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一世充当国王和贵族的调停人, 获得了干涉波兰内政的合法权利, 成为主宰波兰的太上皇。为了保持波兰的软弱状态, 以便以后吞并波兰, 彼得一世拉拢普鲁士国王, 于17 2 0 年在波茨坦签订协定, 共同保证波兰政治制度不容改变。1 7 2 6年, 奥地利也加入了这个保证。总之, 波兰已经成为邻国宰割的对象。恩格斯指出: “ 彼得大帝有步骤地毁坏了波兰, 他的继承者只要伸手去拿就行了” 。不到半个世纪, 叶卡特琳娜二世( 1 7 6 2一17 9 6 )终于实现了她先人的遗志。
波俄两国力量的对比, 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寡, 因为十七世纪中叶, 两国人口几乎相等, 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权的强弱和政治制度的是否巩固。波兰之亡于俄国, 原因之一是由于波兰王权的衰落和贵族民主制的发展, 而俄国则有一个强大的沙皇政权和专制制度。波兰在十四世纪开始形成等级君主制。君主制的机构是由贵族、僧侣、市民三个等级代表参加的议会。这种制度在消灭封建割据、统一国家中起了进步作用。但是, 在波兰从来没有出现过象西欧和俄国那样强大的王权。而“ 王权是进步的因素” , “ 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 （恩格斯: 《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 卷, 第4 8 页。）。自从彼雅斯特王朝终结( 1 3 7 0 ) 后, 王权就开始走下坡路。雅盖洛王朝时期( 1 3名9一15 7 2 ), 等级君主制逐步为贵族民主制所取代。1 5 7 3 年的“ 亨利条例” , 确立了贵族民主制的原则: 国王均由贵族自由选举产生, 国王每二年召集一次全国会议; 未经议会同意, 国王不得擅自决定宣战、媲和、征税等重大事务。自由选王制为贵族的争权和外国的千涉提供了方便。从1 5 7 3年到1 7 9 5年, 共选举了11 个国王, 其中7 个是外国人。外国人当波兰国王, 往往不为波兰着想, 而是为外国的利益服务。当然, 其中也不乏有爱国的和有作为的国王。贵族民主制的产生, 是由波兰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波兰历史发展的特点, 是市民力量过分薄弱和分散, 没有形成团结统一的等级, 而贵族力量的强大却为全欧之冠。贵族在议会中占有绝对优势, 不断迫使国王授予各种特权。随着权力的膨胀, 贵族渐渐与国王分庭抗礼, 甚至凌驾于国王之上。国王由于得不到市民的支持, 在同贵族斗争中, 经常失败。这样, 波兰的等级君主制, 没有象西欧和俄国那样, 发展为绝对君主制, 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演变为独特的以国王为首的贵族民主制。十六世纪是波兰贵族民主制的全盛时期。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叶, 波兰是一个中小贵族占优势的封建共和国, 议会定期召开, 有效地行使立法权, 国王象终身总统那样行使职权。政权比较稳定。出现了象斯· 巴托雷那样杰出的国王。波兰之所以能在立沃尼亚战争中打败俄国, 并在十七世纪上半期保持对俄国的优势, 原因就在于此。随着岁月的消逝, 贵族民主制的落后性和消极性日益暴露。恩格斯指出: “ 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贵族民主制, 例如波兰的贵族民主制, … … 都是属于原始的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形态” 。从发展的观点看, 贵族民主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退现象。
十七世纪下半期, 大贵族控制了国家, 波兰由中小贵族共和国演变为大贵族共和国。6 5 2 年 , 议会通过了自由否决权。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 任何议案都不能通过。在共和国最后一百多年中, 共召开了71 届议会, 其中42 届由于使用自由否决权而被中断。自由否决权导致了中央政权瘫痪。贵族不愿向国家纳税, 造成国库空匮。波兰几乎成为没有军队的国家。大贵族却拥有军队、法庭和行政机构, 形成了地方割据。波兰人的一句名言:“ 波兰靠混乱维持着” , 概括了十七世纪下半期到十八世纪上半期波兰形势的特点。波兰历史家学巴尔达赫, 科学地把这种局面称为中世纪的“ 再版封建分裂” 。 在这种情况下, 波兰被俄国战败, 沦为它的附庸, 最后被它灭亡, 也就成为合乎逻辑的现象。
相对而言, 俄国政治制度的演变, 没有出现过象波兰那样的倒退现象, 而是朝着上升的、前进的路线发展。等级君主制形成于十六世纪中叶, 比波兰晚20 0年, 十七世纪上半期进入全盛时期。十七世纪下半期, 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转变。十八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 确立了绝对君主制。十八世纪下半期, 绝对君主制发展到顶点。
