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虽然在哲学上导致了一种理性主义独断论，但是这个体系同时也是对当时在德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虔敬主义神学或信仰主义独断论的猛烈冲击，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发展。与法国启蒙运动最终导致了无神论的结论不同，德国启蒙运动通过对《圣经》的历史考证和理性批判而建立起一种理性宗教。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莱辛力图在理性知识与宗教信仰之间寻求一种妥协，他通过展示上帝对人类实施教育的历史过程，将理性与信仰辩证地统一起来。莱辛试图建立一种实践理性宗教的愿望及其在对立之中实现同一的辨证思想，对于康德、黑格尔等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莱布尼茨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无论是其单子论的本体论思想，还是其"最好世界"的神学理论，都充满了浓郁的理性主义色彩（注：关于莱布尼茨的神学思想，我已经在另一篇文章中详加阐述，在此不作讨论。）。然而在莱布尼茨的唯理论中，却蕴含着理性自身的重大隐患。莱布尼茨为了建立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论体系而把理性片面地发展到了极端，其结果却导致了唯理主义认识论的深刻危机。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莱布尼茨关于单子没有窗口、不发生相互作用，而是按照前定和谐的内在原则自由发展的观点，必然会导致对于经验知识的轻视甚至否定。莱布尼茨虽然承认依据充足理由原则而建立的事实真理，但是这种事实真理只是对于我们这些知觉能力有限的单子而言的，而在上帝这个最高的单子眼里，一切真理都是建立在矛盾律之上的理性真理。换言之，对于感觉经验来说是或然性的东西，对于纯粹理性来说则是必然性的东西。或然性与必然性的差别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它们取决于每个单子自身具有的知觉能力或者表象世界的清晰程度。我们由于不能认识宇宙的最高奥秘，所以只能断定每一个偶然存在的事物都有一个理由，虽然我们并不能完全了解这些理由。但是对于作为整个世界的充足理由的上帝来说，一切事物的创造和存在都是必然的，都是根据矛盾原则而必然地推演出来的。我们从外部朦胧感受到的东西，上帝在其中却一目了然。我们与上帝的差别说到底就在于理性的能力上，因此，只要我们的理性能力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这个提高的过程就是启蒙），我们就有可能像上帝一样，完全依据矛盾律从天赋的观念和原则中推演出关于整个世界的知识（事实上，莱布尼茨就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理性能力！）。这样一来，在莱布尼茨的这种极端唯理论中就包含了一种像休谟的极端经验论中一样危险的因素，这种因素可能摧毁整个知识论大厦。因为既然一切知识都已经先天地包含在内在原则之中，既然真理可以完全撇开经验而通过纯粹的先天分析来推出，那么知识就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而成为先验自我依据天赋观念和天赋原则而进行的一种纯粹演绎。既然"在我们看来是外部世界给我们的头脑留下印象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身上已经有的东西的展开。因此，严格地说，不存在知识，因为知识暗含着被认识者和认识者之间的联系。这就是唯心主义传统在莱布尼茨那里发现自己所处的死胡同。"

但他思想最显著的标记是确信和坚持人类理性能力可以达到形上学领域的确定性，包括上帝的形而上知识。这样的理性主义，表现在他德文著作的标题上，这些标题通常以这样的几个字起头"关于……之理性的观念"（Vernünftige Gedanke Von……）例如：关于上帝、世界、人类灵魂之理性的观念（Rational Ideas of God,the World and the Soul of Man,1719），而他的拉丁文著作收在一块称成"理性的哲学"（Philosophia rationalist）。……当康德讨论到形上学或形上学的证明时，通常心中指的就是沃尔夫式哲学，因为在他的前批判时期，他所学习和吸收的正是沃尔夫及其追随者的观念。
沃尔夫哲学体系包括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大部分，理论哲学又包括形而上学--研究抽象的存在本身的理论；理性心理学--关于灵魂的实体性和不朽性的理论；宇宙论--关于形体和世界的普遍学说；理性神学--探讨上帝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学说。沃尔夫的实践哲学则包括自然法、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论中对理性心理学、先验宇宙论和理性神学的批判，基本上都是针对着沃尔夫的理论哲学的；而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关于灵魂不朽的纯粹实践理性悬设，或多或少也受了沃尔夫的道德完善过程无限推进--从今生一直到来世--的伦理学思想的影响（注：柯普斯登指出："康德的观点是人有责任追求道德的圆满，而这圆满不能以有限时间来完成，因此我们注意到对沃尔夫来说，道德的圆满并不是现今可以明确达成的，换言之，人不可能达到他的目的而就此歇息。寻求道德圆满隐含着不停地朝它努力的责任，不停地努力于使冲动和情感在理性的支配下得到完全的谐调，而这种责任共同落在个体和整个人类身上。

