龙偃月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