15 4 7年, 伊凡四世自称“ 全罗斯沙皇” , 这是皇权增长的标志。15 4 9年, 为了同大贵族作斗争, 伊凡四世召集了有贵族、僧侣参加的协商会议, 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绥绅会议, 即等级代表会议。凡国家大事均由绪绅会议讨论决定。中等贵族在绪绅会议中起主要作用。后来, 商人的作用不断增加。与西欧各国比较, 俄国的“ 第三等级” 还相当薄弱, 不能与贵族形成均势, 但比波兰的“ 第三等级” 却远为强大。伊凡四世还建立了直属沙皇的政府机构— 衙门制度。但是, 大贵族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控制着贵族杜马, 藐视皇权, 公开反对伊凡四世的立沃尼亚战争。这是俄国在立沃尼亚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为了打破大贵族和封邑王公的反抗, 伊凡四世实行沙皇特辖制, 用恐怖的办法摧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世袭领地, 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力, 加强了沙皇政权。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 混乱” 年代, 沙皇政权又遭削弱, 大贵族势力抬头, 为波兰人侵敞开了大门。米哈伊尔· 罗曼诺夫在位期间, 皇权还不稳固。他自称“ 专制君主” , 但没有贵族杜马, 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皇权不稳固的外部表现是俄国在斯康棱斯克战争中的败北。列宁称十七世纪俄国的君主制是“ 贵族杜马的君主制” 。阿列克塞· 米哈伊诺维奇( 1 6 4 5一1 6 7 2) 在位期间, 皇权获得巩固, 开始向绝对君主制转变。他宜布“ 肤即国家” 。沙皇的无限权力, 反映在16 4 9年绪绅会议通过的“ 会议法典” 上。“ 会议法典” 同波兰的“ 亨利条例” 一样, 规定了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具有宪法的作用。法典规定: 所有沙皇的臣民, 都必须宜誓效忠沙皇, 服役人员还要作特别的宣誓。而沙皇对臣民不承担任何义务。这同波兰国王服从贵族意志造成鲜明的对照。沙皇政权的支柱是军队和衙门。根据1 6 8 0 年的统计, 俄国陆军有16 万, 加上哥萨克军超过20万, 经常活动的衙门有44个。 随着沙皇专制制度的建立, 等级君主制的历史任务遂告完成。从1 6 4 9年以后, 俄国很少召集缙绅会议。1 6 5 3年和1 68 3一1 6 8 4 年的缙绅会议, 是俄国历史上最后几次缙绅会议。1 6 9 9 年, 贵族杜马停止活动。俄国由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转变过程, 也是俄国由弱变强的过程, 是在1 6 5 4一1 6 6 7年战争中击败波兰的根本保证。
彼得一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代表。他通过军事、行政和财政的改革, 完成了由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转变, 建立了空前强大的沙皇政权。列宁指出: “ 沙皇专制制度就是沙皇权力要多大有多大。人民根本不能参加国家的机构和管理国家。沙皇一个人有独揽的无限专制的权力, 什么法律都由他颁布, 什么官吏都由他派” 。通过军事改革, 彼得一世建立了一支近代化的21 万人的正规陆军和11 万人的哥萨克军, 还建立了俄国第一支舰队— 波罗的海舰队。通过行政改革, 用元老院和院代替机构重叠、权限不明的衙门, 加强了中央集权, 通过颁布“ 官级表” , 建立了官僚制度, 培养主要由贵族组成的官吏阶层。列宁称十八世纪俄国的君主制是官僚贵族君主制。沙皇专制制度的巩固, 符合贵族和商人的利益。它的对内职能是镇压人民起义( 主要是农民起义) , 对外职能是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俄国成为穷兵麟武的国家, 成为不只是欧洲各国, 而且也是亚洲各国的祸害。所有的邻国无不遭受到它的侵略, 波兰只不过是俄国霸权主义的一个牺牲品。”
节选自《试论波兰被俄国灭亡的原因》，作者：刘祖熙。
作者介绍：刘祖熙，北大教授，1960年获波兰华沙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波兰共和国骑士十字贡献勋章。
感谢b站手打这片文章的HighK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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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俄国史观的胡扯，政治史论文The_Polish_Nobles_Democracy_between_Ancient_and_Modern专门分析了波兰政治，指出俄罗斯占领波兰后为了合法化占领，专门制造了一批“波兰落后的贵族分权无法对抗先进的君主集权”的神话，可悲的是，很多精神俄国人真的相信了这一套。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period of Golden Liberty was still presented mainly in a negative light, especially during the communist era. The official propaganda called it retrogressive, treacherous, and corrupt. Only in the last decades have new interpretations and studies appeared that seem to be more balanced and appreciative of its original and progressive elements.
