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建军
我1993年调到清华大学水利系工作，之前与张光斗先生没有过接触。因为参与三峡工程科研，常常带着问题向张先生汇报。长期交往，对他比较了解，也比较谈得来。他常说：“周建军是我的小朋友，我们的观点容易接近。”近年来，在身体和行动都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他还常打电话叫我去他甲所的办公室或家里，讨论有关三峡导流底孔等问题。但是，在我和他的接触过程中，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几件小事：
　　记得1995年前后，清华大学泥沙试验室都在为三峡枢纽通航建筑物布置研究而努力工作。张先生常问起我们的进展，我们也常去向他讨教。
　　三峡上游引航道布置和内部波动与冲沙方案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当时，我根据数学模型计算论证提出了一个方案。我就去他在工字厅后面的老办公室向他汇报。谁知道，他的反应非常犀利，我还没有讲完内容，就被他抓住了一个问题，把我批评了一通。当时，我也是血气方刚，认为有理可以走遍天下。我就和他顶撞起来，还说了几句重话。这一下，老先生更是恼火，把我轰出了办公室。事后我非常后悔，他是老前辈，我怎么能这样顶撞他呢？但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天后，正当我在回忆他的意思、考虑修改方案的时候，突然收到他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他用颤抖的手、歪歪扭扭地写了大约一页纸，他居然在信中向我表示歉意！他说他态度不好，希望我不要介意。他又说他是凭经验看问题，认为我的数据可能有些问题，但方案的主要内容还是可取的，并详细给我讲了他的意见。

这时的张光斗先生已经是85岁高龄，他是大家公认的学术泰斗，他向我这么一个35岁的年轻人承认自己错了。我根本就不敢相信！
　　这是我从内心尊敬张先生的真正开端。后来无论他批评或表扬我，我都愿意用心里话和他交流，与他之间的交流成为我很美好的回忆。
　　张先生比较爱管闲事。什么事，只要他感兴趣，总要向别人写一段意见或建议，还寄给别人。对国家大事，他更是积极发表观点。他发现我也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所以，常能和他能聊到一起，讨论一些国家大事。比如：关于申办奥运会的问题，中国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差别和问题，北京、上海是否有必要建设得这样豪华，国家应该把钱更多花到农村去，农业用水是否该交钱等等。有一次，我问他：“您管这么多事情，怎么知道你讲的就一定正确呢？”
　　张先生很郑重地给我讲：不但是对这些问题，即使是在我们最熟悉的工程和技术领域中，许多问题靠我们的认识和试验判断，都不一定能够完全正确。但是，在没有更好办法之前，有些问题也是必须要做的，发生错误是难免的，这没有办法，人的认识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要真心做事，而且要把握几个原则：讲话和做事的前提要为国家和人民好；所讲的话一定要发自内心，自己都没准的东西绝对不能讲；更重要的是，一旦发现讲错了，就必须马上改正，不要顾面子。

张先生真心做事的原则使我在科研和参政议政等方面受益匪浅。因为有了这样的原则就可以坦荡和勇敢地面对问题和挑战。还记得在和他一起研究三门峡工程去留问题期间，张先生还给我讲：对科研和工程中的重大问题，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们只有建议的权利，没有资格去决定任何东西，但是领导需要一句真话。他的这句话成了我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去做事的角色定位。
　　张先生对我们这些年轻教师表面上很严，批评居多、表扬偏少。但是，我能感受到他内心对我们十分爱惜。2002年换届后，我开始在民主党派和全国人大等承担了许多社会工作，社会活动确实占掉了我大量的工作时间。对此，我始终没有敢亲口向先生讲。一次去他甲所办公室看望他，他抱怨我很久没去了。我推说太忙。他便挖苦我说：“周建军现在了不起了。”我只好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最后他讲：“周建军，你骑马太多，不好。要把精力放在学术上。”这虽然是一段批评，但我切实感到了先生的关怀。
　　多年来，自己能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得到了许多像张光斗先生这样杰出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指导、影响和感染，学习他们的为人之德、治学之道，这是我最大的幸运。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和敬业、踏实的品德和作风，更是我们年轻一代永远的精神财富。

罪人一个

黄万里老先生千古

替黄老先生不值

张光斗是罪人