与莱布尼茨的宇宙论证明比较起来，沃尔夫的这种证明在内容上并没有任何新颖之处，但是在形式上却显示出一种条理化和规范化的特点，而这种逻辑形式上的规范化特点恰恰表明了沃尔夫哲学的刻板性和非精神性。当沃尔夫使哲学获得了德语的形式的同时，他却使哲学丧失了在德意志思维中特有的思辨内容。
尽管如此，沃尔夫哲学仍然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除了使哲学获得了德语的形式这个伟大的贡献之外，沃尔夫哲学的另一个伟大的贡献在于，它以独断论的理性主义哲学--严格地说应该是一种理智哲学--击败了实力强盛的虔敬主义神学，从而为18世纪中叶以后德国思想界中的哲学对神学、理性对信仰的一般性批判开启了先河。而这种哲学对神学、理性对信仰的一般性批判，就是风靡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的基本特征。与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这些哲学巨擘相比，沃尔夫在思想上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独特建树，但是他却在把莱布尼茨哲学系统化的过程中树立起理性的绝对权威。尽管这种理性的绝对权威是以一种僵化刻板的独断论方式建立起来的，它仍然是对信仰至上的虔敬主义神学的巨大冲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沃尔夫用一种理性主义独断论击败了当时德国思想界中占统治地位的信仰主义独断论。"这种对理性的无限信赖使沃尔夫形成为学者的哲学奠定了基础的关于人的乐观主义的观点……路德宗的Deus absconditus（隐而不显的上帝）为理性可理解的上帝所取代，因此，存在着以理性解决一切世界谜团的希望。"（注：Hans Wolf,Weltanschauung der deutschen Aufkl rung，p.113，转引自[美]维塞尔著：《莱辛思想再释--对启蒙运动内在问题的探讨》[M]，贺志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注释76。）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沃尔夫成为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推动者。

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所倡导的理性至上原则在德国知识界里引起了一股与法、英等国不尽相同的启蒙思潮，这股思潮更由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对于宗教信仰的宽容态度以及对于启蒙运动的热衷而得以迅猛发展。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在哲学上是莱布尼茨-沃尔夫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神学上则深受英国自然神论的影响。（英）托兰德曾在18世纪初期访问过汉诺威和柏林的王室，（英）廷德尔的"自然神论的圣经"--《基督教与创世同样古老》1741年被译为德文在德国出版。与法国老一辈启蒙思想家一样，德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几乎都是自然神论者，例如莱马卢斯、门德尔松、莱辛等人，虽然他们各自的思想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当康德把德国启蒙运动推向顶峰时，他也在理论上终结了自然神论，正如休谟把英国经验论发展到极端时也为自然神论掘下坟墓一样。另一方面，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于促进德国启蒙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腓特烈大帝对培尔非常推崇，正是由于受培尔的宗教宽容思想的影响，腓特烈大帝才解除了虔敬派神学家和其父对沃尔夫的诬陷和迫害，重新将沃尔夫请回了哈勒大学。1750年，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伏尔泰应腓特烈大帝的邀请访问了柏林并在那里住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位名满欧洲的思想家的到访极大地推动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发展。