在20世纪，黄金自由时期仍然主要以负面的视角呈现，特别是在共产主义时代。官方宣传称其为倒退、奸诈和腐败。只有在最近几十年才出现了新的解释和研究，这些解释和研究似乎更平衡，更欣赏其原始和进步的元素。
32 .波兰贵族的民主，尽管参考了许多经典模式，但似乎已经相当现代了，带有一些自由主义的特征。
在制度层面上，它可以被认为是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混合，包括君主在内的官员。

After the Partitions of Poland (1772, 1793, 1795) Prussia, Austria and Russia tried to justify the fall of Polish kingdom by accusing it of lacking strong and centralized power, as did many Polish politicians and ideologists, particularly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29 They identified the Liberum veto with egoism and anarchy, and regarded the Polish Nobles’ Democracy as a type of illiberal democracy.30 On the other hand, Frederic Schiller, in his unfinished drama Demetrius, presented the Liberum veto as the voice of the reasonable individual against the mindless crowd. In the first scene of the play, Demetrius gives his speech before the Polish diet and the king, where he convinces the monarch, sen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to declare war on Russia. A formal resolution is not passed by the diet because of a veto by Prince Sapieha, but still Poland goes into battle against Moscow. Sapieha accuses the diet of bribery and barely gets out alive. The scene was completely made up, since the first veto was used in 1652, and moreover he failed to present the real procedure. However, the atmosphere of suspicion, the accusations, as well as the quarrels in the Sejm, were accurately presented by Schiller.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unfinished drama was written nearly 11 years after the third final partition of Poland.31
——在瓜分波兰（1772年、1793年、1795年）之后，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试图通过指责波兰王国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来为波兰王国的灭亡辩护，许多波兰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尤其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他们确定了自由主义否决带有利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认为波兰贵族民主是一种不自由的民主，另一方面，弗雷德里克·席勒，在他未完成的戏剧《德米特里厄斯》中，将自由否决权作为理性的个人反对盲目的群体的声音。在戏剧的第一场戏中，德米特里厄斯在波兰议会和国王面前发表演讲，说服君主、参议员和代表们向俄罗斯宣战。由于萨皮耶哈亲王的否决，国会没有通过正式的决议，但波兰仍与莫斯科交战。
Sapieha指控diet行贿，几乎没能活着出来。这个场景完全是编造的，因为第一次否决是在1652年使用的，而且他没有展示真实的程序。然而，席勒准确地描绘了瑟姆的猜疑、指责和争吵的气氛。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未完成的戏剧是在波兰第三次瓜分后近11年写成的。

It is worth emphasizing that the Polish Nobles’ Democracy lasted 350 years, much longer than the ancient Greek form, thus almost as long as the Roman Empire, and above all, much longer than most absolute monarchies. This system was in crisis during its last 150 years, at least, caused by the abuse and misuse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particular, the institutions which had initially been established as guarantees of the people’s (nobles’) rule, by the end served only the interests of the oligarchy (magnates), due to corruption. These institutions had been formed as a means of dialogue, however with time and errors they not only made dialogue impossible, but also enabled many dangerous manipulations and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whole country. The Dusselian idea “el mandar obedeciendo”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principle of Polish Nobles' Democracy. In this context, we would like to quote James Albert Mitchener who, describing Poland at the turn of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wrote: [d]espite this harsh system in which the magnate owned and controlled everything, a kind of rude democracy thrived in Poland, which was always much more liberal than its neighbors.33
值得强调的是，波兰贵族民主持续了350年，比古希腊的形式要长得多，因此几乎和罗马帝国一样长，最重要的是，比大多数绝对君主制要长得久。至少在过去的150年里，由于民主制度的滥用和误用，这一制度处于危机之中。特别是，由于腐败，最初作为人民（贵族）统治的保障而建立的机构最终只服务于寡头（权贵）的利益。这些机构是作为一种对话手段而成立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错误的出现，它们不仅使对话变得不可能，而且还进行了许多危险的操纵，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崩溃。杜塞尔的“人人服从”思想可以被视为波兰贵族民主的原则。在这方面，我们想引用詹姆斯·阿尔伯特·米切纳的话，他在描述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的波兰时写道：尽管这种由大亨拥有和控制一切的严酷制度，但一种粗鲁的民主在波兰蓬勃发展，它总是比邻国更加自由。33

波兰黄金自由的意识形态基于古代思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和波利比乌斯的权力平衡）、基督教的个人独立理论、阿奎那的反对权理论、宿命论以及波兰神话和历史。贵族们认为自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接受过亚里士多德的《理工》和古罗马作家的教育，尤其是西塞罗。他们认为波兰贵族民主是混合制度（混合制度属）的最佳例子，是共和罗马的延续。他们依赖萨尔马提亚人的神话，有时他们将解释推向极端。例如，波兰方济各会修道士、作家、作曲家和非正规波兰-立陶宛轻骑兵部队牧师沃伊切赫·德文·neneneba博ł茨基在他的诗歌中赞扬了萨尔马提亚文化，并试图证明天堂在波兰土地上，上帝用波兰语与亚当和夏娃交谈。
The ideology of the Polish Golden Freedom was based on ancient ideas (Aristotle’s theory of politeia and Polybius’ balance of power), the Christian theory of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Aquinas’ theory of the right to oppose, the theory of predestination, and Polish myths and history. The nobility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the Aristotelian middle class. Most of them were educated on Aristotle’s Politeia and ancient Roman authors, especially Cicero. They considered the Polish Noble’s Democracy as the best example of the mixed system (genus mixtum) and a continuation of republican Rome. They relied on the myth of the Sarmatians, and sometimes they pushed the interpretation into the extreme. For example, Wojciech Dębołęcki, a Polish Franciscan friar, writer, composer and chaplain of units of irregular Polish- Lithuanian light cavalry, praised Sarmatian culture in his poetry and, among other things, tried to prove that Paradise was on Polish soil, and that God spoke to Adam and Eve in Polis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