　　 与慷慨激昂的法国启蒙运动不同，德国启蒙运动始终保持着一种理性的审慎态度，它对基督教的批判远远不如法国启蒙运动那样激烈，但是却比后者更加深刻。德国启蒙运动最初表现为对圣经的历史考证和理性批判，当法国启蒙主义者以一种嬉笑怒骂的方式将圣经斥为一堆无稽之谈的大杂烩时，德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却以德国人特有的严肃认真态度对圣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历史考据。"德国唯理主义起先还是接受圣经的见证，并只坚持使圣经权威更稳固的基础要建立在那为启示所接受的理性上。然而很快地就发觉，要揭开上帝的奥秘人类的理性还是不够充足，但是为了使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他们开始臆测，谓圣经乃古旧的书，可能包含合于写作时代背景的错误的教义言论，以及不能追溯其源头的神秘事件和传说。唯理主义高举人的理性，使之成为启示的宗教至高无上的审判官。一个不能被人的理性所理解的教义必须从圣经中废弃。如此的作法一旦开始，最后终将导致所有的信仰完全丢弃的局面。

从18世纪中叶开始，唯理主义的哲学思想在德国神学界推动了圣经考据学或圣经解释学的发展。莱马卢斯（H.S.Reimarus，1694-1768）、欧内斯蒂（J.A.Ernesti，1707-1781）、塞姆勒（J.S.Semler，1725-1791）等人开创了一种对圣经的历史批判方法，这种对圣经的批判性学术研究被人们称为"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它在德国思想界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施莱尔马赫、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圣经解释学。莱马卢斯等人像斯宾诺莎一样，坚持用理性作为唯一的武器来判断圣经所载历史事件的真伪，他们对圣经的研究结果是：旧约中记载的神迹和预言全部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思想环境而杜撰出来的骗局，新约除了有关道德的劝诫之外，全是一些迷信的纪录。在原题为《为理性的上帝崇拜者辩护》的手稿中（注：莱马卢斯的这部手稿长达4000多页，其中充满了对基督教极具批判性的激进思想，莱马卢斯生前不敢发表，死后才由莱辛以匿名的方式发表了其中的部分残篇。），莱马卢斯对圣经中所记载的种种奇迹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例如，《出埃及记》中关于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帮助下穿越红海的奇迹，按照莱马卢斯的计算，300万以色列人如果十人一排行进，整个队伍的长度达180英里，至少需要9天的时间才能穿过红海，而《出埃及记》中耶和华排开海水变成一条通道让以色列人穿过的时间却只有一夜（注：《圣经·出埃及记》，第14章，第21节。）！在对新约的考据中，莱马卢斯通过历史批判方法表明，耶稣的死而复活完全是一个骗局，那个名叫耶稣的人只不过是一个末世论的犹太狂热分子，他在十字架上高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注：《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第46节。）恰恰说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对于传统基督教所宣扬的信仰主义的观点，莱马卢斯像一切启蒙思想家一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他看来，让理性屈从于信仰是对人类尊严的极大玷污，也是对上帝本身的极大亵渎。他写道："坦率地说，哪怕借助于词语索引，我也没能在我的整部《圣经》中找到这个权力要求（即把理性囚禁在对信仰的服从之下）；我常常感到惊奇，我们的《圣经》学者们怎能如此胆大，竟然把它冒充上帝的要求教给我们人。"（注：莱马卢斯：《为理性的上帝崇拜者辩护》，残篇（莱辛编），第七集。转引自[美]维塞尔著，《莱辛思想再释--对启蒙运动内在问题的探讨》[M]，贺志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5页。）莱马卢斯甚至认为，亚当和夏娃之所以堕落，"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运用理性"，人正是由于放弃了理性才背离了上帝（注：18世纪德国启蒙思想家门德尔松有一段名言："作为上天之最高贵的赠物，放弃运用自己的理性的人，贬低了自己的天性，使自己成为像动物一样本能的奴隶，并且侮辱了他自己的此在的创造者！"而康德对于启蒙的理解就是："敢于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莱马卢斯这部巨幅手稿的残篇在1773年由德国伟大的美学家和文学家莱辛（G.E.Lessing，1729-1781）以匿名的方式出版，当时莱辛正在沃芬布特尔的布伦斯维克公爵图书馆里担任图书管理员。莱辛本人对于这部《残篇》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敏感地意识到莱马卢斯的唯理主义的圣经考据学将可能导致无神论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与莱辛本人的基督教信仰相冲突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莱马卢斯对基督教教义的历史批判有助于将那些外在性的和虚假的东西从基督教的精神内核中分离出来，从而使人们可以站在一种启蒙理性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基督教信仰的历史合理性。莱辛在他所出版的莱马卢斯《残篇》的后面附上了一篇"编者的反建议"，表明了自己对于莱马卢斯的唯理主义宗教观的既赞同又保留的态度。莱辛认为，莱马卢斯对于圣经文字的历史批判充满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圣经中记载的许多神迹和预言，在当今的理性时代看来确实是荒诞不经的。但是，"文字并非精神，'圣经'并非宗教。因此，针对文字和圣经的反对意见，也并不是针对精神和宗教的反对意见……而且，在圣经存在之前，就已经有了宗教。在福音书作者和使徒写作之前，就已经有了基督教。……这种宗教并不是因为福音书作者和使徒的传授而成为真实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是真实的，他们才传授它。书写成文的传统，必须根据其内在的真理性来解释。"（注：《莱辛神学著作》，转引自詹姆斯·C·利文斯顿著：《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M]，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在莱辛看来，对于圣经文字的理性批判并不能成为否定基督教在道德实践方面的价值的根据。圣经中确实充满了谬误，但是基督教在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却曾经促进了道德的发展。如果说莱马卢斯侧重于从理性的角度来揭露基督教信仰的荒谬性，那么莱辛则坚持把基督教信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区分开来，试图站在一种辩证的立场上来看待基督教信仰的历史合理性。
　　 《残篇》出版后，莱辛的"反建议"与莱马卢斯的思想一样招致了正统派神学家们的强烈反对，为了回应正统派、尤其是汉堡的路德派牧师约翰·歌策（Johann Goeze）的攻击，莱辛一连写了11篇论战文章，以《反歌策论》为名公开发表。在这些文章里，莱辛从莱布尼茨关于理性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区别出发，得出了"历史的偶然真理绝不能成为理性的必然真理的证明"这一结论，从而说明了圣经中关于神迹和预言的历史见证并不足以构成基督教真理性的有效证据。

但是就其基本的思想倾向而言，莱辛确实试图运用一种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来解决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他虽然不像黑格尔那样严谨，也未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但是在力图实现对立面的同一方面却是与黑格尔完全一致的。事实上，自从艾克哈特以来的整个德国哲学传统中都表现了这样一种在更高的思想境界中追求对立面的同一的基本倾向，这种更高的思想境界就是思辨的或辩证的思维。莱辛对待信仰与理性关系的辩证态度典型地表现在他对基督教信仰的历史合理性的思考中，在《论人类的教育》一书中，莱辛把英、法式的静态的经验理性和反思理性提升到一种历史理性的高度，从而表明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既不是先验的，也不是终极性的，而是在经验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获得、而后又逐渐丧失的。雅可比（Jacobi 1743-1819）在一本记载他与莱辛对话的书中写道："莱辛不能接受一个位格的、绝对无限的本质的理念，这个本质永远不变地享受自己至高无上的完善。他将这个理念与无限的寂寥这个观念联系起来，这使他感到骇怕和痛苦。"（注：《莱辛思想再释--对启蒙运动内在问题的探讨》，第199页。）同样，在莱辛看来，基督教作为一种启示宗教，其真理性也并非超历史的和一成不变的。莱辛既不像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把基督教看作是自然宗教的彻底堕落，也不像英国自然神论那样试图把基督教的本质还原为自然宗教，而是认为基督教是人类走向道德完善（自律）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发展环节，它所包含的真理既非最初的，亦非最后的，只适应于人类的道德教育和理性启蒙活动中的某一个历史阶段。在莱辛看来，宗教信仰或启示作为上帝对人类进行教育的一种基本手段，其首要目的就是促使人类道德走向完善，因此它的内容和形式都要随着人类道德水准的提高而不断变化。上帝根据人类所处的不同历史环境而给予人类不同的启示，这些启示都是与人类当时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相适应的。正如在一个人受教育的不同时期要使用不同的课本一样，上帝这个最伟大的教师也在人类成长的不同阶段向人类颁布了不同的宗教信仰。"正如教育不可能一下子教会人一切东西，上帝在启示时也必须把握某种进度、某种程度。"

@子蔚论墨 你对莱辛的部分感兴趣就给你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